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上作的《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报告》一开始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现在一周年了。这是中国人民伟大胜利和迅速起步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中国人民在国内继续解放战争的大进军，完成了除西藏、台湾以外的全国解放；在国外与苏联等1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苏联订立了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这样的内外巩固的基础之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了全国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进行了蓬蓬勃勃的改革和建设工作。”让读者了解开国总理周恩来是怎样领导新中国第一年“蓬蓬勃勃的改革和建设”的历史，是有现实意义的。 一、改革旧政权——建立健全各级人民新政权 周恩来总理按照《共同纲领》关于“各下级人民政府均由上级人民政府加委并服从上级人民政府。全国各地方人民政府均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的规定，用很大的精力建立健全各地方人民政府的机构和行使为人民服务的各项职能，从1950年7月至10月间，他主持审定了经过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推选出来的各省（市）人民政府主席（市长）、副主席（副市长）、委员的名单，经政务院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到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全国已建成1个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和1个中央直辖的自治区人民政府，4个行政区军政委员会，28个省人民政府，9个相当于省的行政区人民行政公署，12个中央和大行政区直辖的市人民政府，67个省辖市人民政府，2087个县人民政府。广大人民一致赞颂“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政府人民爱”。 二、改革经济运行旧机制——“组织和保障经济建设” 临时宪法《共同纲领》第四章经济政策第2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周恩来多次说过，“人民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和保障经济建设。”他说到做到，亲自挂帅，陈云具体负责，创造以精干的“小政府”管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的“大市场”，打胜了两场经济仗：一场是周恩来早有科学预见的以上海为中心稳定金融市场的“银元之战”；另一场是以稳定物价为中心的“米棉之战”。以上海为中心的“银元之战”，早在1949年5月27日欢庆上海解放胜利之时就开始了。在当时全国已解放的大城市中，上海的斗争最为激烈。银元投机商公开叫嚷：“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当时上海市场的本位币实际上仍是银元，人民币反倒成了辅币。银元投机风严重地冲击市场，尽管军管会和市政府再三警告，金融投机商置若罔闻，肆无忌惮。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的上海军管会就同平、津、宁、汉等大城市一样，及时颁布法令，采取了把金圆券银圆券驱逐出市场、禁止金银流通买卖、禁止外币流通、取缔和打击非法经营高利贷的“地下钱庄”、兑换收清各种地方货币等加强金融管理、统一货币的多种措施，扭转金融市场混乱的局面。6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了最大银元投机分子并没收其财产。经过宣传教育，许多商店老板纷纷与军管会、市政府合作，拒收银元，使用人民币。6月10日，华东行政区公布金银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公安局奉命突击检查上海金融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了正在进行非法交易的投机巨头及银贩238人。6月11日，上海中国银行受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委托开始收兑银元。6月14日，人民银行管辖的各行开始举办折实储蓄存款，以解除市民对人民币的疑虑。国营贸易部门出售米、煤、油、盐一律用人民币，并以人民币收购工业产品，解决工厂资金困难，使用人民币计价的工业品价格缓慢回升。同时对失业工人进行必要的救济。平、津、宁、汉、穗等大城市也和上海一样，取得了“银元之战”的胜利。 “米棉之战”是从1949年的10月15日开始，华北以粮食带头，华东的上海以棉纱带头，物价开始大幅度上涨，到11月中旬，粮食和棉纱的价格在一个月内都上涨两倍以上。上海11月中旬的物价比7月底平均上涨两倍，有的商品甚至上涨五六倍。物价的飞涨，使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威胁，人心开始波动。这是事关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人民政权能否站住脚跟的重大问题。11月18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政务会议，专门讨论物价问题。他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三项办法：一是“恢复生产”。在农村，要使全国粮食产量从2100亿斤增加到2800亿斤。“在城市，其重点在恢复工业生产，而不应该在商业上，宁可多注意手工业。”二是“开源节流”。农村负担一时还不能减少，城市要增加税收，但要适当，不能使农村的负担太重。还要发行公债。三是“运用适当”。陈云在会后即指示国营商业部门“在抛售物资方面大踏步后退，暂不将主要物资抛售，要保存实力，选择适当时机，全国一致行动，一举击溃投机势力，刹住哄抬物价之风”。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紧急调拨物资。在棉纱方面，紧急清理上海、汉口纱存量，催促华中棉花东运；在粮食方面，为保证上海等大城市的供应，立即从江苏、浙江、安徽、四川和东北、华中地区调拨、抢运大米、小麦、玉米、高粱、大豆等粮食。经过紧张调运，到1950年上半年，上海库存17亿斤粮食，足够一年半的周转用量。从1949年11月20日开始，全国各地国营商店跟随市场价格，逐步提高牌价，抛售一些冷背商品。时隔5天，全国各大城市趁市价大量抛售主要物资。投机商人错误地认为物价还要上涨，便不惜用高息借贷吃进。上海市场的借贷日息由11月初的12%至14%，迅速上升到当月下旬的80%至100%。国营商业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连续十天大量抛售商品，使物价逐渐下跌，仅粮价就下跌了30%至40%。与此同时，继续紧缩银根。投机商人不得不抛售货物还债，但市场物价却是越抛越贱，越贱越卖不出去。他们只好又借新的高利贷还旧债，不但亏了本，还要偿还高息，闹得倾家荡产。仅上海市就有几十家粮食批发商宣布破产。全国各地市场都从11月25日起趋向稳定，至12月上旬，物价风潮告一段落。