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3月21日，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90周年的日子。历史记忆不只是定格于昨天，更应是鲜活的！撩开时空隧道里的云遮雾罩，让我们共同追忆90年前黄浦江畔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 “全中国工人同志们：三月二十一日从今成了中国革命史最有价值的一个纪念日。此次上海八十万工人就在这一日举行总同盟罢工并暴动起来反对直鲁军阀的统治。整整经过二日一夜的巷战，工人终于解除直鲁军的武装并自己武装起来了。……”1927年3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暴动”“巷战”，文告里那一个个令人血脉贲张的字眼都指向中国工人运动的伟大壮举——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这次起义是如此波澜壮阔，以至于1936年当埃德加·斯诺从起义领导者之一的周恩来那里了解到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后，不禁惊叹：“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次政变。” 出师未捷气不馁 1926年7月，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得益于国共合作，北伐军势如破竹，剑锋直指长三角。各地工农运动随之不断铺开。此时的上海，仍在反动军阀孙传芳的控制中。但那是黎明前的暗夜，天将晓，火山即将爆发。 “今朝夜里六点钟听到黄浦江上的兵舰开炮，大家马上跟南市那边的纠察队一道夺取高昌庙兵工厂（即上海兵工厂）。”1927年2月22日下午五点左右，负责领导法电（即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工人斗争的上海总工会代表匆匆赶到位于天文台路五丰里（今合肥路127弄）45号的法商电车自来水工会，当众宣布了中共法电支部的紧急通知。“太好了！阿拉总算等到这一天！”在场的工人纠察队员们纷纷摩拳擦掌。 3天前的2月19日，在上海总工会的领导下，沪上36万工人高呼着“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的口号，举行总同盟罢工。军阀当局派出杀气腾腾的大刀队，以斩首等残忍手段大肆弹压，白色恐怖笼罩申城。在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上海区委”）迅速于22日下午4点下令“今晚六时，全上海动员暴动”。 起义迫在眉睫，纠察队员们赶忙拿出早已备好的武器：铁扳手、斧头、短刀，还有两把明晃晃的手枪。18岁的队员周国强一见到这两支枪，思绪顿时回到了上一年的季秋时节。 1926年夏，为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上海区委着手组建工人纠察队，积极准备武装起义。10月16日，浙江省长夏超倒向革命，分兵进击嘉兴。国民党江苏特务委员会委员兼国民政府驻沪代表钮永建招募一批旧军人及帮会分子，计划策应夏超。上海区委遂决定与钮永建联合组织暴动。 孰料，不及一周夏超便兵败身死，但上海区委仍通令：24日凌晨以被策反军舰的信炮为号举行起义。可到了约定的辰光，四下却万籁俱寂。拂晓时分，周国强所在的法电工人纠察队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突袭了制造局路上的一间警署，缴获了两支短枪和四杆长枪。大伙正欲扩大战果，却接到上级的急令：“立刻停止行动！”之后周国强才知道，由于起义炮声迟迟未响，各处的工人纠察队相继散去，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尚未真正发动起来就失败了，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英勇牺牲。 事后，因长枪不便藏匿，纠察队员们只得忍痛将它们砸烂，而那两把手枪则成了他们仅有的火器。“我们这趟应该能够成功了吧。”周国强憧憬着胜利的那一刻。 傍晚6点钟光景，高昌庙（今制造局路、高雄路一带）方向果然炮声隆隆，“吹响”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冲锋号”。周国强跟随队伍朝南市进发。接近兵工厂外围时，他们发现军阀部队已在附近戒备，荷枪实弹，虎视眈眈。为避免无谓的牺牲，带队的只得让队员们就地解散，各自返回住所。 