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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香港回归20周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已被证明是成功的。 澎湃新闻深入香港细部，触摸20年间香港各个领域的变化，有的很大，有的很小。无论大小，均值得记录。 澎湃新闻刊发的“香江廿年”系列报道，今天聚焦在香港的上海人。 在香港，不少港人都有着“老上海”情结。饮食、影视，处处可见沪文化的影子。 两座城市从各自开埠以来关系逐渐紧密。上世纪40到50年代，大批人在战时迁徙，由黄浦江畔辗转南下到狮子山。新界荃湾、港岛北角一代，曾因聚集了大量上海籍移民而有“小上海”之称。 随他们一同到香港的，除了资本和专业技术，还有“十里洋场”的生活习惯。此后，海派文化的基因开始注入香港的多元文化层。 实业家安子介、船王包玉刚、影视大亨邵逸夫……近一百年来，上海人的身影出现在香港的多个行业，并成为各界精英。改革开放乃至香港回归后，在港的上海籍政商界名流更是为沪港投资置业、基础建设、贸易往来奔走协调。 2014年，沪港通正式开展互联互通机制试点。同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两地关系一直以来有竞争，亦有合作。 “上海与香港，是国家对外经贸发展的两个拳头，两手出拳，都要硬。” 全国政协委员，大唐金融集团行政总裁、香港上海总会理事长李德麟评价道。 
香港上海总会理事长李德麟。
上海总会 李德麟的父亲是香港著名金融家李和声，香港中文大学“和声书院”即取自他的名字。 1950年，李和声移居香港，延续了从前上海做黄金股票的职业道路，很快成为香港金融业翘楚。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冲击香港，李和声所在的顺隆集团是帮助特区政府抗击外国资本的主要证券行之一。 生于上海的李和声一直致力于推动沪港合作。他曾公开表示，沪港两地进行更紧密经贸交流与合作，可实现两地共同发展，进而推动香港特区与整个内地经济的共同发展。 “如果没有上海、江浙一带上世纪40、50年代南下的这批人，可能也没有香港的今天。”李德麟指出，当年与父亲同时期到香港的，有很多具有专业资格和技术的人才，后来在各行崭露头角，对香港的发展都起过决定性作用。 “比如包玉刚、董浩云等，当时这批人都年富力强，办厂、置业，积累了财富，在香港后来也站稳了脚跟。”而因为聚集了大量上海籍新移民，香港荃湾、北角等地也都曾有“小上海”之称，人们在这些地方生活，用上海话可以沟通自如。 上世纪8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旅港沪籍人士纷纷开始回到内地帮助家乡建设。国际化的管理制度、专业技能与知识随后也帮助内地市场建立起了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发展模式。 而随着两地沟通往来的密切，香港上海总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对很多江浙沪籍人士而言，上海总会就是他们在香港的家。 香港上海总会是香港久享盛名的非盈利慈善团体，1977年成立，40年来聚集了大批赴港发展的名流精英，船王包玉刚、影视大亨邵逸夫等都是香港上海总会会员。 “前两天刚刚去了何文田的老人院，陪老人家们一起欢度父亲节。另外最近在跟香港中文大学商量成立助学金的事情。”李德麟2016年开始担任香港上海总会理事长，延续香港上海总会的成立初衷，主要致力于教育、慈善、文化方面的贡献。 敬老是香港上海总会多年的传统。每年春节，通过香港社会福利署，香港上海总会向全港百多家老人院的万余名老人拜年，派发利是（红包），至今累计捐款已超过三千万港币。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香港上海总会第一时间捐款400万港币。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香港上海总会捐款50万港币。每当祖国各地遭受自然灾害，香港上海总会即出面赈灾，至今累计捐款已达两千多万。 2000年，李和声倡议香港上海总会与香港中文大学合办“家在香江”计划，照顾在中大修读本科课程的内地学生，“为使他们在香港学习生活期间，感觉如在家乡。”此后十几年中，不少学子也通过这一计划产生认同，留在香港生活。 家里三代人在香港生活工作，李德麟见证了这些年两地愈发密切的往来。“最近收到请柬，邀请我参加的香港回归纪念活动多得不得了，香港上海总会最近也独家赞助了湖北省京剧团在香港的纪念演出。” 虽然从小移居香港，李德麟不改乡音，也更关注沪港两地的发展。“两地都是国家重点开拓的国际金融中心，未来有合作互补的无限可能。尤其是接下来的一带一路建设，香港可以提供譬如法律法规、会计金融等方面的服务性专业人才。” 家在香港 2014年，沪港校友联合会成立。复旦大学香港校友会会长徐志新随后在周年庆上提出，想出一本讲述上海人在香港发展情况的文集。 《上海人家在香港》因此出版，收录了64位家在香港的上海人的自我表白，“可以作为沪港精神情状的一个缩影。” 
