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秘书纪东：忍辱负重 严于律己
其实，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周总理有多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唯命是从，完全按照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对“文革”推波助澜；二是公开与毛主席抗争，阻止、抵制“文革”的发生、发展和错误；三是随波趋势，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同流合污；四是消极怠工，少做工作，减少精神和身体的压力；五是退避三舍，养病治病，安度晚年；六是舍身忘我，把这个国家带出浩劫。选择前五条中的任何一条路，都能够很好地“保”住他自己的身体、地位和名誉，但带来的却是更多人的厄运、党和国家更深重的灾难。几十年党内斗争锤炼和自我严格修养形成的崇高人格和坚强党性，使总理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在“文革”期间，他在“地狱”和“苦海”中“履薄冰”、“临深渊”，承受着无比的煎熬。为此，他历尽了艰辛，倾注了智慧，耗干了心力，也摧垮了身体。即使是在受到最不公正的抨击时，在毛主席连续批评，政治局会议严肃批判，“四人帮”疯狂围攻的艰难时刻，他也不逃避，不退缩，而是忍辱负重，坚持斗争。我同意有的人说的：“文革”中，多亏了有周总理站在毛主席身旁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周总理是个严于律己、勇于做自我批评并善于纠正错误的人。他的自我批评精神来自于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来自于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也来自于他切实具体的自我修养。 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期间，感到周总理的自我批评精神有很多特点，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一是，为了国家利益，亲自赔礼道歉。 1973年3月8日，周总理出席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招待会，向到会的各国专家及其家属讲话。“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极“左”思潮泛滥，外国专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专家和亲属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的待遇。周总理在讲话中对这些情况逐个举例说明。表示：“这个责任我们要负。作为政府的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他当场向在座的一些专家赔礼道歉。对于已经回国的专家，周总理提出：如果他（她）们愿意回来，中国政府将诚恳欢迎他（她）们，以弥补当时我们未照顾好他（她）们的过失。在说到今后外国专家工作时，周总理说：“遵照毛主席最近批评的不敢同外国人交往的错误倾向，有关部门要努力克服保守、排外的观念，增进与外国朋友的友好往来。” 泱泱大国总理，不顾自己位高权重，当众赔礼道歉，在场的各国专家无不深受感动，这番情真意切的话，温暖了很多受伤的心，从而挽回了极“左”思潮给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 二是，在严肃的政治问题面前，敢于承担责任，解脱做具体工作同志的精神压力。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抓住机遇，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展开批判林彪极“左”思潮的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那段时间，我们也感到他的精神很好，心情舒畅。但好景不长，由于批判林彪集团的极“左”思潮，实际上也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会最终导致对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否定。所以周总理批判极“左”思潮的行动，不仅江青集团是极力反对的，毛主席也不能容忍。1972年年底，毛主席明确表示：“林彪路线实质是极右，要少批林彪的极左思潮。”从此，总理的厄运接踵而至。 1973年6月16日至2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 周总理一直关注着这次会谈。会谈还没有结束时，周总理让外交部长姬鹏飞好好研究这件事情。在姬外长的指示下，外交部美大司写了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刊登在6月25日出版的外交部新闻司的内部刊物第153期《新情况》上。文章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指出：“美苏两家欺骗不了世界人民，要想主宰世界也做不到。” 周总理看后，表扬了这篇文章，对外交部说：“《新情况》153期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外交部的同志高兴地说：“受到总理这样的表扬可不多。”但是，事态的发展急转直下。毛主席看了《新情况》153期后，很生气，严厉批评了这篇文章关于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观点。 对于毛主席的尖锐批评的原因，周总理心里是清楚的。但他仍然本着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相忍为党的精神，遵从毛主席的意见，作了检讨，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7月3日，周总理获悉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后，致信外交部：“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这个观点是我同意的，是我让你们写的。我看了文章，我同意了。这个事情你们没有责任，如果错了，这个责任我来承担。”信中还诚恳地写道：“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扬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以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不要怕我忙，为大事而撇小事，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 随后，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研究起草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的文章，送交毛主席和部分政治局委员传阅。