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叶剑英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邓小平将这篇讲话的精神概括为“一国两制”，并做出了系统的阐述。图为1979年12月，邓小平和叶剑英在一起。
【编者按】：今年4月28日是叶剑英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叶剑英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殚精竭虑、不懈奋斗，建立了丰功伟绩。 叶剑英本身就是归国华侨，一生与香港、澳门结下了不解之缘。民主革命时期，叶剑英或途经港澳，或避居港澳，或密赴港澳地区开展革命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展现了他独特的韬略和才能，为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对港澳地区和港澳同胞产生了深厚情感。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我党最早负责分管港澳事务的领导人之一，叶剑英基于广东与港澳的特殊关系，相继提出了“海洋战略”和“特区战略”，致力于发展港澳与内地的经济交流合作，为港澳和平回归祖国奠定物质基础；在爱国的港澳同胞中开展统战工作，为港澳和平回归祖国凝聚民心；正确处理与港澳有关的事务，为港澳同胞办实事，夯实港澳和平回归的民意基础；不仅创造性地提出解决港澳问题，为港澳和平回归、实行“一国两制”创造了重要的政策、制度条件，而且身体力行地推动港澳回归祖国。 解放前密赴港澳地区开展革命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 叶剑英出生于中国著名侨乡广东省梅县，梅县自古称梅州、嘉应州，是一个有着40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邑。梅州市的港澳侨胞人数约占香港、澳门居民总数的十分之一，这使叶剑英自青少年时代起就对港澳有着特殊的情愫。 叶剑英一生曾7次到达香港，都是发生在解放前。1916年，因家中贫困，中学毕业的叶剑英在一位“水客”叔叔的带领下，途经香港，到马来西亚谋生。在马来西亚打零工期间，叶剑英经常遭受资本家的白眼，感受到莫大的侮辱。1917年，云南都督唐继尧派人到南洋宣慰华侨，招收华侨子弟入云南讲武堂就学。叶剑英胸怀大志，立刻报名参加了考试，并被顺利录取。1917年夏，叶剑英和几个考上云南讲武堂的伙伴一起踏上了归国之路。 从云南讲武堂毕业之后，叶剑英回到广东，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在陈炯明策划武装叛乱，孙中山在广州蒙难的55天里，担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始终忠于职守，率领士兵护卫着孙中山北上之后，避居香港。在香港，叶剑英同粤军华侨陆军学生救国会一起，在粤籍华侨、海外华侨以及社会贤达、爱国人士中奔走呼号，揭露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的真相，宣扬孙中山的正义立场。在派人与孙中山取得联系之后，他根据孙中山的指示，迅速在香港通过爱国侨胞向南洋华侨筹款，以支持北伐正义之师。募捐活动很快得到热烈响应，一笔笔捐款由南洋各地寄到香港，由叶剑英等人送至北伐部队，支援作战。 1927年7月上旬，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快与中共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黄锦辉取得联系，并受其领导。10月上旬，叶剑英密赴香港，与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恽代英交换了情况，商讨了广州起义的相关问题。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与母亲、弟弟叶道英一起隐居在香港九龙大博墟。在港期间，叶剑英先后与到港的聂荣臻、恽代英取得联系，并出席了在港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会议。此次到港，叶剑英还与在港澳地区活动的中共秘密党员梁广、柯麟、柯正平等人取得了联系，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秋，在中央的安排下，叶剑英从香港乘船到上海，后赴苏联学习。从苏联学习回来后，叶剑英再次从上海到香港。在暂住香港期间，叶剑英秘密会见了不少中共秘密党员，交流了革命思想。在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的护送下，叶剑英经“红色交通线”于1932年4月初到达了中央苏区。 1938年5月上旬，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参谋长兼中共长江中央局参谋长的叶剑英由武汉到香港治病，这是叶剑英一生最后一次到香港。在香港治病期间，叶剑英一有空闲，便从事各种抗战工作。他曾到“旅港嘉属商会”首届会长潘君勉家中做客，启发他为抗战事业多做贡献。经过叶剑英的动员，深明大义的潘君勉主动捐款给八路军购买西药和医疗器械。叶剑英病愈后，还专门由香港坐船到澳门镜湖医院柯麟处，畅谈别后概况。因柯麟经常来往于澳门、香港之间，于是叶剑英建议柯麟发动香港、澳门同胞，海外侨胞捐款捐物援助八路军等抗日战士抗击日伪军。柯麟及其朋友立即响应，大力支持党的抗战事业。在叶剑英等指导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亦发动港澳同胞、遍布世界各国的华侨援助祖国神圣的抗日战争。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均纷纷捐出了大笔钱款及各种医药等物资。为了答谢港澳各界朋友与海外侨胞对抗日战争的援助，叶剑英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同志多次写信或致电表示崇高敬意和感谢。1938年夏，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以及潘汉年致电新加坡各华侨团体，表示：“诸侨胞忠诚爱国，累寄款项援助，不仅同人等万分钦佩，益使我前线英勇将士为之感奋。” 