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秘书纪东：忍辱负重 严于律己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同志曾两次问我：“小纪，总理在林彪叛逃后曾对国务院的几位领导说，‘中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难啊！’总理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泪光。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 我说：“还有几个人呗。” 他又问：“还有什么？” 我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他也笑了笑，说了句：“总理是不容易啊！”其实，我知道他要听什么，他也知道我明白，但那时候，谁也没有明说。 周总理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毫无保留地奉献了一切。白色恐怖，出生入死；枪林弹雨，指挥若定；国共统战，深入虎穴；建国兴邦，经天纬地；河决地裂，赴汤蹈火；国际交往，纵横捭阖……老人家什么时候怕过死？什么时候叫过难？然而，在“文革”的特殊时期，他说出了“难”字，其实，又何止一个“难”字了得！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对他在工作和政治生活中，在身体和精神上的“苦”和“难”是深有体会的。这种“苦”和“难”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累，二是气，三是忧，四是愤。 他的“累”，是因为中央日常具体工作毛主席平时很少管，林彪根本不过问，而大量的事情由总理一人承担。包括每周都要召开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也由他主持，然后向毛主席和林彪写出报告。林彪叛逃后，毛主席明确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总理主持；军委的工作由叶帅主持，重大问题向总理报告；国务院的工作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但实际上总理的工作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更忙更累了。由于身体长期超负荷透支运转，他的病情不断加重，又不能及时治疗，不断便血，身体日渐虚弱，有时深夜开会回来，两条腿迈得是那样的沉重。直到1975年12月31日——也就是在他去世的前7天的中午12时，他躺在病床上，才用微弱的声音对我们真正说出了“我累了”这句话。他的累不仅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那种来自多方面的、心上的“累”，才是最累的，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甚至难以想象的。 他的“气”，主要来自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人发难、捣乱，找茬儿、诬陷。林彪很少参加政治局日常工作会议，叶群大多是会议没有结束就离开。等会议结束，已是深夜时分，她就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问这问那，一打就是好长时间，让总理去卫生间的时间都没有。林彪叛逃之后，“四人帮”更加张狂，不仅加快了夺权的步伐，还对总理百般刁难，有意地与总理斗气。江青等人，遇到对他们不利的工作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拖。文字改革本来是张春桥分管的工作，他说不懂，硬是把文件给周总理退了回来。江青想见的外宾，中央不安排她接见，她非见不可；安排她见的，她却称病不见。他们从精神上折磨，在工作上施压，妄图把总理置于死地而后快。 他的“忧”，主要是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为党的团结担忧，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担忧，也为保护老干部担忧。他既要保护没被打倒的同志不被打倒，不但要提醒他们如何“避险”，有时还亲自到现场坐镇保护；又要为已被打倒的同志寻找机会、创造条件，把他们“解放”出来工作。那时，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什么时候能结束心里也没底，对国家什么时候能消停下来也没法预测，工作不知怎么干才好。有时候也只好摇头、叹气而已。 他的“愤”，表现在对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斗争中。他曾批评陈伯达无组织无纪律；他曾指责江青诬陷护士害她，是胡闹；他曾把批极“左”的材料愤愤地摔在地上；在林彪座机飞越我国边境，至死不回头后，他狠狠地扣下话机，说林彪是叛徒…… 就是在这种苦和难的情况下，身体的衰弱、精神的痛苦，在同时折磨着他。但他还是努力地工作着，顽强地支撑着。甚至在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的时候，还写信给有关部门，“建议”和“希望”他们尽快对某个国家发生的事变提出应对方案。作为总理，这本来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但由于他处在被错误批判的情况下，他的权力暂时被剥夺了，可他又不忍心看着这些事不管。当时周总理还得把给毛主席的报告和王洪文一起联名签署上报，就是这样，他仍然坚守不懈，决不放弃手中人民给予的权力。