并在附信中写道：“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主席审阅后，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根据毛主席的要求，周总理又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等文章发到各驻外使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机关等单位。至此，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 在那个年代，与毛主席观点相悖，后果可想而知。也只有周总理主动承担责任，作出检讨，才能为外交部的同志们减轻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沉重的思想负担。 三是，不管谁批准的，不对都可以改。 周总理对自己说过的意见、看法，作过的批示，一旦发现不全面、不正确，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作出的决定，都会立即纠正。1970年，国防科委给总理写了一份报告，有个试验生产项目，根据国际上的有关规定和外界的反应，准备停止。在一次研究核试验的专门会议上，国防科委的同志向周总理汇报情况。碍于周总理曾经批准过这个项目，不好直说需要停止生产，绕来绕去好几分钟也不提出明确意见。当时我在会场，当初请示试验生产的那份报告也是我送给周总理批阅的。我看出了国防科委几位领导的矛盾心理，就凑在周总理的耳边说：“总理，试验生产这个项目的报告是您批准同意了的。”总理听后，马上明白了国防科委同志的意见。他既严肃又亲切并郑重地说：“当着我的面，你们不要不好意思提出来，不管谁批准的，不对的都可以改。我批准过的，不对的也可以改嘛！” 周总理是伟大的人，也是平凡的人，“他是把伟大和平凡结合得完美的人”。人们为他的伟大而骄傲，也为他的平凡而感动。人们会记住他经天纬地的丰功伟绩，也会记住他对普通百姓的点滴关爱。 他和群众一起坐公共汽车体验生活；他在地震灾区下车亲自指挥车辆，疏导交通；他在黄河岸边和船工一起踏着纤夫的号子前行……他始终践行着自己《修养要则》中许下的诺言：“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 一滴水，可以映照太阳的光辉。这里记述的仅仅是我亲身经历的几件小事。 周总理曾多次告诫国务院机关的同志：不要有衙门作风，要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并说：“封建王朝的衙门口还挂着一面鼓，老百姓可以击鼓鸣冤，何况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呢！”他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下边的同志态度要和蔼，不要盛气凌人。他曾用看到的一个例子教育我们：“一次，我到石家庄地区检查工作，看到一个地方的墙上写着‘书记出巡，地动山摇’的标语。”周总理边说边比画着字的大小：“如果我们的干部作风都是这个样子，怎么得了啊！”我听周总理说完，便笑着说：“按照这种逻辑，周总理您出巡的时候就该‘天翻地覆’了。”这本来是我想让周总理放松一下心情，随意说的玩笑话。可周总理没有笑，他沉思了一下说：“干部一出门，就前呼后拥，怎么能不脱离群众？这样做就把主人和公仆搞颠倒了。” 周总理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他自己更是这样做的。 在总理办公桌旁的茶几上，有一部直拨的外线电话，经常有不知姓名的人因为拨错号码打进来。周总理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他总是非常和蔼而耐心地告诉对方：“你是不是把电话号码拨错了？……也可能是串线了，请你重拨一下吧。”然后他轻轻地放下话机，又重新投入工作。 在我们秘书值班室，也有一部外线直拨电话。在“文革”中，这部电话一直对外联系，号码是公开的，因此有很多人知道这部电话的号码，经常有人打进电话来，让我们向周总理反映情况，请求解决问题。为了减少干扰，我们就想换个号码。周总理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并说：“改了号码，群众再有什么事怎么找我啊？”于是，这部电话一直保留下来了，始终没有改号。 为了方便群众交通，保证行人安全，1969年12月28日周总理对北京市的交通作出批示：东西长安街、市区环行路和主要街道，以及五棵松向北至西郊机场岔口，都应将快慢车道标志加粗、标清，使之醒目；此外，人行横道标志也应清晰明了，长安街中间的“安全岛”也要恢复起来。没有平时的关心、留心，谁会为普通行人的方便和安全提出这么详尽具体的意见呢！ 周总理对群众交通安全的关心，也表现在对自己坐车的具体要求上。一次我随周总理从大会堂开完会回中南海，那天正下着雨，他对司机杨金明说：“车子别开得太快，行人看到会紧张。有的路段有积水，别溅到骑自行车人的身上，弄湿了他们的衣服。” 北京西郊玉泉路口，有一个因附近栽有五棵松而得名的汽车站，叫“五棵松”。有一天，我随周总理从西山回西花厅，经过玉泉路时车速较慢，周总理指着外面的松树问：“你看，五棵松怎么只剩三棵了啊？”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周总理说：“以前这里就有五棵松树嘛，应该补上两棵。这里有个汽车站，外地人到北京，一看只有三棵松树，就会莫名其妙，补上两棵，才名副其实。外地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五棵松’车站了。”后来有关单位真的补栽了两棵松树。从此，人们又看到有五棵苍翠挺拔的松树，屹立在玉泉路口。 1974年6月的一天，周总理刚动完手术，就起身翻看我们给他挑选送阅的文件资料。在这些资料里周总理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这封信反映，山西省一个山区的食盐比城市贵一分钱。山区农民的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盐比城里还贵，这怎么行？周总理深知这一分钱对山区农民的分量，并且关系到城乡物价政策。他躺在病床上，立即给李先念副总理打电话：“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让山区群众吃上盐。” 这几件事情，都很平凡细小，却都与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但正是这些平凡的小事，映照出一个伟大的周总理，一个把伟大蕴含在平凡之中的周总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能把我同群众分开”，“我是你们中间的一个”。他把满腔的关爱、真诚，具体地给予了人民；他也得到了人民发自内心、久远真诚的热爱！ （作者系周恩来总理秘书、武警指挥学院原副院长）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