与此同时，浦东工人因接应的汽船未到，无法按计划登上起义军舰提取武器，加入战斗；南市、闸北的工人纠察队虽同反动军警激战数小时，但仍寡不敌众；加之，北伐军在嘉兴止步不前、钮永建控制的武装按兵不动，致使工人武装陷于孤立境地。2月23日晨，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果断发出“为准备进攻，而停止暴动”的指令。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就此偃旗息鼓。 面对一次次的失利，周国强们不免流露出些许迷茫：“难道我们就战胜不了敌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北洋军阀可以砍下革命者的头颅，却无法遏制上海工人运动那汹涌的洪流。“同志们！前进！战！战！战！！！”上海区委在随后发出的《告同志书》中喊出了革命的最强音！一场更加猛烈的红色风暴即将席卷上海滩！ 厉兵秣马斗志昂 在汲取前两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认识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在2月23日的联席会议上，成立了由陈独秀总负责的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作为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最高决策机构。特委成员包括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等人。此外，还设立特别军委和特别宣委，特别军委负责人乃是时任上海区委军事运动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莫瞧他方才而立之年，且文质彬彬，军事斗争经验却相当丰富。在广东期间，周恩来曾参加两次东征，担任过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还一手创建了威名远扬的叶挺独立团。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上任伊始，周恩来就详细了解各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配备，掌握分析敌方军警的数量和分布情况，并提出了壮大包括纠察队、自卫团和特别队在内的工人武装力量的详细计划。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短短一个多星期时间，各支工人武装的数量即得到快速增长，自卫团接近800人，特别队的人数也比原先翻番。 拉起一支队伍不难，难的是如何让这支队伍既听从指挥，又能征善战。为此，周恩来从浙江北伐前线调来国民革命军第17军第3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侯镜如，辅导各区纠察队开展军事训练。侯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1925年冬在周恩来等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嗣后，征得叶挺的同意，武昌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共产党员彭干臣及其手下一批精英被周恩来调来上海，参与起义的筹备和指挥事宜。彭干臣是叶挺独立团的一员虎将，有着“铁军中铁将”的美誉。 当时，特别军委秘密机关设在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553弄）。然而，平日在辣斐坊里却难得看到周恩来的身影。原来，他冒着随时被捕牺牲的危险，穿梭于闸北、杨树浦、小沙渡等处，亲自指导工人武装的组织和训练工作。 “你好啊，恩来同志！大伙早就盼着你来了。”一日上午，周恩来甫一推门步入杨树浦部委机关（今长阳路斯文里13号），新任部委书记张永和随即迎上前，紧握住他的双手，一旁的怡和纱厂支部书记张维桢、恒丰纱厂党支部书记王阿宝等也起身，与周恩来打招呼。同众人寒暄之后，周恩来便切入正题。他向与会同志详询杨树浦地区的党团建设情况，尤其关注纠察队的操练状况。当周恩来得知纠察队缺少武器，攥紧右手拳头说：“大家放心，枪支问题我来想办法，关键还是要加紧训练，要让懂军事的人训练纠察队骨干。” 时隔不久，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特别军委工作人员姚素珍化装成富家小姐，坐着黄包车，将一只装有12把手枪的藤条箱送至杨树浦部委，亲手交到部委宣传主任苏爱吾（苏幼农）手中。