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专列上读《旅顺口》，最终不同意苏联在旅顺树像建碑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乘专列前往苏联，加入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中苏谈判。那时的专列从北京到莫斯科要走10天时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难得有个短暂的休息时间。所以，临出发前，他特意让随行的秘书何谦给他带上一本当时名噪一时的长篇历史小说《旅顺口》，以便他在专列上翻看。《旅顺口》是被当时一些人推崇为军事历史题材小说范本的，曾在1946年获得过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发的斯大林文学一等奖。可是，周恩来刚看了一半就对何谦说：“《旅顺口》是一本坏书。作者斯捷潘诺夫完全站在反动的沙皇统治阶级立场上，竭力美化、宣扬沙俄的侵华战争。”说完之后，周恩来还自言自语地说：“这样的书居然获得斯大林文学奖？” 当时因为访苏事关重大，周恩来没有进一步详谈。1950年11月，周恩来在一次同自己的军事秘书、毛泽东称为“洛阳小才子”的雷英夫聊天时（1994年9月笔者造访过雷英夫），又系统地谈到了对《旅顺口》这部小说的感想。他以敏锐的目光、犀利的言辞，对《旅顺口》一书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 “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很坏，很多地方实在看不下去。 第一，这本书宣传的是沙俄战争、掠夺战争那一套。 第二，这本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教导。旅顺口陷落时（指沙皇俄国第一次攻占我国旅顺港——笔者注），列宁有篇文章讲得很清楚，说这是掠夺性的反动的战争。 第三，书中竭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把中国人写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气愤。 第四，书中宣扬的英雄马卡洛夫，不过是在沙俄腐败的军队中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改革。这个小军官比那些腐败透顶的将军们稍微好一点，可他对沙皇的反动制度和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 1956年5月的一天晚上，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首都剧场公演曹禺的话剧《日出》。戏演完后，周恩来上台接见演员后和大家座谈。当辽宁艺术剧院院长洛汀汇报到他们曾演出苏联话剧《在那一边》，戏里反映的是日军侵略我国东北、发生在哈尔滨一带的事时，周恩来立即警觉地问：“这出戏怎么写中国人的？”导演答道：“这出戏没有着重表现中国人，中国人在戏里是群众。”周恩来露出不悦的表情：“写在中国的事儿，不写中国人，算什么？你们谁看过一本小说叫《旅顺口》的吗？”“我看这本小说写得不好，光写中国人的愚昧，什么留长辫子，吸大烟，怎么能这样表现中国人！” 1955年苏军从我国旅顺撤走时，赫鲁晓夫对周恩来提出在旅顺建苏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城里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还提出要建当年沙俄攻打旅顺口的两座方尖纪念碑和沙俄海军中将马卡洛夫铜像。周恩来经过思考，同意苏方建二次大战时打败日本关东军的两组建筑，而对苏方想建的方尖碑和马卡洛夫铜像给予了坚决的否定。 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周恩来不会因为新中国刚从废墟上诞生、处处有求于当时的苏联“老大哥”而向苏方屈服。因为那样做，会伤害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有伤中国人的感情。 新中国成立，为了国计民生，他读了许多必须要用的书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开始了日理万机的工作。由于工作太忙，看小说竟成了他的奢望。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内，周恩来整整放了两架子书，这些书大多是工作中经常使用的书籍，当然也备放了周恩来十分喜爱的《鲁迅全集》等书。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对笔者说：“我们几乎就没看到总理有空去翻看《鲁迅全集》。” 1949年和1950年，淮河涝灾严重。尤其是1950年的大水，使皖北、苏北（当时安徽、江苏都还没有建省）7000多万人逃离家园，洪水夺去了成千上万条生命。毛泽东、周恩来在看了灾情报告后都流下了泪水。毛泽东为此挥毫写下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随即交给周恩来治淮的任务。为此，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政务会议，并制定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总方针，批准开挖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条人工大河——苏北灌溉总渠。在与水利专家们讨论这条河的走向时，周恩来特意让自己分管农业的秘书杨纯去北京图书馆借来一本《山阳县志》。 山阳县就是周恩来的家乡淮安县，在明清两朝时都叫山阳县，直到民国3年废府存县时，“山阳”这个县名因与陕西的山阳县同名才改为淮安县。周恩来这时候要看《山阳县志》显然与开挖苏北灌溉总渠有关，因为他要运用自己的智慧选择一个更为合理、更能发挥排水、灌溉和航运等综合作用的走向，以造福亿万人民。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本来集中全力从事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周恩来又不得不用很大一部分精力参与其中。他既要协调党内的各种不同意见，又要到国际上去争取各方面支援，还要调动各军、兵种的备战、参战，要为志愿军的装备、后勤供给竭尽全力。1997年为筹划周恩来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笔者赴京从周恩来当年的外事秘书、后曾任驻匈牙利大使的马列那里，征集到周恩来在2月14日（具体哪一年，马列已无法准确记得）写的一张小纸条：“马列同志，请给我一本世界知识手册（即年鉴）。” 当时的外交部世界知识出版社，每年都出一本《世界知识年鉴》，作为外事工作者必备和常用的工具书。