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在这里准备再版的，是三十年前福建人民出版社为我出版过的一本旧作——《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概述》。所以萌发这样的想法，完全是当今时事使然。 三十年来，这个世界发生多么大的变化！ 在国际上，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苏东事件爆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轰然倒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环顾世界，得意地认为：这个世界除了资本主义，已别无选择。日裔美国人福山把撒切尔夫人的“别无选择”论上升到历史哲学层面，在他发表的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指出：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变的尽头，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成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和冲突，有的则是如何实施西式自由民主的具体技术细节。福山甚至还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后世界将会变得很单调无聊！福山是当时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 再看国内，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后，广大群众中相当一部分人，由此对共产党、国家、领袖产生动摇，对理想、追求、信念产生迷惘，又恰逢拨乱反正和随后的改革开放，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泛滥，伴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生活方式一起涌入。而互联网的出现更助长了这种涌入的速度、深度和广度。以至在互联网上出现如此咄咄怪事：在国家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位的今天，在中华民族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伟大复兴的当下，开国领袖却受到非难，人民英雄受到嘲弄，爱国主义受到质疑，众多群众失去信仰，甚至在某些“公知”、“专家”看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错误的选择！而应当“一切西化”，似乎“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 其实，整个一部中国近代史都在昭告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无论是清王朝中封疆大吏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搞的“洋务运动”，还是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所推行的“戊戌变法”和“君主立宪”，期间也不乏如谭嗣同血洒刑场的慷慨悲歌，结果都统统归于失败，只留下了《马关条约》和割让台湾的历史屈辱和悲剧！我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几十年奔赴呼号，向东洋和西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屡战屡败，最后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甚至解释说：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度取得推翻封建帝制、打倒北洋军阀和统一国家的历史成就。但他的继任者是为“四大家族”谋利、为少数“精英”服务，最终也归于失败，退守到一群小岛上。 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几十个年青人，没有任何资源、背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要枪没枪，就是凭借着对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信仰和为最广大劳苦群众谋利的志向，创建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二十八年前赴后继的奋斗，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已被中国人民的历史证明了的，是无需多言的。 二 社会主义是人类最大普世价值的第二个明证是：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后，在极其困难的外部环境下，取得中国前所未有的，世界为之瞩目的伟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一个甲子60多年，大体可以分成前30年（1949-1978）和后30年（1979-2012）两个阶段。对于前30年，我们可称之为“物质匮乏阶段”。为了在剩余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发展经济，我国在这个阶段采取了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1.0版本，为的是把不多的剩余物质集中起来，优先发展重点产业与关键社会事业。与此同时，在这个物质匮乏阶段，由于人均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存，如果分配稍有不均，势必有人连基本生存也得不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尽量满足所有人基本生存需求是当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唯一途径。因此，那时中国十分注意公平。但即使在这个阶段，社会主义中国在三十年间，平均增长速度为11.2%以上；从传统农业国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强大的军事工业，“两弹一星”上天；中国人均寿命已从解放初的35岁大幅上升至74.5岁，增加了1倍还多4.5岁；我国被第三世界的广大国家迎进了联合国安理会，屹立于世界主要国家之列。 当然，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1.0版本也有其缺陷，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人们无法满足对生活多样性、丰富性、创造性的欲求；“文革”更给国家和许多人带来了灾难和挫折。 从1979年开始的第二个30多年，我们称之为“生活温饱阶段”。197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上下，这个水平的人均收入超越了基本生存需求。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国一步步开始推进改革和开放。 只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如前所述，世界上一个巨大的阴影：新自由主义正开始在全球范围兴风作浪。除里根、撒切尔自信地认为“世界别无选择”外，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甚至大资本家如索罗斯，到世界各地推动“颜色革命”，而且颇有成效。但是，中国仍然坚定地行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只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版本已经升级，已是2.0版。