杨树浦部委还在倍开尔路（今惠民路）人寿里西弄开办短期军事训练班，由当过兵的共青团员孙长胜任教官，教授射击技术，受训者达百余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尽可能改善纠察队的装备，除去筹资添置外，周恩来和特别军委一班人想了许多办法。彼时，闸北驻扎着一支由当地士绅组织的地方武装，番号为“上海县保卫团第一团”。商务印书馆资方出于保障企业安全的考虑，购买了一批枪支弹药，欲图招募民丁，入伙保卫团。获悉此事后，组织上打算让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派员应征，以“借力打力”。可是，队员们一时想不通，“这不是替资本家卖命吗？” 一次，周恩来和赵世炎来到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驻地检查训练工作时，队员任其祥当面发起牢骚来。“那你倒讲讲，我们现在缺什么呢？”周恩来笑眯眯地问。“枪，还有……子弹。”任脱口而出。“说得对！如果大家加入保卫团，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周恩来循循善诱地说：“有了保卫团这个合法身份，不但可以公开训练，必要时还能用保卫团的枪弹同敌人作战。”“噢！看来这是好事体啊！”任其祥和伙伴们恍然大悟。后来，不仅有40多人报名参加了保卫团，有的还当上了班、排长。 在积极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经过特委的周密部署，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展开政治宣传攻势、联络市民团体及策动驻沪海军反正等各项工作均实现了预定目标。特委还根据陈独秀的提议，设立起义总指挥部，周恩来任总指挥，赵世炎为副总指挥。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究竟何时举事？这不单是上海广大工人群众关注的焦点，也成为3月5日特委会议的中心议题。会上，陈独秀采纳周恩来的意见，明确只要满足以下三项条件的任意一项，即可发动起义：其一、北伐军攻克松江；其二、苏州光复；其三、驻防麦根路（今秣陵路）与北站的军阀部队朝苏州方向退却。一场激荡人心的革命徐徐拉开大幕。 浴血闸北捷报传 3月20日晚，北伐军东路军进抵沪郊龙华。起义时机成熟了！3月21日清晨，依照特委的决定，罗亦农代表上海区委宣布：是日中午12时，全市总同盟罢工、罢课、罢市，并同期举行武装起义。这天正午时分，当外滩海关大钟刚刚敲响12下，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轮船和市内各大工厂同时汽笛长鸣。瞬时，企业停工、电车停驶、学校罢课、商店关门，80万产业工人和无数市民走上街头，各路工人纠察队操起武器，对境内的警署、兵营等敌方目标展开进攻，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响了。 周国强所在的法电纠察队沿着西门路向南火车站（其址即今南车站路、瞿溪路一带）方向奔袭而去。这次他们按照训练时教授的办法，将点燃的爆竹放进洋油箱里，只听到洋油箱顷刻发出“噼劈噼啪”的巨响，不逊于数挺机枪并发的声响。这一方法果然奏效，他们还未到车站，驻站的小股敌军即已闻风而逃。攻占上海兵工厂的行动也是出乎意料的顺利。那儿虽有一营敌兵把守，可当官的早就溜之大吉，余者全无斗志。一听到周国强等“缴枪不杀”的喊声，他们便举着双手畏畏缩缩地走了出来。纠察队非但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兵工厂，还缴获了大批轻重武器，满载而归。 虹口、浦东、沪东、沪西和吴淞的起义进展亦较为顺当，基本在数小时内解决战斗。唯独由奉鲁联军重兵把守的闸北久攻不下，成为起义过程中“最难啃的骨头”。为此，周恩来亲临前线，坐镇指挥。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激战，工人武装拿下了20多个据点，只剩下盘踞在东方图书馆（其址位于今宝山路584号）、天通庵车站（今同心路宝山路交汇处）和北站（今上海铁路博物馆所在地）的敌人依旧负隅顽抗。 号称“亚洲第一图书馆”的东方图书馆隶属于商务印书馆，其收藏的中外图书不下46万余册，珍本善本更是数不胜数。但是，此时图书馆那栋高5层、钢混结构的大楼却成为守敌的绝佳工事。他们居高临下，击退了起义队伍的多次冲锋。纠察队员缪龙江见状急得直跺脚，他忽听得身旁有人嚷道：“干脆一把火烧掉房子，看狗日的投不投降！”正在火线上的周恩来听说此事后，及时赶来制止，“那里面的书都是宝贝，要是烧光了，怎么向江东父老交代啊？”听了周恩来的一席话，队员们沉默不语。最后，周恩来决定采用围而不击的战术，以攻心为上，瓦解敌军士气。21日下午4点，纠察队把一块绑着劝降书的大石块扔进了楼内。过了半晌，劝降书又被丢了出来。怙恶不悛的敌人在书信背面回复，要求停战，却只字不提投降之事。