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恩来的家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香世家,无论他的始祖宋代周敦颐还是他迁到绍兴的一代始祖周茂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读书人。因此,周恩来很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后来他投身革命、领导国家建设期间也都与书有着深厚的情感，并能恰到好处地掌握和运用书本知识。 周恩来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 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鸡鸣寺里曾3次接受美国当时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勃曼（1889～1974）的采访，周恩来对李勃曼说：“我小时候在私塾念书。从8岁到10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周恩来这么早的阅读能力是哪来的呢？按周家祖训，男童长到5岁时即入家塾馆读书、写（毛笔）字习颜体。周恩来在出生8个月时出嗣过继给小叔父周贻淦（后改名宗干）为子，不久小叔父就去世了，小婶母陈氏是位受过教育的女性，在周恩来牙牙学语不久，陈氏就超前教他识字了。后来，陈氏又怕周恩来到院子里和别的孩子们戏耍时有闪失，干脆把他关在房中，直到能上家塾馆时为止。 幼儿认字久了，难免会觉得枯燥和倦怠，陈氏便给儿子讲故事，说笑话，提高周恩来辨明是非、爱国爱家的思想和能力。可以说，周恩来是先听陈氏母亲讲述《西游记》而后再读《西游记》的。 在龚家书房，他读了《天演论》《革命军》 1908年的夏天和冬天，周恩来先后失去生母和嗣母，不得不带着两个更幼小的弟弟返回淮安城驸马巷周家老宅。酷爱读书的周恩来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内心十分苦闷，就向八叔周贻奎和八婶杨氏诉苦。周贻奎就让杨氏到家在东岳庙附近的龚家请周恩来的表舅龚荫荪帮忙，让周恩来和他的两个弟弟一起到龚家塾馆寄读。龚家的女主人是周恩来嗣母陈氏的亲姨娘，她的儿子龚荫荪就是周恩来的表舅。龚萌荪对周恩来兄弟3人进行简单的面试后，只同意周恩来一个人在龚家读书。而周恩来的两个弟弟一个因为年岁太小（周恩寿），一个因为顽皮（周恩溥）而被婉拒。 龚荫荪是一位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由于其父亲龚怀朴多年任山阳县（今淮安市淮安区）的钱谷师爷（相当于今县一级的财税局长），家境殷实。龚荫荪在上海、南京、青岛等地开设有多家书馆、书店，家里也藏有大量进步书刊和报纸，一直是秘不示人。他见周恩来好学上进，谈吐脱俗，又能博闻强记，十分喜欢，不仅允许周恩来在家塾馆寄读，还破例允许这个表外甥进他的书房读书。 在龚家藏书房，周恩来第一次读到了《今日中华》等进步报纸，也先后读到了严复的《天演论》和邹容的《革命军》等进步书刊。《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号召民众起来救亡图存，“与天争胜”。这对当时的思想界有着很大的影响。 《革命军》是中国民主革命家邹容在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写的共约2万余字的作品。作者以通俗浅显的文字，宣传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反对外国侵略的思想，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华共和国”。可以说，《革命军》《天演论》是周恩来童年所读书籍中对他影响非常大的两本书。1952年秋天，周恩来在上海会见时任华东幼儿园保育员的表姐龚志如时，还深情地说：“表舅（指龚志如的父亲龚荫荪）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你们龚家塾馆的周先生是我文化上的启蒙老师。” 在陈家书房，他读到了《醒世恒言》《天雨花》 1908年夏天，周恩来生母万氏辞世后，嗣母陈氏的肺结核病日渐沉重。陈氏自知自己来日无多，就对周恩来提出想回一趟娘家宝应。因为她的侄儿、周恩来的表哥陈式周博学多才，也懂中医医术，陈氏想让侄儿给看看病，于是，周恩来就跟着陈氏一起坐上小木船顺水扬帆，来到了宝应水巷口3号陈家。 陈式周比周恩来大16岁，他是清末秀才，清废科举后在通州（今南通）上了通州师范学堂。 陈式周的国文造诣很深，后来到上海时曾当过《申报》编辑和李鸿章的家庭教师，教李鸿章的孙子李国超国文。因此，他家的藏书也颇多。 当周恩来随陈氏来到宝应陈家后，周恩来就提出到陈家塾馆读书。经过交谈，陈式周感觉这位小表弟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甚至对时局、政治都已有独到见解，遂谦虚地说：“我的家塾馆只收一些启蒙学生，哪能教你呢？你还是到我的书房看书吧。”就这样，周恩来就成了陈式周书房的常客。 在陈家书房里，周恩来先后读了明朝末年冯梦龙纂辑的《醒世恒言》以及《天雨花》和《西厢记》等文学、文艺书籍，还阅读了《绣像施公案传》（也叫《施公案》）等书。周恩来记忆超群，读了这些书不仅能记得书中情节、故事，还能熟知书中人物的行为举止和性格特征。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点多钟，发动“西安事变”的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事先没同杨虎城商量，就拉上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悄悄乘车直驱西安西郊机场，送蒋回南京，连周恩来也没告诉。