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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2月13日是曹禺逝世20周年纪念日。曹禺研究专家田本相和他的助手阿鹰编著的《曹禺年谱长编》（以下简称《长编》）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长编》有140余万字，对曹禺先生一生的生活经历、创作经历、工作经历作出全面的详细的记录。日常行迹琐事均有记录。在作者田本相看来，正是这些细节才足以反映曹禺的人生轨迹、行为逻辑，思想历程甚至是喜怒哀乐。 田本相已是85岁高龄，研究曹禺已有30余年时间，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他表示，在这样的高龄编写这样一部大部头年谱长编，是想“能为后人做一些积累。” 
《曹禺年谱长编》
《曹禺年谱长编》30年磨一剑从田本相萌生写作《长编》的念头，到这本书正式出版有6年时间。然而《长编》的写作积累从30多年前就开始了。 田本相起初虽然做一些曹禺研究，但并没有想到写年谱。用他的话说，机缘巧合，在一定程度上，是曹禺自己把他拉上了长期研究曹禺的道路。 1980年代，北京出版社要出一套作家传记丛书，征询曹禺先生的意见，问觉得谁来写他的传记好一些，曹禺推荐了田本相。 “1980年代初，我写过一本《曹禺剧作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本关于曹禺的研究著作。出版社建议将稿子请曹禺先生过目。曹禺先生看到了，觉得写得不错，很快给我写了信，很肯定这本书，之后我们还见过面。他觉得我来写他的传记比较合适。” 田本相着手写传记的时候，曹禺对此态度也十分认真，把应该访问的人开列了一系列名单给田本相，哪些人了解他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一一列出，田本相就对照名单访问了大约二十余人。 
1954年6月，曹禺（右）和著名戏剧家、导演焦菊隐参加北京人艺院庆大会。
在写作期间，田本相还认真访问了曹禺本人，长谈了不下十余次。原始材料准备好以后，田本相整理了搜集到的所有材料，按照时间顺序把曹禺的主要经历列了一个单子，“为了写传记用”。这个单子就成了一个简单的大事记。这就是最早的《曹禺年谱长编》雏形了。1985年，曹禺的母校南开大学要为他庆祝从事戏剧创作50周年。田本相也是南开校友，南开知道他在写曹禺传记，就劝他把曹禺年谱整理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南开大学出版社组织我写出一个8万字的《曹禺年谱》。年谱出版以后，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历史系教授来新夏，他是一位年谱专家，跟我说，‘看到你的年谱了，如果我来写，体量上起码要膨胀五倍到十倍，现在这个版本太简略了。’”由此，他注意到年谱研究重要性。 到2000年，曹禺诞辰100周年时，北京出版社提出编写一部“曹禺年谱”的可能性。田本相就在之前积累的基础上，编写了一部30万字的曹禺年谱。 “在这之前我编了曹禺的文集和全集，进一步增加了在曹禺研究方面的积累。”做完这部年谱，田本相当时已经年近古稀，写了一部曹禺传记、编了两部曹禺年谱和若干文集、做了曹禺不少研究，他觉得自己这个年纪上已经“写不出更好的曹禺传记，也不可能做出更深入的曹禺研究了”，于是萌生了编写一部全面客观的《长编》的想法。“如果做好年编，能为后人做一些积累。”  曹禺最为一位杰出的剧作家，尤其是他的代表作《雷雨》，成为经典之作，是1933年写出的，那时他只有23岁，还是个将要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继《雷雨》之后，1936年，他创作出《日出》；1937年，创作了《原野》；1939年，创作了《蜕变》；1940年，创作了《北京人》。至此，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已全部完成，他在中国戏剧史上的不可替代性的首席地位已经确立。而那时，他只有30岁，正是而立之年。 《雷雨》一般被认为是曹禺的处女作，第一部作品就如此成熟，其后又有连续稳定的高质量产出，没有积淀是不可能的。田本相因此十分重视对曹禺青少年时期资料的搜集。 “大家都知道曹禺23岁就写出《雷雨》，但他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写出了《雷雨》？我就想知道他小学、中学时候的经历是什么样的。”田本相于是到他的母校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在学校的杂志期刊中寻找他的足迹，更托友人从宣化县志中，探访他童年的生活秘密。果然发现了不少曹禺当时参与文学戏剧活动的痕迹。 1924年3月，14岁的曹禺就加入了南开中学文学会，十五岁加入了南开新剧团，开始演剧活动。 1924年4月，曹禺与从南开中学毕业出校的文学会会员王希仁、姜希节，南开大学的王树勋等共同发起组织一个新的文学团体“玄背社”，并创办文学刊物《玄背》。9月，他在《玄背》第6期上开始连载小说《今宵酒醒何处》，署名曹禺，至第10期载毕。这是他首次使用“曹禺”这个笔名。 当时南开中学有七八种学校刊物，如《南中周刊》《南开双周》《南开校友》等等，多少都提到过或发表过曹禺的作品。 “从这些刊物里可以知道曹禺中学时期就写过小说，办过杂志，还和郁达夫通过信。中学时候他就开始演戏了，易卜生的《国民公敌》等剧他都出演过，有的戏甚至轰动平津。这样就知道，曹禺成为戏剧家并非偶然。” 