离开香港的时候，叶剑英还专程去澳门鼓励柯麟、柯正平两兄弟在香港、澳门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扩大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创造条件和将来的工作打下基础。同时提醒他们在港澳要稳扎稳打地开展工作，要小心谨慎、机警行事。柯氏兄弟牢记叶剑英临别赠言，在港澳更隐蔽地开展秘密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叶剑英鼓励下，柯麟派一些医生、护士到珠江三角洲从事医疗救护事业。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后，他接待了一批著名民主人士、文化人士到澳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知名作家张天翼以及秦邦宪的妻子刘群仙等先后在镜湖医院治病。 创造性地提出“海洋战略”和“特区战略” 港澳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大历史遗留问题。三大战役结束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开始着手考虑这一问题，最终决定对港澳采取“暂时不动、维持现状”的政策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毛泽东在1949年2月与苏联代表米高扬会谈时曾指出：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决。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控制它，对我们对世界的贸易不利。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中央决定，港澳工作的具体事务由中央华南分局领导。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央华南分局采取了正确的措施，积极发展港澳与内地经济交流，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港澳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最终解决港澳问题奠定了物质基础。 首先，基于广东与港澳的特殊关系，叶剑英创造性地提出了“海洋战略”，将港澳工作确立为“海洋战略”的重要一环。1949年9月，叶剑英在赣州会议上提出了“巩固城市，依靠农村，面向海洋”的海洋战略。将广东的中心工作分为3类：农村工作、城市工作和海岛工作。此3类工作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实施“海洋战略”的关键是加强海岛工作，开辟海上贸易通道。第一条海上贸易通道就是香港和澳门，港澳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联系的重要渠道。1950年，广东各城乡闹春荒，当时帝国主义又对新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难以开展贸易。叶剑英指示柯麟、柯正平兄弟在澳门成立贸易机构——南光有限公司，设法筹集内地急需的物资，通过香港、澳门送往广州。叶剑英还找到归国华侨蚁美厚先生，请他来帮助办理这件事。蚁美厚欣然领命，费了一番曲折，才将大米分批从国外运抵香港、澳门。接着，港澳爱国人士何贤、马万祺、柯正平等人又设法帮忙，终于在1950年春把大米运到了广州。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又赶上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军队、地方都需要粮食。这些粮食运进来后，一部分供应给城乡群众，一部分供应给进军海南岛的解放军部队，同时也支援了港澳地区，缓解了粮食供应的困难。 其次，致力于发展港澳与内地的经济交流合作，推动港澳同胞投资内地。1950年1月，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首届广东各地党代表会议，叶剑英在会上提出“争取港澳工商界及各地华侨资本家回国投资，从事新广东的建设工作”。他还要求财经委员会给出计划，制定优惠政策，使港澳侨胞、华侨有投资目标。在叶剑英的推动下，1950年5月，港澳工商界观光团到内地观光。全团由港澳工商、文化、新闻、医务等各界人士共70多人组成，黄长水任团长，马万祺任副团长。观光团在广州受到叶剑英的热情接待。从东北回广州后，马万祺倡议组建广东省政府和港澳海外侨胞的合资经营公司，以推动海外侨胞投资内地和促进广东工业建设。这个倡议得到了叶剑英的大力支持。1951年2月，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成立，主要“开办各类实业和开展国内外贸易”。这是全国第一家吸收华侨和港澳商人投资的公私合营公司，受广东省商业厅、华南分局统战部、华南分局社会部三方面管理。该企业成立时，公股占30%，私股占70%，私股中更多的是港澳与海外华侨投资，何贤、马万祺、蚁美厚等都是华企的股东。通过叶剑英等人的努力，改革开放前港澳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始终没有中断。 第三，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特殊地理条件，提出“特区战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叶剑英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开始用更为宽广的视野审视、谋划新的历史条件下广东加快发展的问题。1979年4月，广东省领导习仲勋和吴南生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叶剑英专门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他们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这一想法与叶剑英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的“海洋战略”不谋而合。叶剑英当即表示赞成，嘱咐广东省委尽快制定经济特区条例，呈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区创办后，叶剑英十分牵挂特区建设，他不顾年迈之躯，多次视察特区，为特区发展保驾护航，为特区建设排忧解难。