上海的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事后不无感慨地说：“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物价风潮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毛泽东主席说：“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正是由于这样，新中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在短短的一年中见效、三年中创造出奇迹般的成就。到1950年3月，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日趋稳定。这年8月底，全国银行存款比1949年底增加14倍以上。到1952年底，在对内完成解放战争、对外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全国的财政收入已经完全平衡，物价已经完全稳定，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部恢复和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粮食总产量3年共增长45％，比历史最高水平高9％；棉花总产量三年增长2.4倍，比历史最高年产量高一半以上，工农业总产值1952年比1949年增长1.45倍，交通运输全面得以恢复和发展，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也随之有了显著改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财政经济工作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创造出奇迹般的成就，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既能打江山、又能管江山，既能建立新中国、又能建设新中国！ 三、指挥改造旧江河——为民“除害造福”兴水利 1949年，全国被淹耕地1.2亿多亩，减产粮食220亿斤，有灾民4000万人，重灾区灾民有1000万人。一向以人民疾苦为忧、解救人民为上的周恩来，把治水作为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生死的重大任务来完成。1949年11月20日，周恩来总理接见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代表，就用“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水利干部说：“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受尽了水旱灾害的折磨，水利做的是开路的工作。水利工作本身就是为人民服务。”他于12月中旬，以政务院总理名义发出了《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1950年3月20日，政务院又发出《关于一九五〇年水利春修工程的指示》，要求各地政府大力开展治水运动。6月，皖北、苏北地区又连降暴雨，淮河决口，灾情极为严重。周恩来总理即派政务委员曾山到实地查看，得知灾情严重，有3100多万亩耕地被淹，几十万间房屋被冲塌，995万灾民流离失所，105万灾民无粮断炊。8月4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第44次和45次政务会议，专门听取汇报，讨论淮河流域的救灾与治水问题。他心情沉重地说：“水灾是非治不可。如果不洪就旱，那就土改了也没有用。”经过周密调研思考，在第57次政务会议上他开创性地提出治淮的五项原则：统筹兼顾，标本兼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分期完成，加紧进行；集中领导，分工负责；以工代赈，重点治淮。治淮的“总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为主。从水量处理来说，主要还是蓄水”。“这次治水计划，上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顾到，并且还要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库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总之，要统筹兼顾。”8月24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说：配合土改，我们要着手做的重要工作是“兴修水利，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华北的永定河，实际上是‘无定’的，清朝皇帝封它为‘永定’，它还是时常泛滥。不去治它，只是封它，有什么用？国民党时期，有一个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也得不到支持，因为反动派不需要做水利工作，反动政府不是为人民办事的。我们今天必须要大力治水。要开展这一工作，把全国的水利专家都集中起来也不够。兴修水利……更需要有长远的计划”。10月14日，周总理主持起草并签发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1951年2月，全国展开了一场治水的“淮海战役”。1950年，人民政府用于水利建设的费用相当于国民党政府治水费用的18倍，1951年增至42倍，1952年增至52倍。在这三年中，对一些历来水灾比较严重的河流，如淮河、沂河、沭河、永定河、大清河、潮白河等，进行了全流域治理，同时修建了大型的荆江分洪工程。对工程浩大的淮河治理，修建水库13处、控制工程17处和节制闸、船闸、桥梁配套等工程，疏浚很多旧河道，开挖许多新河。三年完成土石方有17亿立方米之多，相当于10条巴拿马运河或者是23条苏伊士运河修筑时的土石方总量。三年扩大灌溉面积约有4900多万亩，同时有1800多万亩农田增加或改善了灌溉与排水条件。 四、稳步地创造性地改革组织经济结构 对于如何调整、如何改革旧的经济结构，周恩来总理在政务院成立仅仅两个月后的1949年12月22、23日召开的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和航务会议上，作了《当前经济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的报告，讲明六种关系问题：（一）城乡关系，“在中国，城乡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二）内外关系，“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还是以国外援助为主？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生产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独立自主。美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向美帝国主义屈服。”“我们欢迎友邦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帮助。这种真正的帮助，有助于我们自力更生。”（三）工商关系，“工业和商业比较，当然以工业为主。”“国家方面主要是经营重工业。我们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是以服务于手工业品的流通、服务于人民为主的，必须防止投机现象。对私人资本方面，要提倡、鼓励和帮助它发展工业生产。对私营商业，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给予帮助。