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金一生买了多少书，有大体数量，目前还难得精确统计，俗话讲，太多了，太多了。但是，他留下来的一张购书发票，却引得我去探寻巴金买书的故事。 这是一张编号为0050425的“上海书店发票”，抬头下是书店地址：福州路401号；电话：282891。上面盖的收款章上有“上海书店内部供应书刊”字样。“上海书店”是今天的上海图书公司的前身，它还曾用过上海旧书店等不同的名字。发票上的户名栏写的是：巴金。下面准确地列出巴金此次购书内容：李伯元的三部小说：《官场现形记》《活地狱》《文明小史》，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是晚清的官场小说。《牛虻》是伏尼契所写的一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极受中国年轻人欢迎的小说。巴金自少年时代，就是一个小说迷，中外小说不知读了多少，这张发票也是他阅读趣味的显示。在发票的购书详目中有一部重头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说部丛书》（发票上记为“丛刊”），计623册，六百元整。发票开出日是1978年4月14日，从当年的物价看，这并非小数目。当天巴金日记中曾记：“今天午睡半小时，两点光景魏绍昌来访，并取去代购书款六百元。”（《巴金全集》第26卷第2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所付正是这笔书款，由此可知，这部书是魏绍昌代他买的。  巴金不是研究近代翻译文学的学者，斥“重金”买这么一大套书，自然不是无缘无故： 我想起年轻时候读过一部《说部丛书》，这是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翻译小说，有文言，有白话，全用四号字排印，一共三集，每集一百种。这些书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关在家里也看到外面世界，接触各种生活，理解各样人物。我觉得它们好像给我准备了条件，让我张开双臂去迎接新的思想，迎接新的文化运动。书都是大哥从二叔那里借来的，为了这个我常常想起二叔。“文革”结束，我得到真正的解放后在旧书店买到一部这样的《丛书》，还有未出齐的第四集。我的许多书都捐赠出去了，这丛书我留着，作为感激的纪念，不仅是对二叔，而且也对大哥，对别的许多人，我从他们那里吸收了各种养料。没有从他们那里得来的点点滴滴，就没有今天的我。（巴金：《怀念二叔》，《再思录》第78页，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 巴金故居中巴金藏《说部丛书》书橱 巴金晚年的确大量捐出藏书，他特意留下这部书“作为感激的纪念”，可见此书对他的特殊意义。这部书牵系着一份久违的亲情，他怀念二叔对于自己成长的影响。这部书也是巴金成长史中的重要启蒙读物，它打开了巴金的眼界，让他拥抱新思想。不仅是巴金，由商务印书馆于1903-1924年出版的这部书，是很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接触世界文学的重要渠道，在它的读者中有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钱锺书……这些名字。冰心说，到她十一岁时，已经看遍当时所有的《说部丛书》里的书；而钱锺书多年后还饶有兴趣地重读其中的林译小说。这部书对巴金的影响，在他晚年的重要作品《随想录》中也有体现，他谈到《说部丛书》中的《十字军英雄记》： 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一部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可能就是《十字军英雄记》吧，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话是一位公主向一个武士说的，当时是出于误会，武士也并不是真的奴隶，无论在身或者在心。最后好像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十年一梦》，《巴金全集》第16卷第3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多年后，巴金仍然记得这句话，他甚至觉得这是自己在某一段时期个人心理状态的写照，他藉此反思某一种集体无意识，进而对历史进行反思，早年的阅读影响人的一生。 魏绍昌取走书款，书店开票，一周后，书送到巴金家中：“五点坐原车回家，旧书店已把《说部丛书》送来。”（巴金1978年4月21日日记，《巴金全集》第26卷第235页）《说部丛书》据学者统计总计324编[种]（十集系列中有两种后来被替换，全书遂由322编增出两编），巴金藏的这套十集系列，共有97编，缺三编；四集系列，有321编，缺一编。两个系列合在一起，只缺四编，不要说个人藏书，就是在公共图书馆的藏书中，《说部丛书》能搜罗如此完整的，恐怕也不多，不少学者研究此书版本，都是依据电子版，原本书收藏便尤显珍贵。由此，我们不能不佩服上海书店的专业和搜书能力，它们帮助巴金实现了一个心愿，多年来为保存近现代珍稀书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巴金与上海（旧）书店关系密切，不仅托人买书，自己也多次登门。他的日记，随处便可拈出几条记录：1965年4月21日，“上海旧书店张世芬送《金日成选集》和《江姐》来” 。（《巴金全集》第25卷第509页）1979年8月23日，“上海书店陈同志送来港版书二三十册” 。（《巴金全集》第26卷第361页）1962年12月9日，“上海旧书店期刊部刘同志送目录来”。（《巴金全集》第25卷第192页）三天后，他亲自上门：“去外文书店和上海旧书店西书门市部购书若干册，并在期刊部楼上购得《文丛》一卷一至五、二卷一、三（两份）共八册（索价十八元，相当贵）。”（巴金1962年12月12日日记，《巴金全集》第25卷第193页）《文丛》是他自己编辑的期刊，抗战的烽火中，为了出刊，他曾带着纸型在日军轰炸下奔走。大约巴金本人也不存，“相当贵”，他也买下来。1963年1月22日，“九点半乘作协车去四马路外文书店、上海旧书店中文和外文门市部，以后又去中图公司二楼购《第四名》、《椅子》等内部读物数种。十点半回家”。（《巴金全集》第25卷第208页）……仅上面几条，就能够看出巴金购书的范围很广，我发现，他特别注意一些朋友间的关联签名本，藏书中很多这样的书，他都买了下来。前不久，还有一位朋友传来一张图片，是一本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扉页上有韬奋1933年7月5日赠傅东华先生的题签，又有巴金1994年5月11日转赠相关博物馆的题签。这书怎么到巴金手里呢？我判断，多半得自旧书店。  1978年1月16日，巴金过了一次逛书店瘾，同去者是魏绍昌：“九点动身去河南中路新华书店，购内部书，魏绍昌在那里等我。挑好内部书付了款，又去三楼。然后到上海旧书店。……晚饭后张玉珍把我今天上午选购的书送来，很感谢她。”（《巴金全集》第26卷第202页）——我没有认真去查对，不知道对于逛书店来说，这一次是不是他最后的豪兴。年老体衰，这样的逛书店，后来肯定是不大可能了。不过，跟书和书店有关的消息，巴金总是很关心，姜德明曾记：1986年9月，“他竟然也知道上海书店在外滩有个仓库要腾出地方，清理出一批旧书。可见他仍关心书的消息”。（姜德明：《秋日漫话》，《与巴金闲谈》第30页） 2024年5月15日凌晨于竹笑居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