1990年，曹禺观看年轻演员重新排练演出的《北京人》后与演员、导演交谈。
童年和恋母情节曹禺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也是田本相笔墨着重记录之处。 曹禺出生后3天，生母薛氏就因产褥去世。其后薛氏孪生妹妹薛咏南嫁给了曹禺的父亲。 此前谈及曹禺的这段经历，很多研究提到曹禺自3岁起就开始随继母辗转各个戏院听曲观戏，对戏曲产生了兴趣。 而田本相认为，曹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生母，相反，生母的早逝对他的人生和创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访谈他的时候他都70岁了，谈起生母眼里还有泪光，好像很对不起他母亲一样。之前我对恋母情结的理论不是很清楚，后来在研究他的作品中，终于明白了，他作品里写了那么多女性，比如，蘩漪、侍萍、四凤、陈白露、金子、愫方、瑞珏等，其中一些妇女形象闪耀着母性的光辉。” 曹禺剧本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受到公认的。《雷雨》中最成功的角色就是性格最为“雷雨”的周繁漪。这本来是一个背叛婚姻、爱上自己继子的女人。但曹禺在《雷雨》中却赋予繁漪极大的同情甚至是赞美，把她塑造成一个缺点明显却有鲜明反抗性格的觉醒者。 “这是因为童年丧母的经历让曹禺对女性的观察很不一样。繁漪是有原型的，是曹禺南开中学时候同学的嫂子。那个年代下，繁漪和继子发生关系是遭人唾弃的，但曹禺就有不同看法，在《雷雨》序言里就说她是有着一颗个‘美丽的心灵’。这和他童年经历关系很大。”田本相说。 晚年际遇：确实没有时间去创作 曹禺在1949年后的几部作品，曹禺自己也感慨万分。 “我去采访他，问他对《明朗的天》怎么看，他说，‘你看，我也是个知识分子，我还不知道自己怎么改造思想，就去写别人怎么改造思想？’。”田本相觉得，曹禺当时自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创作危机所在，但也无能为力。 他中学时代亲自参演的就是易卜生《人民公敌》这样的社会问题剧，对时局政治更是一直关注。1931年10月他就随清华大学演讲团赴保定演讲，呼吁中国人民起来抗战。同年冬季，还出演了抗日救亡剧《马百计》。 在他写出《雷雨》《日出》《北京人》的那段时间，曹禺也并没有放下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关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当年，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简称“全国剧协”）在汉口光明大戏院举行成立大会。会上，曹禺被选为理事。戏剧界抗日救国的活动中，始终有他的身影。 1942年冬，曹禺接到周恩来的信，谈起《雷雨》、《日出》充满惜才之情，并约他去曾家岩五十号。以后，他曾多次见到周恩来。 建国之后，曹禺担任过中国文联常委委员、执行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职务。 建国后曹禺一度全副精力投入文化外交工作：频繁的国外访问，再就是就应接不暇的送往迎来，甚至一天就有几场。《长编》几乎将他这些行迹全部记录下来，一方面你可以看到他真的是满腔热情地投入新中国工作，一方面看到他确实没有时间去创作了。” 田本相说，在忙于行政事务的同时，在知识分子改造的热潮中，曹禺也的确想改造自己。建国后1950年8月，茅盾主编、新文学选集编委会编《新文学选集2·曹禺选集》由开明书店出版。曹禺对收入其中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均作了较大修改，尤以《雷雨》修改最多。“周扬此前有一篇文章，一方面对《雷雨》《日出》评价很好，一方面又提到一些问题，比如鲁大海太粗暴了等等，曹禺基本根据他的意见把这三部作品做了修改。把鲁大海改成了罢工首领，方达生改的更进步了等等。” 他写过一篇文章《我对今后创作的认识》，把自己的《雷雨》《日出》等作品都否定了。他虽然做出这样的表态，在创作领域，但是创作思想危机相伴而来。《明朗的天》是写抗美援朝知识分子的改造，事后他介绍经验说，主题是事先设计好的，人物的性格也是预先想好的。可以看得出他当时写作已经是主题先行了。这与他的以往创作形成鲜明的反差。” 《长编》在编写中，一是遵循着客观表述的原则；二是凡写曹禺行迹，一律标明来源出处。单是这样的注解，也有上千种之多。他希望通过客观而事无巨细的客观实录，“透过曹禺的行迹写他一生心灵历程，也写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曹禺在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是很有典型性的。越是客观记录，越能为后人提供思考的东西。”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