解放前夕，城市的生产几乎都破坏了，只剩下商业投机，这种情况要改变过来。”（四）公私关系，“在公私关系上应该确定以公为主。国营经济应该是领导成分。”“凡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而不应该由私人操纵的企业都要归国家经营。”“现在整个工业中有一半是属于私人经营的，它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在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是会帮助它的。国营企业应该起带头作用，使私人企业对我国的生产发展有利。我们允许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存在，但要引导它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五）劳资关系，“这个问题在国营企业中不存在，在私人企业中则是存在的。”“人民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在劳资关系上，我们要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对资方也要给予适当的利润。我们对于私人资本采取限制政策，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要鼓励它经营，对有害的则要禁止。我们对于私人资本取得利润也有两个条件：第一，不允许有非法的利润，只许有合法的利润；第二，不能有过分的利润，只能有合理的利润。”（六）上下关系，“这里说的上下级关系是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不是封建割据。要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这是《共同纲领》中确定了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会死气沉沉。”以没收官僚资本与建立国营经济为例，这是与土地改革一样的一项政策性很强的经济改革。遵照《共同纲领》第3条关于“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的规定，周恩来总理领导各级人民政府主要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和其他国民党大官僚经营的企业，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由国民党政府接管的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在中国投资的企业，还有隐藏在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在国民党统治的22年里，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官僚资本迅速膨胀，控制银行总数的70%和产业资本的80%，并控制了全国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44%的轮船吨位，形成了官僚资本经济。1951年1月5日和2月4日，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政务院制定颁布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和《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对公股公产的范围作出了具体规定，本着公平合理、互不侵犯的原则清理了公股公产。在清理工作中发现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尚有私股在内，与纯官僚资本企业性质不同，于是决定对两行与已接管没收的国民党军政机关及官僚资本企业的债权债务，仍予清理。据接收部门统计，没收接管的官僚资本财产事后按当时固定资产原值计算，总价值人民币150亿元（此为旧币，当时的1万元等于1955年新币1元）左右。 中国的经济结构经过三年调整和重新组织发生了重要的质的变化。国家不仅垄断了金融，掌握了铁路、矿山等经济命脉，而且国营经济在工业中的比重也超过了私人经济，占到了67.3%。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批发中已占63%，在零售中也占到了43%。 五、改革封建土地关系——搞土改彻底解放广大农民 新中国的土改运动，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统一领导、刘少奇副主席具体负责的。周恩来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积极参与领导，于1950年3月14日，他向纺织等10个专业会议代表的讲话中说：“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大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是改变封建土地的所有制为农民的所有制。” “土改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是有着决定意义的关键。没有农村四万万人口的解放，生产力就无法提高。”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8月20日，周恩来总理主持起草并正式发布了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在起草过程中，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反复听取各方面意见，前后共修改了11稿才发出。土地改革运动的实践证明贯彻执行这一《决定》，对保证土地改革工作的健康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全国先后共没收了地主阶级的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耕畜、农具、房屋、粮食，分给约3亿无地少地和缺少生活资料的农民，使约占农业人口的60%至70%的农民，从封建土地关系中彻底解放出来，同时建立和巩固了农村基层的人民政权。 六、镇压反革命——巩固人民新政权 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反革命势力猖狂的情况，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证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顺利进行，使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有安全感，按照国家临时宪法《共同纲领》的规定和中共中央1950年3月18日发布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精神，1950年7月23日，周恩来总理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联名签署《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强调“积极领导人民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地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及各项必要的社会改革，