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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杂志社副社长姚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汉卿和记者一起， 巡视南粤路线的安排 记者：2002年1月是邓小平同志南巡发表重要谈话10周年。当时您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自始至终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负责接待和警卫工作，耳闻目睹了许多感人的事情和细节。请您回忆一下当时陪同老人家的情景。 陈开枝（以下简称陈）：俗话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一眨眼就10周年了。但当年我陪同他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记者：邓小平这次南巡广东的路线是怎么提出来的？您能否谈一谈酝酿过程？ 陈：1992年元旦，我到南海检查工作，忽然接到省委书记谢非同志打来电话，讲了一句只有我听得懂的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安排和接待警卫工作。”我一听，明白小平同志要来了，高兴得不得了。1984年，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我曾荣幸地见过他，如今事隔8年又能再见到他老人家，聆听他的教诲，喜悦之情真是言词难以表达。我马上跟南海市委书记、市长辞别。他们问：“有什么急事？吃了中午饭再走嘛！”我抱歉地说：“我现在真的不能告诉你们有什么急事。也许很快可以告诉你们，也许永远不能告诉你们。”我顾不得吃中午饭，马上赶回广州。我拿起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的电报一看，只有短短的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凭着直觉和经历，我暗想，老人家到广东不只是来休息的，也不完全是为了看看南方改革开放的成就，我预感到又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即将在我们身边发生，我可能会成为这一历史的见证人。于是，我马上找几个人来研究巡视方案。 1月3日，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先遣组抵达广州。见了面，他们还是说，“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因此，他们提出，既要让老人家看看广东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又要考虑小平同志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不要过于劳累。他们提出的巡视方案是深圳——珠海——深圳——上海。让老人家在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分别巡视就可以了。因过去工作的关系，我与这三位同志都很熟。我向他们建议，在确保安全和考虑老人家健康的情况下，一定要让老人家多看看，让他坐下来多谈谈。不能视察完珠海，就坐船回深圳，一定要看看珠江三角洲，因为珠江三角洲变化很大。他们问：“那些路怎么能走？”我说：你们也有8年没来了，最好也陪同去看一看。 现在的公路都是水泥路，过江桥也修通了，很好走。看完珠海，途经珠江三角洲，到中山、顺德等地看一看，然后回到广州火车车站。我们省的领导班子，还有广州军区的领导班子都在那里等着，他们希望跟老人家见一见面，合照张像，然后再登程去上海，好不好？最后，将我提出的巡视路线方案，即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广州——上海，和其它方案一起上报。结果，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同志等人确定采用这个路线方案。这样，先遣组和我们共花了7天时间，沿着预定路线进行实地安排和检查。 视察南方的历史背景 记者：您能否就您个人的理解，谈一谈邓小平南巡的历史背景？ 陈：小平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具有雄才伟略和远见卓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选择这个时候出巡并非偶然，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大战略行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相当严峻。国际上矛盾错综复杂，风云变幻莫测。1991年，随着“八·一九”事件发生，苏联迅速解体，东欧国家易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顿时陷入低潮。东西两极体系彻底瓦解，两极冷战局面结束，世界力量对比失衡，出现了多极化的趋势，世界的大变动、大改组，对中国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当时，西方国家加紧对原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争夺和渗透，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迅速发展，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我国前途命运的关注。 记者：当时，国内形势也存在许多复杂因素。一部分干部和群众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产生了困惑，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有的人对改革开放提出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动摇。 陈：改革开放确实到了关键时刻。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平息之后，小平同志对我们国家还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经济会不会滑坡，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如何坚持等一系列问题，作出了清楚的回答。老人家特别强调新的领导班子“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等等。小平同志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下去。但是当时国际和国内却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局面。一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封锁和孤立的政策，外商投资止步观望，有些外商甚至抽掉资金以及将“三来一补”及“三资”企业转移到东南亚等地区；外贸出口下降，旅游业萎缩，广州几家五星级宾馆客源很少，门可罗雀。二是经济上在贯彻治理整顿方针过程中，有些措施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要求很急，力度很大，发展速度受到一刀切的严格限制。加上其它因素影响，不少地方出现市场疲软、销售不畅、库存增加的现象，并导致生产萎缩、经济下滑。三是在思想政治方面，“左”的东西再次浮现。有的人明明知道上海署名“皇甫平”的4篇文章的观点，实际上表达的是小平同志1991年春节期间在上海讲话的内容，可他们却发表一系列文章，大加挞伐。本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工作重点转移以来，我国十多年来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也是几次党的代表大会一贯坚持的，但有的报刊却发表长文，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这不是将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吗？“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已经讲了十几年，但在这时提出两个中心，主张反和平演变也是中心，真是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可以这样说，在小平同志巡视南方前的一段时间里，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确实笼罩着一种沉闷、困惑、无所适从的气氛。我想，这就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 大家都还记得，小平同志在宣布“告别政坛”，最后一次会见外国代表团时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不会变就是不动摇，不能折腾，中国要发展。他这话是说给外国人听的，但更重要的是说给全党听的，是说给全国人民听的。他在南巡时反复强调说，基本路线不能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变，之所以这样强调，就是因为他老人家觉察到已经出现偏离基本路线的征兆。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存亡，他要出来“说一说”了。到哪里说呢？他选择了南方，到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深圳、珠海等地视察，发表重要谈话。 我在陪同小平同志的南方之行时，听他老人家讲过“不争论”。他之所以说“不争论”，是因为当时有争论。围绕着党的基本路线，不仅有争论，而且还相当激烈。这个争论涉及不少问题：基本路线的要点在哪里？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不能兼容？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厂长负责制是否削弱了党的领导？私营经济是否动摇了社会主义？经济特区是不是搞资本主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是“单干风”？……。当时，这些问题被一些人说得很玄奥、很吓唬人，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干扰了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回顾当年的现实状况，我们就不难理解小平同志南巡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