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制作/赵杉
1950年1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发布《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全国学联也于12月2日分别发出告全国青年团员和同学书，要求青年团员和学生们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到祖国最需要的岗位上去，为祖国为人民建功立业。 12月9日，上海学生10万多人（占上海大中学校学生的80%）在跑马厅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会，会上进行了参加军事干校动员报告。12月10日，上海市第三届学生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号召青年学生响应祖国的号召，踊跃参加军事干校。此后，参加军事干校的运动迅速在全市学生和青年工人中展开。 在此期间，工商界著名人士吴蕴初送女儿吴志运参加军事干校，汉口路130号的市民顾渝白先后送子女6人参加革命工作。到1950年底，报名要求参加军事干校的青年工人就有3100多人。 早在抗美援朝运动爆发初期，上海青年就曾开展过为志愿军捐献子弹等活动，此外，还积极参加“上海学生号”战斗机的捐献活动。 团市工委引导全市学生从生产捐献、节约捐献和捐献宣传三个方面入手，开展捐献活动。在生产捐献方面，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同学多写稿子，外文系同学组织翻译小组翻译小说，用挣来的稿费和版税捐献。化学系的同学推销自制的鲜橘水，农艺系同学制造DDT，用赚得的利润捐献。卖棒冰、摆茶摊、义卖自制的红花、用旧绒线织成钢笔套等形式在各校学生中普遍开展。全市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设立了爱国捐献箱，同学们纷纷把节省下来的零用钱、伙食钱、车钱投入到爱国箱里。一些同学甚至把金戒指、金耳环、银圆也捐献了出来。 上海的青年学生还走上社会，向市民进行捐献宣传。复旦大学教育系一年级同学到溧阳路1084弄向居民宣传募捐，募得人民币150万元。很多同学不但自己捐献，还向家庭成员进行捐献宣传。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捐献活动和修订爱国公约的活动结合起来，60%以上的学校把捐献活动订入爱国公约，使捐献活动经常化。 至1951年12月24日，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学生共为“上海学生号”飞机捐献人民币1201379133元，提前几天完成捐献计划。同时为“中国青年号”捐献274294211元，为“中国体育号”捐献187880033元，为“中国少年儿童号”捐献511373655元，共计捐献2174927032元。此外，上海青年工人还积极参加上海工人用增产节约的方式捐献50架战斗机的捐献活动。 （摘编自《上海青年志》）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