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当前重要任务之一”“对一切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及时的镇压，而在镇压和处理一切反革命案件中，又必须贯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以期团结人民、孤立反革命分子而达到逐步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各级人民政府和法院、公安部门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指示》的政策规定，到1953年秋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胜利结束，基本清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以及长期危害人民和社会安定的各种匪患与黑暗势力，有效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使社会治安大为好转。全国的刑事案件发生率占人口比例的下降就是最好的证明，1950年是0.09%，1951年下降为0.059%，1952年再下降为0.042%；1953年虽然稍有回升，但也只占0.05%。 七、清除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长期遗留下来的丑恶社会现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典礼的当天，毛泽东主席发表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庄重地公告全世界：“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周恩来总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身份在送达这个《公告》，在《给各国政府的公函》中向各国政府声明：“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政务院和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政府依法收回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兵营的地产权及其他建筑。对外侨持有的武器和电台，进行登记和封存。 建立人民海关，是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行使国家主权的一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周恩来受命组建中央政府机构时，立刻就在1949年的10月25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12月30日，政务院批准《海关总署试行组织条例》。1950年1月27日，政务会议通过的《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过去一百多年中，帝国主义者侵犯了我国海关自主权。”“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必须是统一集中的和独立自主的国家机关。海关总署负责对各种货物及货币的输入输出执行实际的监督管理，征收关税，与走私进行斗争，以此来保护我国不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这一《决定》在建立海关总署与下属机关、建立规章和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的基础上，由政务院于3月7日对国内外正式公布实施。根据半年多的实践，周恩来总理于10月6日，主持召开第53次政务会议，再次强调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大门的钥匙。”“对于旧海关制度，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一方面，它是帝国主义在半殖民地统治的产物”“不能像工厂的房子那样，整套地接收过来”“如海关的待遇和人事制度，我们不能接受，必须否定。但是，另一方面，旧海关有许多业务行政管理制度和技术方法是有用的，我们要接收过来，并加以改造”。1951年4月18日，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政务院制定和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暂行海关法》，使新海关执行公务、管好“国家大门的钥匙”有了法规依据，开创了海关工作法制化的先河。 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妓院，是丑恶的社会现象中最惨无人道的黑暗场所之一。周总理部署，先在北京市经过调查，拟定出封闭取缔的具体办法。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在12小时内，北京市封闭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8人。接着，全国各地也陆续采取措施，封闭妓院，收容和教养妓女。 对鸦片烟毒，1950年2月24日，周恩来总理签署的《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经政务会议讨论通过，向全国颁布实施。《通令》严格规定：“在军事完全结束地区，从1950年春起应禁绝种烟；在军事尚未完全结束地区，军事一经结束，立刻禁绝种烟，尤应注意在播种之前认真执行。”全国深入广泛开展了清除贻害旧中国一百多年鸦片烟毒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受到人民的称颂。 对于新中国依法组建的新政府依法行政的新成就，1950年9月3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前夜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国庆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满怀豪情地向全国各族人民汇报并向全世界人民宣告说：“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做了这么多有利于人民的工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一年内驱逐了那么多强盗式的‘军队’和‘政府’，而代之以纪律严明、可亲的人民军队和廉洁而讲道理的人民政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剥夺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权，消灭了可恨的特务机关，停止了无限期的通货膨胀，而给予人民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这个政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国内外的人民都看到：经过了这一年，中国已经比过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经历了更重要的变化；旧面貌的中国正在迅速地消失，新的人民的中国已经确定地生长起来了。” （本文选自《世纪风采》2019年第10期）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