在这个版本里，公有制的一统天下被打破了，但代之而起不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而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同时，计划经济逐步演变为市场经济，各种各样的中长期规划依然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发中挥不可或缺的指引作用。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分配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打破了“铁饭碗”，端走了“大锅饭”，希望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式，激励许多人和许多地区千方百计摆脱贫困、创造财富。 现在，全世界都在目睹中国式社会主义2.0版本带来的奇迹。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新台阶。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2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2年增长1.5倍。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名副其实的“奇迹”。但更大的奇迹是中国在扶贫反贪方面的成就。如按世界银行标准计算，从1981年到2004年，中国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亿降至1.35亿，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而在同一时期，全球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只减少3.4亿。换言之，如果排除中国，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难怪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赞叹：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需要指出的是，到了2012年，中国人均GDP已跨越10000美元大关。 当然，2.0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也有不少缺陷。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一阶段，我国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公平、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人们有了更多的钱，却普遍感到不安全、不平等、不舒适。 三 社会主义是人类最大普世价值的第三个明证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资本主义。 无庸讳言，资产阶级所开创的资本主义社会，曾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非常进步、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凭借先进的生产力，“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同时，它凭借资本的逻辑推开一切，抹去宗教神圣的光环，撕下家庭温情的面纱，斩断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资本的自我增值、唯利是图的本性，也将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自由竞争强度和范围都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传统社会温和的局部的竞争已转变为全球范围（全球化）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要么胜出、要么毁灭”的残酷逻辑极大地刺激了创新，使资本主义体制具有“毁灭性的创造功能”。同时资本为了追逐利润，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和缩小产品成本都到了残酷程度。资本的逻辑就这样成为现代社会繁荣必要的恶行。正是经过资本家手上的“鞭子”的无情抽打，激化了与雇佣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就是这样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和斗争中产生的，提出“要剥夺剥夺者”。 正是在各国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反复抗争中，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向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某些思想讨教：如增加社会福利、减少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报酬等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工人运动的推动下，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方式得到较好的推广，上述社会主义学说的思想在世界上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通过议会立法一定程度限制了资本的恶行，保障了社会最底层的福利，扼制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其典型例子是北美的加拿大、大洋洲的新西兰和北欧的一些国家如丹麦、瑞典，变成较“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能否继续进步，不经过社会革命自然而然地进化上升到一个更公平、更合理、更平等的社会境界，只能由人类进步的伟大和多彩的实践去证明。 当然，也有所谓“较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民众享受着社会高福利，但缺少资源和生产力发展，又不愿望开源节流，从而使这种“文明”难以为继。结果，代议制民主变成“角斗场”、“少数人绑架多数人”，国家寅吃卯粮，不断借贷，恶性循环，濒临破产的边缘，例如欧洲的希腊。 四 但是，资本的逻辑，其本质是贪婪和极端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根本上又是控制不了资本恶行的。这也反证了：社会主义是人类最大的普世价值。 回首历史，新自由主义革命在过去三十多年逐步在全世界打造了一个放任资本、腐蚀民主的外部环境，并在最近二十年形成了一个民主品质全面退化的全球趋势。以美国为例，里根追随撒切尔的脚步，全面推行市场化、自由化与私有化改革，并在全球掀起“新自由主义改革”浪潮，最后形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这场“改革”，弱化“政府”、丑化“国家”，神化“私人企业”，崇拜“市场”，将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导向极度不平衡，严重扭曲民主体制运作，加快了自由市场机制中的“弱肉强食”和“劫贫济富”倾向。 以至过去的25年，虽然美国经济继续发展，但是美国97%的新增所得，都落在前20%所得的那一层。单单在小布什总统8年任内，美国贫穷人口就增加了17%。1996年，美国最富裕的前1%家庭拥有全国33%的财富，以及每年分配到12%的总所得。到了2011年，前1%的家庭拥有40%的财富，以及25%的全年总所得。而美国最底层40%的家庭，只拥有全国财富的0.2%，很多中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净资产为负值，他们的债务大与资产。又根据盖洛普公司调查，2006年，有13%的美国民众过去一年中曾因缺钱而无法为家庭购买所需的食物；到了2012年，这个比率增加到22%。