“看你们能撑多久!”缪龙江怒目圆睁，嘴里不住地呢喃着。结果，双方整整相持了24小时，到22日下午4点半，眼见得外无援兵、弹药和吃食将尽，图书馆内的守敌军心动摇，一部分士兵换上便衣，企图逃跑，被堵在门外的纠察队员抓个正着，余者则打出白旗归降。拔掉敌人这一营垒后，起义总指挥部随即迁至东方图书馆。 东方图书馆昼夜苦战之时，天通庵车站那边也是激战正酣。正当敌我短兵相接之际，吴淞传来情报称，500名全副武装的直鲁联军搭乘火车，正沿着淞沪铁路，往车站方向驶来。他们原本想走海路逃命，但因吴淞港被起义者占据，只得原路折回北站。遵照总指挥部的命令，铁路工人纠察队立刻撬掉车站附近的一段铁轨，要将这股敌军阻挡在天通庵车站。两个小时后，呼啸而至的火车轰然脱轨倾覆，还没等敌人缓过神来，纠察队火力齐开，打得他们抱头鼠窜。不过，仗着精良的装备，敌兵卧伏于路基两旁，与纠察队打了个难分胜负，直到南市、沪东等处的纠察队陆续前来驰援，才于22日中午占领天通庵车站，俘虏敌军300余人。 至此，北站成为敌人最后的堡垒。北站守军人数多、火力猛，在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毕庶澄督战下，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就在工人武装集中全力进攻北站时，恼羞成怒的毕庶澄竟纵火焚烧周边民房，不惜以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来迟滞纠察队的攻势。21日晚，漫天大火将北站四下数百间民宅化为灰烬，百姓的哭喊声此起彼伏，撕心裂肺。人命关天啊！在加强前线火力配备，防止敌人突围的同时，周恩来等指挥纠察队员一面将难民转移到青云路一带的空旷之处，一面找来水龙皮管灭火。军阀部队的暴行激起了民愤，北站附近的青壮年市民主动请缨参战，妇孺老幼则从自家取来木板、砖石及布袋，自愿为纠察队加固防线。怎奈，顽敌过于强大，工人武装一时还是难以得手。没想到，翌日上午，毕庶澄故伎重施，再度纵兵延烧民居。是时，自来水管已被打爆，大火无从施救，纠察队只好暂时后撤，以集结力量再图进击。 在闸北浴血奋战的工人武装急需北伐军东路军的支援。据此，上海总工会两次遣人赴龙华面见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请求增援。可是，白崇禧却以“毕庶澄投诚尚有希望”为由拒绝发兵。听取总工会交际处长赵子敬的汇报后，周恩来拍案而起，“我们有信心和决心，凭自己的力量拿下北站。”他的话掷地有声，在场的人无不点头称是。紧接着，总指挥部召集会议，重新调整部署，预备在22日下午5点发起总攻。此刻，东路军第一师师长薛岳因不忍坐视上海工人流血牺牲，断然决定将所属部队开进上海市区。白崇禧这才被迫下达午后3时进城的命令。 22日17时，总攻如期发动，纠察队员们奋勇向前，敌军节节败退。当听说北伐军已抵近麦根路时，敌兵阵脚大乱，纷纷溃逃。毕庶澄见大势已去，遂乔装改扮躲入租界。一个小时后，随着红旗插上北站屋顶，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宣告大获全胜。在起义顺利的当天上午，还选举产生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首、联合各阶级各阶层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机关——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民政府。 然而，胜利转瞬即逝，接踵而至的是露出狰狞面目的国民党右派掀起的腥风血雨。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惨遭屠戮。其后，江浙闽粤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充分显示了上海工人阶级不屈不挠、团结奋战的可贵精神和强大力量，是大革命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运动所取得最辉煌的成果。尽管，它与此后一系列城市起义的挫败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立足于农村，没有农民阶级的支持，单靠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行不通的。但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寻求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所作出的牺牲和留下的宝贵经验与精神财富将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