放弃工作、放弃权力，是“四人帮”巴不得的事情。 当时的中联部部长耿飚曾经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74年“一?二五”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的一个傍晚，他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向周总理谈起中联部运动的情况，认为有人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江青在“一?二五”大会上点了他的名，他想辞职不干了。周总理听后说：“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几句话让耿飚豁然开朗。实际上，这也是周总理自己心声的表露。 作为国家的总理、政治局常委和十大后党的副主席，他所处的特殊位置，让他集党政军日常工作于一身。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对上必须服从，对几种力量必须平衡。在不同的时期，他有时候只能在“屈就”中去抗争。为了不在斗争中“崩盘”，有时就得忍，在忍中去寻找时机。林彪叛逃后，“四人帮”更加猖狂，公开向总理发难。这中间，还有党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康生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们的狡诈和诡秘也很难防范。鉴于党和人民利益所系，斗争和大局的需要，他不得不巧妙、策略地周旋，有时也还不得不痛苦、违心地选择。这才是总理说不出的“苦”和“难”。 在“文革”中，周总理既要注意多种力量的平衡，又要同他们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还要灵活、策略地执行毛主席的想法和指示，又要尽力维持国家政务和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转，让老百姓能够吃饭穿衣，生产生活，真是费尽了心血，倾尽了智慧，有时真是左右为难。就是这样，还不知什么时候，就要受到“四人帮”的攻击和毛主席因误信“四人帮”的诬告而对他的批评。 有人曾问我，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有其他领导人，平时相互往来是不是很经常、很随意，像串门、走亲戚一样？我到周总理身边工作后，感觉到毛主席与周总理之间的联系沟通，大体上有这么几种方式：一是写信，书面来往，这是最主要的方式；二是通过联络员传话，这种情况也不少；三是周总理同毛主席处通电话（或写信），事先预约；四是利用陪毛主席会见外宾的机会报告请示一些事情；五是在毛主席召集会议或约见的时候。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讲，以往毛主席召开会议，周总理都提前到一会儿，后来就逐渐变成政治局委员到齐后，总理在前面和大家一起进去了。这样，领导人之间就不像战争年代那样可以随时进行交流了。当然，这与进城后，工作环境、工作分工和工作方式、工作时间、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变化有关。加之，后来几年毛主席身体也不太好，所以，总理见主席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随便了。1974年底，重病的周总理坐飞机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两人长谈到深夜，这是难得的，也是少有的。我们听说后，感到非常惊讶和兴奋，两位老人家能这样促膝长谈太好了。当时，我们心里真的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 我们感到，周总理有时候对毛主席的批评也弄不清是什么原因。毛主席事先也没有和总理谈，像“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等，总理开始也是一头雾水。我看到总理有时真无奈，真不知怎么做才好，怎么做才对。有一次周总理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接待一位国家元首时，有些事情没有安排好，以后注意，等等。32开的一页纸，就是几句话，说的完全是工作程序上的问题。毛主席在上面用红铅笔批示：这是技术问题，要注意政治。我觉察总理看了这个批示，也有点莫名其妙。 周总理的这种“苦”和“难”的处境，高层领导都能感觉得到，只是谁也不愿说，不便说，也不能说。总理当然更不会说，也无处说，再苦再难，他也只能忍着，只能一个人独自承受。在那左右为难、苦撑危局的日子里，不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根本无法想象总理在精神和身体上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政治上又冒着多么大的风险。相忍为党，相忍为国，这个“忍”字的含义是多重的，意蕴是深刻的。 我曾经偶然看到了周总理为排解内心苦闷、艰难情感的一个侧面。 那是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之前。一天下午，周总理正在休息，我到他的办公室整理文件，无意中看到办公桌上一张32开的白纸上，周总理用铅笔写的几句戏文： 不公与不干（西厢记） 做天难做二月天， 蚕要暖和参要寒。 种菜哥哥要落雨， 采桑娘子要晴干。 读着它，我眼睛禁不住湿润了。那时独自站在周总理办公室里的心情，至今仍记忆犹新。对我来说，那是一件刻骨铭心的事。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