跨境纠结调解专家徐晶。
沪港校友联合会副主席徐晶就是其中一位。 “从出生到上大学之前没有离开过上海。”徐晶说，她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进入大学，学的是国防类轻武器专业，毕业后在西北地区加入国防科工建设。因为参与过国防企业民用产品开发及出口，掌握了对外贸易谈判的专业技能，她在1992年南下跨境成为“港漂”。 作为从前家里娇惯的“囡囡”，徐晶记得自己当时“只身带着五千元人民币下到深圳”，并从此开始了一个人在香港打拼的生活。 “辗转在不同的谈判工作中，常常是很孤独的，还需要学习逆向思维逻辑还有心理学来提升自己的谈判技能。”五年后，徐晶有了自己的企业，还在美国硅谷成立了跨国公司，但一场金融风暴又在一夜间带走了财富和成绩。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选择关闭企业，赴美留学。“虽然还有积蓄可以安逸地生活及工作，但是我像其他留学生一样去做家庭助理工及餐厅帮工来改善自己的娇气。” 两年多后，徐晶再次回到香港，摆在面前的是市场和行业的萎靡不振。“很多负资产的香港人都纷纷宣布破产，但是我告诉自己，我的人还在，智慧还在，这都是本钱。” 2002年，徐晶跨行法律，以跨境调解专家的身份参与了内地与香港在投资、金融、商业等多领域的纠纷，处理的各类案件后达3000多宗。2014年，她成功以“港式调解+内地仲裁”的方式解决跨境民商事纠纷，成为深圳前海国际仲裁院成立后的首宗成功案例。 2014年，徐晶被查出脑瘤，手术后失去右耳听力。现在每次说话的时候，她都要有意站在右边，但是从当年柔弱单纯的“港漂”女孩，到一名成功独立的律师及调解专家，她仍然还不想停下脚步。业余时间里，她坚持定期做社区义工，帮助更多的社会群体。 早已经能自如地走进本土香港人社群，对香港有了更深的感情和理解的她说，“这里有无限的机遇，不管年纪多大，每个人都努力打拼，刻苦工作，有所追求。” 沟通两地 
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黄煜。
近些年来，随着往来密切，常有香港高校赴内地招生，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传理学院院长黄煜的身影常现其中。 因为从事教育工作，黄煜经常会接触来自内地的学生。比起上世纪赴港求学的学生，他也看到很多新一代的年轻人在做选择时更加自由。 “内地学生普遍水平较高，也比较刻苦努力，有些喜欢这里的就努力融入，还有些就回到北上广，都发展得不错。”香港高校教育与国际接轨，大多用英文授课，课程设置也多为英式。在黄煜看来，学生们在这里接受教育，随后回到内地工作，是人才流通的一种新趋势。 黄煜1982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6年后赴英国读博，从1994年开始一直在浸会大学工作。 “26岁以前一直在上海生活，我家当时住在静安区的弄堂里，现在叫延安新村。陆小曼就住在我们家对面，有次见到她过生日，老太太很精神。”他回忆道。 虽然已经移居香港多年，黄煜觉得自己还会有“老上海人”的性格和习惯。“上海人在有些地方跟香港人很像，比如在做生意、与人打交道方面守规矩重契约，比如比较开放、多元，愿意尝试和拥抱外来新鲜事物。” 香港1841年开埠，其后两年上海开埠。两地开始受到西方建筑、文化、制度的影响，成为远东商业重镇。如今，两地同为国际金融中心，更是常被拿来做比较。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发展很快，跟香港现在也存在一些竞争关系，各有优势。香港金融、房地产、海港运输业发达，上海在创新高科技、‘走出去’投资和吸纳外商方面成绩显著。”黄煜表示。 上世纪70年代，“的确良”风靡全国，上海是全国轻工业、商业发达的地方，不少人家结婚都要专门到上海置办所需。 香港回归并开放自由行后，“去香港买”成了一项新的选择。较低的税率、遍地可见的大型商场、优质的服务，让香港有了“购物天堂”的美称。 近几年来，随着两地合作深入，不少港人也开始选择到上海度周末。在外滩的夜晚观光，很多人终于体会到香港导演王家卫在《花样年华》中描绘的景象。 “海纳百川、勤劳勇敢、开明睿智、追求卓越。”在《上海人家在香港》一书中，这两座气质上最接近的移民城市，共享了同样一种精神。“从浦江到香江，从白玉兰到紫荆花”，更多人正在为两地融合与发展贡献心力。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