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和爸爸是分别在1998年和2003年的五年间，相继离世的。
我那时早已是成年人，没有脆弱到会精神失常的地步，不过我真的在下意识地等待。就像小时候，等待爸爸回来带我去他的那些好朋友家；等待妈妈演出完了以后回家第一件事是看看她的小女儿——我，是不是睡着了。
等待父母是一种甜蜜的感觉，相信这个感觉每一个人都有。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一经生成就充满了无数的变数，远不是最初的表面现象。我的父母亲就如此。
人们知道，我的父亲吴祖光和母亲新凤霞，来自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生长环境。他们结合的时候是1951年，父亲是从香港刚回内地的著名电影编剧、导演，母亲是在舞台上初露头角的天才演员。当时，无论是心怀美好祝福的人抑或是暗自诅咒他们的人，都没有忽略一个事实，就是他们在几个根本问题上的十分不同之处。
我父亲出身书香世家，祖父还做过不小的官吏。江苏常州的吴家，温厚雅致的气质有口皆碑。父亲是一个特别的孩子，家庭的影响使他生成了自由自在的性情，这种性情伴随他的一生，因而注定了一生的脚步坎坷多艰。
母亲不同，家境十分贫寒，是天津当年有名的下九流地区三不管一带捡煤核的孩子出身。母亲懂事极早，她瞒着父母看戏学戏，从六七岁时，开始了她的一生事业。一个街头滚打的毛丫头后来出落成了一颗戏曲舞台上的灿烂明珠。
因为各自的出身和成长环境的不同，我父母亲的性格也十分不同。父亲是名副其实的大丈夫，母亲小鸟依人，深感自己一生有靠，父亲是她的良师益友。几年以后，有了我们三兄妹，生活是丰富多彩、温馨富裕的。
考验来自1957年。有点年纪的人都不会忘记那场运动，父亲被扣上了右派帽子，要去东北进行“劳动改造”。面对这种打击，父亲身上与生俱来的安然和忍耐起了作用。三年冰天雪地的东北生活，我的父亲十分平静十分坦然地度过去了。
母亲却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考验。许多人规劝她赶快离婚以保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名声。从小的朋友小白玉霜就劝她，吴祖光几年都不可能回来，你离了婚，有条件更好的男人在等着你。最有意思的是父亲在香港时的前妻这时也出现了，她对母亲说，吴祖光一贯是个不负责任的人，随心所欲不顾别人，离婚才是正理。
母亲在这件事情上面表现出了非同以往的抗拒态度，她一面接受各样的批评和指责，一面毅然决然地坚决不离婚。来自各方的压力让母亲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难堪，她非常勇敢地对领导说出了那句后来被人传诵的“名言”：王宝钏等薛平贵十八年，我能等吴祖光二十八年！母亲等了父亲三年之后，父亲回来了。当年介绍父母相识的老舍先生在见到父亲的时候，对他说：你要善待凤霞，她有一颗金子的心。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父亲果然善待母亲，而母亲也一如既往地忠实于父亲。当更大的风雨向他们袭来的时候，这种互相间的善待与忠实更加显示出了无可比拟的强大生命力。
他们相扶相帮地度过了“文革”岁月。那时候，母亲又被人劝说着要她离婚。这一次，劝说者中间甚至增加了她自己的母亲，我的外祖母看到自己的女儿身背右派分子妻子的包袱受人白眼遭人排挤实在不忍，她单纯地认为脱离掉一个这样的丈夫，女儿就可以摆脱羁绊重新飞上天空。
这一次，母亲仍然和1957年那次一样不“就范”，对于这一点，她非常坚决：哪怕丢掉演艺事业，也不能丢掉家庭。她不离婚。其实我母亲一贯胆子很小，最害怕的是干部领导对她施加压力，但是在对待父亲的问题上，多年以来她的表现令人吃惊，令人敬佩，令人折服。所以后来有多少人在谈到坚贞、忠实这个字眼的时候总是引用新凤霞的例子来教导后人，母亲是当之无愧的。
“文革”期间，母亲不能演戏了，父亲不能写作了。但是，他们在共同的遭遇中对前途仍然充满着希望。直到十年以后，一切都过去了，他们才又回到了经过竭力维护得以安然无恙的家里。
父亲是典型的不为利益所动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在叙说自己观点的时候永远不会考虑世俗的因素，永远不会因为什么人的地位、权势而隐瞒自己的态度，他会为了给别人打抱不平而遭受一阵劈头盖脸的批判、训斥，父亲的这种闯祸的性格给无辜的母亲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但是母亲从来没有任何怨言。
1992年，一场惊动全国甚至世界的“国贸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父亲在报纸上看到了北京的两个女孩子在一个国有商店里被人无理搜身的消息，以他一贯的仗义执言为两个弱小的女孩子讲话，在《中国工商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痛斥搜身的单位。谁知遭到那个单位的妒恨，被对方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告上了法庭。那时候，父亲已经七十五岁了。那场官司足足打了三年。
报章杂志、广播电视不断播放登载，一场普通的民事案成了人们关注的一大社会新闻。那一场官司最终以父亲取胜对方败诉为结局。
这一场官司过去之后，父亲已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
如果说过去吴祖光是文化圈敬重的元老，那么在那场官司之后吴祖光差不多成了广大的普通人眼中公正、无私、正义的代名词。许多陌生人跑到家里来找父亲，诉说他们的不幸和遇到的不公，请求父母的帮助。
在我眼里，我父母和别人的父母丝毫没有两样。但是，他们平常的行为做事又确是经常与众不同，他们不为一般世俗常理所驱使，行事做人永远有自己的原则。他们之所以在各自的事业上得以成功，这种按照良心原则行事的作风是其厚重的基石。
母亲于1998年去世了，五年以后，父亲也随母亲而去。有关父母的一切都变成了过去。
人事沧桑，岁月流淌，对于他们的离去，我总感觉不那么真实，总是在屋子的各个角落巡视着搜寻着，想找到我所熟悉了一辈子的身影……
今年是父亲100周年和母亲90周年诞辰，我依然在心里等待着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