1981年3月，叶剑英视察珠海经济特区，指示要大胆改革，勇于创新，用好包括港澳侨胞在内的外资。特区战略是对海洋战略的延伸和发展，它的成功实施，加速了港澳地区与内地的经济融合，为港澳和平回归祖国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广结善缘，在港澳同胞中开展统战工作 解放后，为了巩固港澳同胞对祖国的向心力，实现港澳地区深层次的人心回归，叶剑英在港澳同胞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为港澳回归祖国凝聚民心。 广东解放初期，华南分局对统战工作极为重视，将其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叶剑英亲自兼任分局的统战部长，直接领导分局的统战工作，亲自过问统战方面的事宜。1950年8月23日，叶剑英参加华南分局召开的香港工作会议，并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特别要做好统战工作。……这样才能为将来不经过流血战争而完成接收香港的任务创造条件。”叶剑英还指示分局统战部：“凡是历史上同我党合作，帮助过我们（的人）……都要妥善安排，使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上各得其所，以发挥他们的作用，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1951年12月底，叶剑英主持制定《华南区一九五二年工作计划纲要》，强调“要加强华侨及港澳方面的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向华侨及港澳同胞进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应该注意在华侨及港澳同胞中的中间阶层、中间人物中，进行工作，建立阵地”。在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中，叶剑英总是设法保护香港爱国人士。从香港回来的莫雄就得到了叶剑英的保护，被妥善地安排了生活，后来还当上了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在1952年“五反”运动中，叶剑英多次提出对港澳资本家要适当从宽处理，如违法不十分严重，都尽量采取保护过关的政策。他特别强调指出：“广东有港澳、华侨问题，所谓人心拥护，应包括他们877万人在内。如执行‘五反’，结果他们不敢回来了，那就很不利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叶剑英竭尽所能，保护港澳同胞在内地的亲眷，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方面的问题。他严厉谴责歧视、迫害港澳同胞及其亲属的现象，提出所谓的“港澳关系”“海外关系”，要用新的眼光去看，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几千万侨胞，他们爱国心很强。国内有些同志“把港澳关系、海外关系等同复杂关系，把复杂关系等同反动关系，这是非常幼稚的，是不了解历史。现在不怕有这种关系，而是需要这种关系，发展这种关系，条件有利，便于工作”。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叶剑英更加关心港澳同胞。他多次与何贤、霍英东、马万祺、曾宪梓、柯正平等港澳爱国知名人士洽谈，鼓励他们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不断地做出贡献。 霍英东回忆说：“叶帅支持我们搞‘白天鹅’，出了许多好主意。他当了人大委员长以后，对我们香港实业界一如既往，关怀备至。他总是鼓励我为祖国四化建设和统一事业，多做好事。当工作中遇到麻烦时，他热情相助，使我终身难忘！”叶剑英的同乡、香港著名人士曾宪梓说：“我和叶帅虽然是同乡，但我是晚辈。我们梅县人和港澳同胞都很敬仰这位国家领导人，以他为荣。他开导我们团结海外侨胞，支援国家建设，我以我的余生尽力去办，以报答他老人家的恩情。” 澳门总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谈起与叶剑英的密切交往更是感慨不已。1950年元旦，马万祺和澳门同胞亲赴广东中山劳军，叶剑英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为祖国做好事，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叶剑英还设法搭救了马万祺的两个儿子，并亲自牵线、过问了马万祺次子马有恒与荣毅仁女儿的婚事。在马万祺生病期间，叶剑英十分关心马万祺的诊治工作，仔细询问病情，批示请6家大医院的医生会诊。马万祺感动万分，视叶剑英为“救命恩人”和“终生难忘的良师益友”。1977年9月27日，叶剑英以全国人大委员长身份邀请澳门爱国民主人士共商祖国建设和统一大业，特设宴款待何贤、马万祺先生，洽谈甚欢。 1983年5月21日，全国政协部分港澳委员到叶剑英住所看望，叶剑英对他们说：“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进行四化建设。在这当中，同志们的作用是很大的。我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港澳民主爱国人士从叶剑英身上，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巨大诚意。 正确处理与港澳有关的事务，为港澳同胞办实事 解放后，叶剑英殚精竭虑地为港澳同胞办实事，正确处理与港澳有关的事务，为港澳实现和平回归奠定了深厚的民意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叶剑英积极组织有关方面，向港澳输送大量的生活、生产物资，让港澳同胞深切感受到新中国对港澳的深厚情感。 其一，重视广九铁路的交通建设，把它提到华南分局重要议事日程上来。1949年11月20日，叶剑英向毛泽东电告广州市的接收工作，其中谈到了“广九铁路已通深圳，采用换车与英段联运办法”。1950年3月10日，叶剑英召集了华南分局常委会议，再次讨论了广九铁路交通问题。 其二，1952年和平解决“关闸事件”。解放后，广东和澳门边境经常发生一些小摩擦和冲突，造成“边境事件”。其中比较厉害的是1952年的“关闸”事件。