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秀松1931年在莫斯科
 任弼时年轻时的照片  大沽路团中央纪念碑  《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 均资料照片 吴基民 在上海成都北路大沽路口，有一座造型奇特的纪念碑，它是一面宽大的墙。墙面由灰白色的旧砖砌成，墙体上有三扇石库门，显示着这儿原来有三套连排的石库门民居，门牌号码是大沽路356号至357号。墙上挂着纪念铭牌，铭牌上写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团中央的机关是哪一年设立在这里的？在这里又曾经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追求新思潮的有志青年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非常重视青年运动。1920年8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最年轻的成员、原浙江第一师范学生俞秀松，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与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共8人发起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 当时中国青年追求新思潮的气氛十分浓烈。为了掩护青年团的革命活动，并便于输送革命青年赴苏俄学习，党组织还在新渔阳里6号办了个外国语学社，杨明斋为负责人，俞秀松任秘书。俞秀松在讲课的过程中，逐步发展了包括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梁柏台、陈为人、何今亮（即汪寿华）、李启汉、李中等30余名团员。之后团员逐渐增加到2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由外国语学社安排赴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还有相当多的团员回到自己的家乡从事革命活动，筹建青年团。 1921年3月，当时全国已有团员千余人，于是在上海便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俞秀松担任书记。就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紧锣密鼓地筹办召开全国团组织的代表大会时，俞秀松接到了莫斯科少共国际发来的邀请函，请他派代表参加少共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1年4月1日，俞秀松在自己的家书中说：“上海的朋友们推举我为留俄学生代表之一，而且推举我为中国赴俄京第二次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的代表。”等到俞秀松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以后，又接到陈独秀的电文，指派他和张太雷一道参加于当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一去就是半年。召开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事就延迟了下来。 1922年初，由于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施存统被日本警视厅抓去，关了十余天，最后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负责人。从安全的角度考虑，陈独秀与施存统等一致认为，在新渔阳里6号再设立团中央的领导机关已很不妥当。于是便租借了1915至1916年才建成的大沽路356号和357号两幢单开间的石库门房子作为团中央机关的所在地。 施存统就住在356号这幢房子的二楼。357号的二楼也搁着几张床，可供外地来沪的同志暂时居住。施存统每周都要开一次团员大会，参会的人多，经常把天井也挤得满满的。 3月6日，中共广东支部的负责人谭平山写信给施存统，建议团的一大“大会地点，如能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自由”。此刻，香港海员大罢工刚刚取得胜利，广州工人运动正蓬勃发展起来。施存统采纳了谭平山的意见，决定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大放在广州召开。 1922年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1925年1月起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施存统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张太雷、俞秀松、蔡和森、高尚德等当选为执行委员。5月15日，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出版专号，集中刊登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等文件，大多数出于施存统之手。 施存统是俞秀松的同学，也是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他当选团中央的书记之后，几乎吃住都在大沽路356号团中央的机关里。他文笔极好，干劲冲天，团的机关刊物《先驱》几乎都是由他一个人负责编辑的。回到上海以后，他传达了团的一大的决议、宣传团的工作，356号和357号团中央几乎天天门庭若市，动静过大，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6月9日清晨，租界当局的警察突然上门，查封了大沽路356号和357号的团中央机关。之所以清晨出动，本想将施存统堵在屋内一网打尽的。没想到施存统为了赶稿，一夜没睡，在二楼小晒台上动动筋骨，刚想回房休息，发现情况不对，匆忙翻墙跳到355号的晒台，从别人家屋子的后门逃走了。6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说“昨晨接公廨禀称，在大沽里查悉三百五十六、七号屋内，有人设上机关”“陈列各种书籍报纸，往往各学生入内阅者，不取分文”“书报中所述，均系过激主义”，于是团中央决定关闭大沽路上的机关。 沧海桑田。一百年过去了。在当初的原址上，建立起了这一堵墙，表达了人们对这段历史深深的怀念。 《中国青年》创刊 施存统作为《先驱》的主编，从撰稿、排版到印刷厂印刷、校对几乎是一个人包办。甚至一个人上街去撒传单。他的工作自然是万分辛苦，但组织的巩固与发展工作渐渐停顿了下来。而不少外省市新成立的团组织，也不知道去哪儿与团中央联系。1923年2月1日出版的《先驱》终于承认：“中央现在欲急速解决本团种种问题，感觉有提前召集第二次全国大会的必要，所以议决于1923年3月间开第二次全国大会。”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先驱》从1923年2月1日起连载了施存统的文章《本团的问题》，同时还刊登了各地团组织对开好这次大会的提案与建议。但开会的地点始终定不下来。先是上海，但无论租界、华界对中共党团的活动都已经“十分关照”（引自法租界巡捕特级督察长薛耕莘《我的回忆》——笔者注）。于是施存统希望到湖南长沙去开……最后还是采纳了邓中夏的意见，到他在“五四运动”期间播下了革命种子、青年革命活动十分活跃的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开会。