 当我走进弄堂，就发觉有点异样：自家窗口对面住房的墙上，一片明亮的灯光，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因为在那个年代到晚上九点钟还把楼上楼下的电灯全部打开，是一种可耻的浪费行为。正在奇怪，又听到从弄堂里黑呼呼的窗口传来低低的话音：“看，回来了，回来了。”我四下张望，发现许多窗口都有人朝我家方向张望着、窃窃私语着。我赶紧再注目细看我家窗口对面的墙上，岂止是二楼、三楼的窗口一片通明，还可以看到晃动的人影呢！再定睛一看，平时晚间没有什么人活动的二楼亭子间，竟然也是灯光大亮！难道……难道出事了？抄家了？…… 容不得我再看、再想，我已经来到自家后门口了。一打开门，就是刺目的灯光，上楼的楼梯也是灯光通明，平时堆放杂物、很少打开的小搁楼也是灯光大作。我上楼时经过小搁楼，看到有人在里面翻查平日里不去翻动的一些书籍，不时挑出一些扔到楼梯上……。无需继续置疑了，我家正在被“采取革命行动”——抄家。 我的脑海里刹那间一片眩晕，担心多日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不知所措地走在楼梯上，到了二楼，环顾四周，只见前楼和亭子间都有人专门看守着。我朝前楼房间扫视了一下，只见房间里所有橱柜都已经翻乱，没法关上门了，就连平时我们几个小孩子放书本、放学习用品的地方，也是一片狼藉。不过，抄家的“主力”已经到三楼我爸妈的卧室里去了。可以不时听到楼上传来急吼吼的呵斥、叫嚷。 来者是我爸妈工作单位里的“红卫兵”。虽然那个单位不是学校，但是也有佩戴“红卫兵”袖章的“革命小将”。我不记得“红卫兵”对我嚷嚷了些什么，只记得他们让我和弟弟妹妹到一边去睡觉，不准说话。我毕竟还小，提心吊胆地躺在床上，还是睡着了。到张开眼睛的时候，只听见嘈杂的脚步声和刺耳的说话声，那些人正在打点“战果”，准备“班师回朝”……。 折腾了大半夜，幸好没有私藏金银财宝、“变天帐”之类的严重问题，抄走了一些书籍、手稿。虽然没有照当时的做法在里弄里召开“现场批斗会”，但“黑帮分子”“三反分子”“反动权威”的身份就此公诸于众，本来在邻里众人心目中文质彬彬的“读书人”一夜之间成了“文化大革命”揪出来的“坏蛋”。 那个夜晚，使我的爸爸无言以对，他一直认真研读《十六条》及诸多社论，可是面对如此这般的“革命行动”，只能连连发出“没有想到”“难以想象”的怨言。当然，绝对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前流露此等抵触情绪。 那个夜晚，使一家人陷入惶恐不安的无尽深渊之中，因为当时对“阶级敌人、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动”多半还包括“扫地出门”、至少是“紧缩住房”的内容，然而这一项行动并未立马到位，拖拖拉拉，就像是架在脖子上、又不知何时会落下的铡刀。 那个夜晚，使我幼小的心灵背上了沉重的枷锁。当初，《十六条》发布以后不久，学校里各班级纷纷按照该文件的说法选举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我这个连任四年少先队中队宣传委员因为能够写一手不错的毛笔字而被选入班级的文革小组。那晚被抄家后，第二天，我仍然像往日一样去学校“参加运动”，可又不知道“事发”之后何去何从，就找到班级文革小组的一个同学，主动汇报了昨夜的“剧变”。那位同学大我一岁多，比我老练一些，得知我家并无“私藏金银财宝变天账”之类的“严重问题”，就没有大肆声张和公开渲染。然而，同班同学都住得不太远，很快有好事者“闻风而动”，结伴而行，到我家住地“一睹为快”……。尽管那次抄家的“红卫兵”没有留下大字报把“反动罪行”公之于众，但抄家对我和全家的打击仍然是毁灭性的，我家的“黑色”公开了，无法掩饰，暴露无遗，我在同学中的颜面荡然无存，在班级里再也抬不起头来，成了被刮目相看的“黑×类子女”，成为始终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十六个月后，1968年1月11日，全家终于被“扫地出门”，紧缩住房，“接受改造”。又十个月后，1968年11月19日，我“自愿”报名“插队落户干革命”。再十六个月后，我弟弟又“一片红”去了江西兵团农场……，这一系列的日子都会追溯到1966-年9月6日那个晚上。漫长的十余年里，老少三代，饱受凌辱，历经艰辛，家破人亡……。9月6日，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回眸那个岁月，并不是重揭伤疤，沉浸于痛苦的回忆之中；而是要牢记教训，反思历史，反省自我。当初我们无法抗拒、没有选择，那么，今天我们应该做什么？ 在网上读到一段话，据说摘自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的序言，写于1996年。我手头没有该书，无法核实，但是不管是谁写的，我觉得说的在理，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尽管灾难已经过去，谁对这些无辜的受难者负责？无论活人还是死者，对他们最好的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的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再重蹈覆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不管时代曾经陷入怎样地荒唐狂乱，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活着，也为下一代死。如果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远再不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那么，我们虽然大不幸也是活得最有价值的一代。 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文革不过１０年，已经很少再见提及。那些曾经笼罩人人脸上的阴影如今在哪里？也许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种可爱的愚昧。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我时时想过，那场灾难过后，曾经作恶的人躲到哪里去了？在法西斯祸乱中的不少作恶者，德国人或日本人，事过之后，由于抵抗不住发自心底的内疚去寻短见。难道文革中的作恶者却能活得若无其事，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我们民族的神经竟然这样强硬，以致使我感到阵阵冰冷。但这一次，我有幸听到一些良心的不安，听到我期待已久的沉重的忏悔。这是恶的坚冰化为善的春水流潺的清音。我从中获知，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嫉、怯弱、自私、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虔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可怕的动力。它使我更加确认，政治一旦离开人道精神，社会悲剧的重演则不可避免。…… 无情的岁月表明，文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灾难性的历史从来就有两个含义，即死去的历史和活着的历史。死去的历史徒具残骸而不能复生，活着的历史则遗害犹存。活着的历史属于现实，死去的历史才是一种永远的终结。但终结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却，不是佯装不知；而是冷静的反省与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灾难的句号化为一片良药时，我们才有权利说文革已然终结了。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