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世界金融中心纽约市的曼哈顿，是美国贫富差距最极端的地区；居住在曼哈顿的未成年人中，有高达30%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贫富差距到了骇人听闻、触目惊心的地步！ 作为资本主义龙头老大的美国，这是怎么啦？一言以蔽之，这一切都是资本恶行的结果：首先，资本深刻影响了美国各级政治人员的选择，直至选择总统。没有亿万美元，在美国的选举必败无疑。大的资本集团、大的金主，历来深刻影响着美国总统的竞选。过去还有对捐款的限制用以遮羞。但在2010年“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与2014年“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前后通过裁定。这两项历史性的裁决使得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现在都可以无限制地流入美国的政治和司法活动了。因此，美国前总统卡特承认：“这违背了美国政治体系的精髓，而这种精髓才使得美国成为伟大的国家。现在，美国只有寡头政治，无限制的政治贿赂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或当选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州长、参议院和国会成员的情况也是如此。现在我们的政治体系已遭到颠覆，它只是用来为主要的献金者提供回报。这些献金者希望并期待在选举过后得到好处，他们有时会得到好处”。“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现任官员把这种不受限的金线视为向他们提供的巨大收益。国会大佬们会有更多途径来捞好处。” 同时，资本的恶行又深刻渗透到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 （一）立法方面。最能代表大企业对美国政治主导力的，莫过于美国所谓的“六人帮”（gang of six）。这“六人帮”包括全国制造业协会、商业圆桌会、独立企业主联盟、全国餐饮业协会、全国批发与通路商协会，以及美国商会。他们有充沛的资金去游说国会，如2011年美国企业游说组织的预算是27亿美元，是劳工组织的90倍！这六大工商会基本上主导操控了美国国会立法议程。 （二）媒体方面。大资本集团通过资本影响甚至收购媒体，同时企业广告的支出也驯服了美国的媒体，从而操纵社会舆论。在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已经为大资本集团和权贵政治所拥有和控制。“新闻自由”实际上是权贵控制“新闻”自由——根据他们希望的方式操纵公共问题：由权贵指派的媒体经理挑选编辑，再由这些编辑雇用记者来制造权贵们可接受的宣传，从而作为“新闻”出现在公众的视野。 （三）社会福利和治理方面。由于上述原因，美国政客实质上已沦为企业的傀儡和代理人，而广大选民则被漫天的广告包围和催眠，一般民众的意见所能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民众所关心的所得税率、社会福利、全民医药保健、乃至社会枪支管控等议题，都成为各种资本和政治势力间政治拔河中寸土必争的焦点。美国政治体制已丧失民主政治的精髓，而沦为富豪和资本操控的寡头政治。 目睹美国的贫富悬殊问题越演越烈，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史迪格里兹（Joseph Stiglitz）不禁感叹：美国早已背离林肯“民有、民治、民主”的理想，实质上已经变形为“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 五 2008年，源自纽约华尔街、席卷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终于引爆金融大海啸，造成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和金融危机。美国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市场万能，自由化万灵”神话随之破产。这也更深刻地反证：社会主义是人类最大的普世价值。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兼任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朱云汉先生冷眼向洋看世界，经过几十年潜心研究、周密分析、广征博引，撰写力作《高思在云——一个知识分子对21世纪的思考》。他在书中大声疾呼：人类正站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上。过去数百年来，只有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站在这个历史的分水岭上，我们正目睹着世界正面临四大历史性转折。概括起来： 第一重历史转折，就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以来，不到二十年就根基动摇了； 第二重历史转折，是“第三波民主”（third wave democracy）的退潮； 第三重历史转折，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也可说是国际经济秩序自由化的危机叠现； 第四重历史转折，是西方中心世界（west-centric world）的没落，也可以说是“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 朱教授指出：“民主”与“市场”一向为西方世界发展的支柱。西方知识分子认为“民主”可带来和平及良好的治理，经济市场的自由化和全球化更可增进共同的富裕，而美国则是打造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的主力。但实际的演变根本是南辕北辙。在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导下，市场机制造成的“弱肉强食”与“劫贫济富”。在美国国内，少数富豪一面强势地操弄和掌控民主的过程，导致民众意见和需求难以正确和公允的表达，一面则削弱国家机构的治理功能，使得公共福祉无法有效地加以推广；在国际上，通过“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以及叙利亚战争，引发一波波世界性的“难民潮”。 朱教授进而深刻指出：伴随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四大转折，“非西方世界”正全面崛起。而“非西方世界”中最突出的代表是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模式”的崛起，为全世界“提供另一种发展的参考模式”。著名学者胡佛教授在他的《人类社会的历史转折》一文中说：“我完全同意朱院士所强调，中国的崛起所发展的中国模式，对全世界而言，简直可称为历史上石破天惊的巨变。中国在一九七九年才进行‘改革开放’，随后就以最快的速度，推动经济持续成长；以最广的幅员，进行全面工业化；以最大的规模，消减普遍贫穷。”“中国在经济成长上的多项指标，皆一举超越美国。这种转折，已确切说明全球生产力与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世界秩序在权力及价值结构上的质变”。诚然，中国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也存在尖锐的贫富差距和严重资本作恶的问题，使中国快速地从一个相当平等的社会变成一个很不平等的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9年中国的基尼系统只有0.317，到1999年就超过了0.4的警戒线，2013年虽开始有所下降，仍是世界上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大得惊人。 但是，请不要忘记：我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达此宗旨，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在领导国家，发展经济，反对剥削，限制资本，追求平等，减少差距方面，是可以与中国共产党媲美的。  