事件发生后，叶剑英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要区别对待，大国从严，小国从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他提醒大家说：“澳门居民说到底多是我们的同胞，闭关、制裁，真正受害的还不是我们的同胞么！总之，我们对关闸事件的处理，应该把握从宽的原则。”最后，叶剑英提出了结论性的意见：“这件事的性质就是地方事件，用不着大动干戈。”在叶剑英的正确处理下，通过何贤、马万祺的斡旋，“关闸事件”最后和平解决。 其三，注重为港澳地区培养人才。叶剑英在创办南方大学过程中，曾特别指示招生处要录取一些港澳地区的学生。南方大学从成立到1952年，正式录取学生18230名，其中有很多是港澳青年和华侨青年。后来，叶剑英还积极支持创办著名的华侨学府暨南大学，并为该校题写校名和提供校舍，使其继续为港澳地区培养输送人才。 其四，关心港澳同胞的生活和健康。为方便港澳同胞到广州看病，叶剑英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南方医院办一个港澳同胞的病房，引进先进仪器和先进技术。从1979年创办至1995年，南方医院港澳华侨医院先后收治了3.6万多名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患者，被海内外媒体称为“军中特区”。 探索性地提出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方法 我国处理港澳和平回归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追溯这一方针的形成过程，叶剑英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一方针凝聚着叶剑英大量的智慧和心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决定，暂时维持港澳现状，待条件成熟，再收回港澳，至于以何种方式解决港澳问题，尚无定论。分管港澳工作的叶剑英在实践中大胆探索解决港澳问题的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在坚持主权归我的情况下，不改变港澳的现行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实现和平回归。从其后来处理港澳工作的实践中，可以看出，他一直在贯彻和执行这一想法和思路。20世纪60年代，中央提出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港澳政策，就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港澳工作的基础上制定的，其中充分吸收了叶剑英有关港澳工作的成果、经验和建议。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叶剑英和邓小平一起参与制定了党的路线方针，指出了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3大历史性任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其中实现祖国统一这个任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收回香港和澳门，实现两岸统一。这一年，叶剑英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他心系香港、澳门和台湾，对于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更是殚精竭虑。正如他在一首诗中写的：“望有佳音传海外，金边台北德黑兰。”1978年12月，他主持召开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1979年元旦，他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1979年9月，叶剑英代表中央郑重宣布：“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时期继续得到发展，已经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政治联盟。”他在我党历史上首次提出了“两个联盟”思想，大大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为港澳和平回归、实行“一国两制”创造了重要的政策条件。1981年9月30日，他又向新华社记者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提出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提出了包括保留“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的“三不变”主张，“一国两制”的构思和政策也逐渐形成。“一国两制”政策的提出，是从台湾问题开始，而首先应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告台湾同胞书》与“九条方针”凝聚着叶剑英的大量心血，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和态度，对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对“一国两制”这一基本国策的最终确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推动港澳和平回归，叶剑英利用自己过去长期做统战工作的有利条件和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热情地争取他们为祖国统一和支援家乡建设献策献力。他多次在北京、上海、广州接见来自港澳地区的文化界、经济界人士，与他们话往事，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向他们介绍祖国的发展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1983年，叶剑英共接见港澳各界人士17次，这不仅深化了友情，而且加深了港澳各界对“一国两制”政策的理解和对回归祖国的向往。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