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惪一身戎装，意气风发，手里紧握着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总队的大旗。 俞创硕 摄
重庆医科大学内钱惪塑像
◆陈灏珠至今仍保留其当年所受“一小功”的奖章。
1951年1月25日，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总队在人民公园出发。 资料图片
■ 记者 胡幸阳 这个被《解放日报》记者照相机捕捉到的医生——意气风发、手握红旗，把一生智慧和生命都交给了党。 生命最后时刻，他嘱咐将自己的骨灰分为三部分——在袁家岗重医校园内的一棵黄葛树下，在原上医、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校园里，还有祖国的大江大海里。 我要找的人，一身戎装，意气风发，手里紧握着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总队的大旗。 根据照片配文所写，他叫钱德。1951年，他的身份是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总队的第二大队副队长。 这年1月25日，这支队伍从上海开拔，远赴沈阳，前往东北军区第一陆军医院为前线提供医疗援助。2万多名医务工作者走上街头，欢送300余位医疗队队员。风吹开钱德手里的旗帜，《解放日报》记者用镜头凝固下了这一瞬间。 但我对照片上的这位主人公所知甚少——我只知道他是第一位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的医生。至于他在哪家医院、什么科室，他在前线的工作是怎样的，他回沪后的人生走向又是何种情形，这些疑问都笼罩在迷雾中。 手握红旗的人 看照片，钱德医生当时正当壮年。照此推算，钱医生如今应该已是高龄。 将“钱德”二字输入搜索引擎，得到的尽是不相干的信息，这让我很意外。按常识推断，当年的医疗队副队长大概率是专家级别的名医。即使这是个常见人名，但也不至于全无线索。我在“复旦大学中山医院眼科大事记”里，找到这样两行记录：“1950年……陈道瑜参加第一批抗美援朝医疗队（队长：黄家驷、钱德）；1951年，胡茂生参加第二批抗美援朝医疗队。”再搜索，却发现陈道瑜已经逝世，胡茂生的信息亦难寻得。线索似乎就此中断。 直接搜索“上海抗美援朝医疗队”，我扫到一条线索——“科教师表，医界楷模——访心血管病学家陈灏珠教授”。在这篇专访中，我读到这段文字：“其间，爆发了朝鲜战争，一腔热血的陈灏珠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原来，中山医院的陈灏珠院士当年也参加了上海市抗美援朝医疗队。这下，有了线索。 在96岁的陈灏珠院士家中，我递给他那张照片。端详少顷后，他确定地告诉我：“这就是钱惪教授。” 原来，钱德的德实际是“惪”。 陈灏珠说，钱惪教授是著名的传染病学专家，当时45岁。他毕业于中央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他曾于1944年到1945年在美国波士顿伊文斯纪念医院进修，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前身）教授。 谈起当年的钱惪，陈灏珠的第一句评价就是“人如其名”——“名字里一个‘直’字，一个‘心’字，‘直心’就是对他最好的描述。”他对年轻人很关心，“性格很直”。当年在大查房时，钱惪见到住院医生病史书写不合要求，大发雷霆，甚至将病历扔了出去。但他同样也对这名医生关怀备至，后来还逐字逐句为其修改论文，并将其作为第一作者。 1951年的春天 也许正是因为钱惪这样“直”的性格，他才会说出“不打退美帝，我们是无法进行建设和平生活的”这样的话；他才会在酝酿志愿医疗手术总队的座谈会上第一个报名。 1950年底，全市的医务工作者自动筹组了“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总队”。1951年1月25日，上海的记者记录下这支300余人组成的队伍整装待发的时刻：他们带了500箱医药手术器械、3架X光机、20架显微镜、一座血库和其他必需的外科器械，还有1000多瓶盘尼西林，一万多片消炎片和其他许多贵重药品。这天一早，上海街头飘满了“向光荣的医疗队致敬”的红标语，欢送的队伍一路敲着锣鼓，喊着口号，从四面八方涌向跑马厅广场。到了下午一时半，全市两万多名医务工作者全部集中大游行，欢送队伍出征。 在现场，钱惪说：“我们这次出发，不只是单纯地为了替战士们治病。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伟大的考验！” “钱惪教授是第二大队副队长，他们的队员多是上海医学院及其附属中山医院、红十字会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大队主要是在沈阳的东北军区第一陆军医院工作。沈阳是离前线最近、最大的医疗点，再近一些的丹东医疗点则主要负责伤病员的转运工作。”