周恩来在看外事文件，处理外交事件和交涉有关抗美援朝的事情时，经常要查人名、地名、面积、人口、重大历史事件等资料，也要经常用这本书来查证、对照，以便做出准确的决策与判断。 1960年周恩来即将出访欧、亚、非的一些友好国家，在出国前他到北戴河休假。8月的一天，暴雨狂泻。周恩来想看世界地图以了解相关国家的情况，就让身边的卫士乔金旺给北戴河图书馆打电话，想借一本《世界地图》和其他有关图书。接电话的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她不知道这是周恩来要用的书，就公事公办地说：“你要的这几本书只能到阅览室来看，不能外借。” 既然图书馆有不外借的规定，周恩来是不会带头破坏的。于是，他卷起裤脚，撑着雨伞，在乔金旺的陪同下冒着大雨走到了北戴河图书馆阅览室。进屋时，周恩来的裤脚全湿透了。周恩来请管理员将《世界地图》等几本参考书找给他看看。当管理员把这几本书捧过来时，这才发现借书人竟是周恩来，连忙不好意思地对周恩来说：“总理，真对不起您。我不知道这几本书是您要的。我应该给您送去，不该让您淋着雨来看书，耽误了您的宝贵时间。”“哎，小同志，你把书管得很好嘛！”周恩来笑着回答她，“没有章程制度办不好事。我为了看书，淋点雨、走点路根本不算什么。”说完，周恩来就翻开书，坐在桌旁认真地翻看起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担着风险，为古典文学书籍解禁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我国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段长达10年的时间内，人们什么文学书籍也看不到，书店里也买不到。连世界公认的我国古代四大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都被斥之为“四旧”（指旧思想、旧风俗、旧传统、旧习惯），不准印刷，不准出售和阅读，当时市面上只有《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红书”。开群众大会时，要求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而这本书又都是红塑料封皮，所以，当会场上呼口号时，人们把手里的“红宝书”一举，就是一片“红海洋”。 1971年2月11日，周恩来专门同出版部门负责人谈话，要大家加强对各类图书的出版，其中特别提到：“青少年没有书看，旧小说不能统统都看作‘四旧’嘛！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看问题。”在那之后不久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两次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还做了重要讲话：“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问题。把《鲁迅全集》和《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很滑稽吗？”周恩来还曾坦率地问：“旧小说能统统当作‘四旧’处理了吗？《红楼梦》《水浒传》能算作毒草吗？” 在一年多之后召开的有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和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周恩来又指示要想办法缩短时间，尽快地再版有关古典名著，还具体地提出要求：先印《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同时也要出版其他名著和新书。 笔者还记得，当年这批书印出下销时，一个公社（即现在的乡或镇）只能分配两部。在席桥公社，我有幸买到一部《红楼梦》。这一部平装本《红楼梦》共4本，定价是2.74元。为了得到这部书，手头拮据的我带着孩子走庄串户，花了个把星期去捡蝉蜕到供销社卖了才凑齐这部书款。 晚年，周恩来曾想写一部小说《房》，以介绍周家各房头的情况。 2001年，笔者行将退休时，突然接到周恩来侄儿周华章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九凤老弟吗？我是华章呀，听说你不久也要退休了，我想到你那里去一趟，因为我有一件未了的心愿想请你帮帮忙。” 不久，周华章带了一瓶茅台酒和一袋书稿来到淮安，他告诉我，七伯（指周恩来）早在建国初在看话剧《家》时，曾深情地对身边人员说：“巴金写了一本《家》，将来等我退休了，我也要写一部《房》的书，以记述我们周家各房头的人和事。”周华章说，为此事，他已准备了20多年，有的已写成初稿。他在将这些稿件汇集时，一是自感笔力不够，恐难写成这本巨著，二是自感年事已高，完不成伯伯的这一心愿，因此想请我这个“老弟”帮帮忙。 我无法拒绝他。在周华章居淮的几天时间里，我俩商讨写作提纲，撰写有关引言，梳理有关人名。直到基本框架都排列好，他才满意地返京。然而，在我等待他再度提供相关资料时，他却再无任何信息了。后来我打电话过去询问，他告知我，已决定和七伯的另一位亲属合作，就不劳驾远在千里之外的您了。 我觉得周华章说得有道理。他和亲属合作，对周家的事了解起来更方便。不过，几年后，周华章再来淮安时，他告诉我，《房》写好了，但中央文献研究室没有同意出版。据他说的和我对这本书的内容判断，他的这本书的写法和所表达的内容与周恩来生前打算撰写的《房》根本不同。 周恩来为什么要写《房》呢？周恩来另一位侄儿、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周尔鎏在他新近出版的《我的七爸周恩来》一书的开头写了一个“小引”： 七爸（周恩来侄辈对周恩来的独特称呼——笔者注）退休后想写一本名为《房》的长篇小说。 从1946年在上海周将军公馆和七爸周恩来会面，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七爸曾十余次地和我谈起过我们的家世，而且每个阶段都有几次近乎半天或彻夜的长谈。七爸工作繁忙，可他为何如此重视这个话题？ 我们所属的绍兴百岁堂周氏家庭，支系庞大，几经迁徙。在七爸所处的年代，家庭成员更是散居各方，而且职业不同，政治选择多样。 那么，在庞杂的家族关系中，七爸对待家庭亲情的原则是什么？这个有关悠远历史的家庭有哪些传承至今的家风祖训？ 七爸生前珍藏着一本高祖元棠公遗存的《海巢书屋诗稿》，这册由家族后人刊印的诗稿甚至伴随他渡过了10年“文革”那段艰辛的岁月。他为什么如此珍爱这部诗稿？高祖的诗作究竟给了他怎样的精神慰藉，昭示着什么样的家族文化传统？ 我在西花厅亲耳听七爸说，他打算退休后写一部名为《房》的长篇小说，内容就是根据大家庭的许多“房”的不同历史演变，作为中国社会的缩影加以描述。他的这一未竟的夙愿或许和自己的家族有一定的关联。 周恩来没能写他心目中的《房》，但他一辈子爱读书，爱用书。他一生与书为伴，与各种书有着很深的情感。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