开会日期也是一拖再拖，先是莫斯科少共国际发来指示，批评中国团领导只注重于学生运动，要求团组织多发展点青年工人，最后终于在1923年8月20日至25日，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的召开虽然一波三折，但是它所取得的成果却十分辉煌。首先在于它通过的“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决议案”中，明确要求中国青年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完全依照共产国际的规定执行：即“政治方面团必须完全服从于党”。这就决定团作为党的助手，在蓬勃开展的革命运动中，成为中国青年中一支不可替代的伟大力量。大会为中国青年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其次，改变原先单打独斗的方式，专门成立了一个编辑委员会，创刊发行《中国青年》杂志，作为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从1923年10月创刊，一直到今天，始终伴随着中国青年的成长。《中国青年》编辑部设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即淡水路）66弄4号。这是一幢单开间的石库门房子，推门而入便是天井，然后是客堂间，二楼可做卧室或书房。房屋朝南向阳，颇为宽敞。《中国青年》为周刊，每期32页，从创刊至1926年2月编辑部撤离到武汉，共出版了113期。这幢极具历史意义的房子，在1986年由共青团上海市委与《中国青年》杂志社联合出面，精心修缮，保护了下来，现静静地安卧在延中绿地的一角，刻录下这一段光辉的历史。 走进棚户区的任弼时 青年团在上海早期的成熟发展与壮大之中，贡献最大者之一无疑是任弼时。 任弼时1904年4月30日出生在湖南湘阴一个贫苦的教师家庭里。1920年，年仅16岁的任弼时来到上海，在霞飞路新渔阳里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并由俞秀松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样由俞秀松安排，他和刘少奇、萧劲光、蒋光慈等人踏上了赴俄罗斯的漫漫旅途。 他们一行经过赤白交界区（即日本军占领区和苏俄红军控制区交界区）时，任弼时正在发烧，被当成“鼠疫患者”要拖出去枪毙……情急之中他大喊冤枉，在量体温时，巧妙地将体温表的水银一头移出体外，蒙混过关，被放了出来……（选自《萧劲光回忆录》）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时，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22年初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秋，由于中国革命的需要，他提前毕业回到了上海。 党组织开始安排任弼时到上海大学任教，但不久又决定他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和1925年1月26日至30日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18人，代表全国2400名团员，第一天便通过了一个决议，“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提出了团的无产阶级化、群众化、青年化的问题，“把入团的最高年龄从28岁降到25岁，规定14岁以上25岁以下的青年才能入团”。 这次大会通过了《一般被压迫青年运动的决议案》等11项决议案，张太雷当选为总书记，任弼时任组织部主任，恽代英任宣传部主任兼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贺昌任工农部主任。不久，党中央急调张太雷赴广州担任共产国际派驻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将军的翻译，由任弼时代理团中央总书记，后任团中央总书记。 任弼时到上海以后，居住在孟纳拉路（后改为延安东路）富康里482号。此处离萨坡赛路上的《中国青年》编辑部，也只有100多米的距离。这是一幢单开间的两层楼石库门房子，推门而入便是客堂间。顺木楼梯走到二楼，后面是一个亭子间，前面向南是一个卧室。当时任弼时二十出头，尚未成家，他便住在亭子间，里面只放得下一个单人床、一把椅子和一张写字桌。依照当时的惯例，团组织的书记住哪儿，那儿便是团中央机关的所在地。平时团中央领导开会、商议工作，或是外地的团组织领导前来汇报情况等，也都在这儿，时间晚了便在这儿落脚休息。碰到紧急情况，任弼时越过马路从英租界转移到法租界《中国青年》编辑部，或是恽代英从法租界躲到英租界任弼时处，这样的情况也偶有发生。 这个地方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以“任弼时旧居”及“团中央机关所在地”的名义，铭牌标示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笔者曾多次探访，虽有住家，但十分安静，建筑物保护完好。可惜在建造延安路高架时被拆除了，现在成了延中绿地的一部分。 任弼时被誉为“党的骆驼”。他在主持团中央工作时，不辞辛劳，夜以继日。他十分重视对工人的教育和在工人中发展团员，并率先示范，几乎每天晚上都到上海大学在苏州河畔工人聚居区兴办的“平民学校”上课。他对工人们说：“你们晚上有空，我晚上来；你们下午方便，我下午来。只要你们需要，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来上课。”同时他以“平民学校”为掩护，把曹家渡纯善里52号的学校，办成了党团组织基层干部的训练班。他经常到工人们居住的棚户区、滚地龙里去做调查研究。在任弼时和他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共青团组织发展得很快，“五卅”运动以后，全国团员人数达一万人以上，更为可贵的是工人团员占了全体团员数的将近一半。 任弼时非常重视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几乎每一期上都刊登他的文章。他和恽代英商议，拿出相当篇幅刊登青年来信，并热情回答青年们思想、处境、生活、恋爱等方面的许多问题，使《中国青年》成了青年们最好的朋友，刊物发行量超过一千份，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1925年5月末，“五卅”运动爆发了。6月2日，任弼时签署了团中央的通告：“此次反帝运动应尽量扩大到全国。”同一天，他在自己的寓所，即团中央机关，召开团中央紧急会议，并撰文《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刊登在《中国青年》杂志上。 “五卅”运动以后，上海的形势变得严峻起来。1925年秋，奉党中央指示，团中央机关由孟纳拉路富康里搬迁至北四川路大德坊。1926年,任弼时和从长沙来沪的未婚妻陈琮英在大德坊的一间亭子间里结婚。 此后，任弼时奉党中央指示到广州考察团组织的工作，随后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执委会第6次会议。而《中国青年》编辑部在编辑出版了第113期刊物以后，也于1926年2月搬离了上海……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地。凭借着俞秀松、施存统、任弼时等许多革命者的艰苦奋斗，它经历了诞生、挫折与发展，从呱呱坠地的婴儿，迅速成长为壮硕的青年，走向更广阔的新天地。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