回想起那段日子，陈灏珠院士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们工作一年以后，再换我们第七大队过去。我们主要是在齐齐哈尔的第二医院解决一些疑难杂症，同时负责建立起一个军医学校。这个军医学校就是后来的南方医科大学。” “当年，很多医生都向首长打报告，申请跨过鸭绿江，往最前线工作。而首长出于对知识分子的爱护，很少批准这些报告。即使有个别医生得到过江许可，也很快被命令撤回东北。”说到这里，陈灏珠笑了。他说，这些医生当时可都是“国家的宝贝”。 陈灏珠到了齐齐哈尔才发现，他们工作的医院是由日军留下的野战医院改建而成的，尽管国家倾全力支持，前线的医疗条件依然算不上好。药品等也供应困难，有些药当时甚至还未被研发出来。比如在前线伤病员中最常见的结核病，其特效药直到几年后才问世。很多时候，他们只能在无人指导的条件下积极地实践。一次，他们与当地的军区医院合作，对一些原来诊断为肺结核的病人重新做了全面诊断，结果发现是肺吸虫病。他当时觉得很奇怪——东北地区如此寒冷，竟还有这种病。他们只得先把这些病人转出结核病人病房，对症下药治疗完毕后，再让他们重返战场。 另一段记录，来自于钱惪同批前往沈阳的盛志勇院士的口述。这段口述虽非直接讲述钱惪所参与的工作，但也是第一批医疗队工作的一个缩影。它更具体，也更残酷：“比如说烧伤，我们要进行植皮。烧伤病人不少，因为美国部队用燃烧弹、汽油弹，很厉害的，粘在身上下不来，战士往往用手去拍掉，一拍，手也受伤了……我们处理的主要是一些小面积的烧伤，因为大面积的烧伤可能已经在前面就牺牲了。” 如今，在复旦大学党委党校官网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当时已是教授、专家的钱惪担任医疗队的领导，在医疗工作中却像一名住院医生一样，常守护在危重病员身边，抢救了不少生命垂危的‘最可爱的人’，并荣立了二等功。同时，在志愿军战士大无畏精神的感召之下，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面对鲜红的党旗，他庄严宣誓：把智慧和生命都交给党！” 1951年8月7日，在前线服务半年之后，本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总队第二大队的全体队员一百余人，顺利回沪。1951年10月，钱惪在《文汇报》登出一封公开信，表达对“敬爱的志愿军同志们”的怀念。在信里，他写了在前线的所见所闻：“九个月前，我参加了上海市志愿医疗手术队，去到你们需要我的地方。当火车经过无垠的大地时，我见到无尽穷的丰美的庄稼和冒烟的工厂，我深刻地体会了祖国的可爱。同志们，我知道你们是为了什么而出国作战的，而你们的行动也得到了最高的代价……当你们出国周年的今天，我写这忠诚地慰问你们的信，一定会有我的朋友和在我病室里恢复健康的战友们读到它。虽然我们远隔关山，但我怀念你们，不论在前方或后方，我们的精神一致，我保证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会像以前一样献出我的力量来支援你们。祝你们健康，祝我们赢得更大更多的胜利！” 从白玉兰下到黄葛树下 这段战场之旅，震撼着钱医生的心灵，也影响了钱医生此后的人生之路。 1955年4月，上海第一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奉命建立重庆医学院（重庆医科大学前身）。时任上医副校长、华山医院院长的钱惪教授立即响应国家号召，溯江而上。400多名教职医护人员分批赴渝，于荒地上建起校园。1956年10月，重庆医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此后，钱教授率先于1958年秋带着全家搬到了重庆，在当时还有乱坟堆和荒地的袁家岗担任重庆医学院副院长，主持业务工作。 在当时，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工作调动。它意味着对上海户口及其相关待遇的完全放弃。在取消户口与粮油关系的同时，工资的地区差价也改了。本来一些医生在上海每月拿78元，到重庆只能拿60元。钱惪教授丢下了他在上海寓所里的皮沙发和冰箱，只带了一张红木桌子和4只骨牌凳，那是一直留作纪念的母亲遗物。 《人民日报》后来曾报道，钱惪主动降低薪金，为农民看病时，还常常补贴他们生活费；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每月交100元党费；晚年更把毕生积蓄捐出。1996年，上海的记者来到钱教授重庆的家时，看到他的家中依然陈设简朴。 “医生绝不能向病家索取，绝不能滥用药物，一切要为病人着想。”这是钱惪99岁在重庆去世前，给学生们留下的话。如他一样，一批上海医生将风华正茂的青春和毕生心血留在了重庆。 这个被《解放日报》记者照相机捕捉到的医生——意气风发、手握红旗，把一生智慧和生命都交给了党。生命最后时刻，他嘱咐将自己的骨灰分为三部分——在袁家岗重医校园内的一棵黄葛树下，在原上医、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校园里，还有祖国的大江大海里。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