六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后的三十年，大体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三个30年。如果说第一个30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匮乏阶段”，是1.0版；第二个30年是“生活温饱阶段”，是2.0版本；那么第三个30年，即差不多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100年”（即从建党100年到建国100年），则是“步入小康阶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形阶段，是3.0版。 要把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加起来还多的大国带入全面小康，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壮举，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利益集团和资本藩篱，实现全面小康才有动力；只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发展才能获得保障；只有全面从严治党，锻造领导核心，提供政治支撑，实现全面小康才有根本保证。现在，全世界都注视到我国围绕“四个全面”，在几年内几乎从无到有地建起了一个复盖全体农民的农村医疗保险体系；正在大力推广精准扶贫计划，并深入到天高地远的穷乡僻壤，提出当地主要官员“不摘贫困帽、就摘乌纱帽”的问责制；城乡基层群众收入倍增计划，城市安居工程计划，新型城镇建设计划等按规划稳步推进；国家经济努力实行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型，推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等等；在国际上则大力推进欧亚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一路一带”战略，把中国的高铁、核电、冶炼、矿石开采等能力，推广到世界各地……“打铁还要自身硬”。在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自我净化、自我更新、自我纯洁、与时俱进，不断教育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不断重申人民是上帝，只有信仰人民才能领导人民。 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集点上，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3.0版的宏图，正在我们的面前徐徐展开：谋小康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执政之基。历史将证明：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之时，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也是我国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迈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的关键一步。  七 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确实不是几代人的努力所能实现的。但是，“共产主义”的“大同”理想世界，却也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一个正在向我们走来的人类前途。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人类来说，它是一个我们可以展望并为之奋斗的未来。 中国古代圣贤早就提出过“大同世界”的理想，预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提出在这个“大同世界”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古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是多么美好的理想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斗争、发展的深刻研究，通过对人类社会从无阶级、到有阶级、再到无阶级的深刻研究，第一次把人类关于“大同世界”的理想，建立在人类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科学基础上，从而创建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和理想。他初步描述了这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一）公有制经济体制。从而从根本上削灭了人剥削了人，避免了贫富差别； （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从而从“按劳分配”（仍属资产阶级法权），达到“按需分配”； （三）人的彻底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随着人类的教育水平、生产能力、劳动组合的高度发展，随人们物质需求更大程度地满足，人们会将越来越多地把生活重心放在非经济的活动中去，在这类活动中人们是集体的文化创造者和享受者，而不必进行等价的利益交换，“我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批判者。”马克思认为：这种将人从孤立的、疏远的原子人，变成在更高级劳动组合和科学形态中的“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类主体性的又一次大解放，是人的真实本性在历史上升中的回归，是人类命运的自我实现。用他德国哲学家式的言语表述：“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真正占有。” 这样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和人类前景，在以往人类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已时有显现，在今后我国社会主义3.0版、4.0版、5.0版的伟大实践中将会越发体现。毛泽东曾经设想社会主义组织形态要成为一个“大学校”。如军队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如学、工、农、商也要成为以一为主、兼学别样的大学校。这些都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光辉。毛泽东还从思想的改造上定义了共产主义社会。他说：“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国学大师南怀谨先生也深刻指出：“中国的文化思想认为，解决贫富差距，安定社会，要用好的文化政治思想来解决经济问题。”他预言：“中国文化几千年，必定会产生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因此，我们坚信： ——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壮丽事业，是我们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 ——“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必定会到来！ ——“人人平等、人人相亲”的大同世界，必定会到来！  黄晓河，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机关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现任上海华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责任编辑 晓 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