在听到张学良的卫队团团长孙铭久的报告后，周恩来立即驱车往机场赶。在疾驰的汽车上，周恩来最大的担心就是张学良可能会轻率地跟蒋介石飞往南京。然而，赶到机场时，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载着蒋介石和张学良的飞机已经起飞（到洛阳后两人分机）。这时，周恩来望着还在爬升的飞机叹息地说：“张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连环套》正是《施公案》中一个故事改编的戏剧。这出戏写的是绿林好汉窦尔墩盗得“御马”，后被黄天霸以狡猾的手段骗走，窦尔墩在江湖义气思想支配下，还对黄天霸摆队相送。当时，周恩来很自然把这个故事和他眼前的这一幕联系起来了。 据周恩来的秘书纪东回忆，1970年夏天，他随周恩来赴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那时周恩来的处境极其困难：他既要注意当时多种“左”的派系力量的平衡，又要同他们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既要灵活策略地执行毛泽东的想法和指示，又要尽力维持国家政务和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转，让全国老百姓能吃饭穿衣、有正常的生产生活；他生怕外交上出任何差错，又担心着军事上的任何闪失，真正是费尽了心血，倾尽了智慧。有许多时候他都处于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境地。当时，有人曾悄悄在周恩来面前说：“江青太难应付了。”周恩来悲怆地回答：“我何止要应付一个江青！” 会议开幕的前一天下午，周恩来正在休息，纪东到总理办公室整理文件和材料，无意中发现办公桌上有一张32K白纸字条，上边留有周恩来用铅笔写下的几句戏文：
不公与不干（西厢记）
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 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纪东曾对笔者说，这几句戏文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周恩来当时的心境和处境。但是周恩来虽注明《西厢记》，可是《西厢记》里却找不到这4句话，纪东期望我这个淮安人能帮他查找一下。经查找，笔者发现在《醒世恒言》一书的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中有类似的这4句话：
江南有谣云：
做天莫做四月天，蚕要暖和麦要寒。 秧要日时麻要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笔者推断，周恩来是在陈家书房同时读到《醒世恒言》《西厢记》《天雨花》等书的。因为他在陈家时间比较短，只有约3个月，他来不及反复看，几十年后，把在《醒世恒言》中的几句话误记为《西厢记》中的几句戏文了。 在东关模范学校，他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 1910年春，周恩来“应伯父召，趋辽东”，先到铁岭银冈书院，继之到盛京（今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 东关模范学校有一位教国文、历史和地理的高老师，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进步，极富正义感而又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当年，他是因为在山东济南高等学堂从事反清宣传遭清政府通缉而亡命关外的。他原名高守铭，字盘之，到东北后，常用的名字是高亦吾。周恩来进入东关模范学校五年级丁班时，刚好高老师是这个班的班主任。周恩来入学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高老师首先感到，周恩来是个懂事明理、人小志大的孩子，是他“执教以来碰到的最好学生”。 周恩来是个插班生，他并没有学五年级上学期的课程，但他比那些大他五六岁甚至七八岁的成年同学要自觉得多。他在课堂上用心听讲，课间、课后都能认真完成各科作业；对课余时间抓得也很紧，尤其注重和喜欢课外阅读，这是他在淮安老家就养成的好习惯，因为课外阅读可以弥补课堂上学习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丰富自己的各方面知识。这些都是其他学生做不到的甚至想都没有想过的事。 周恩来课外阅读涉猎很广，除了一些中国文史类经典名著外，一些刚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数学、理化和博物等自然科学书籍以及中外古今的军事著作，都成了他十分喜爱的读物。 他读书不是死记硬背，更多的是理解和消化。因此，课间常见到周恩来和同学们一起讨论他阅读书报时思考的问题，有时还向老师求教，找出自己比较满意的科学答案。周恩来小小年纪就十分关心国家大事。那时，他的四伯母杨氏每天给他10个铜钱，让他中午可以在街头饭店吃一顿饭。周恩来舍不得到饭店吃，只花一二枚铜钱买上两块烧饼，就着学校老虎灶免费供应的开水就把一顿午餐应付过去了。余下的钱，他除了买些文具送给那些家庭困难的同学外，还订了一份《盛京日报》，天天阅读。所以，1958年12月31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及其夫人莫尼克公主，在南京中山陵意外遇见淮安新城的青年女学生曾树英时，还说：“我像你这么大年龄时，就十分关心社会上的事了。” 随着阅读书籍的增多，周恩来的知识面也越来越宽，向老师请教的问题也越来越广。高老师清楚地记得，当他在课堂上讲解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事迹时，课堂上静得连一根针落地都能听到。这时，他看到坐在前排的周恩来，更是泪流满面，悲愤填膺。这使高老师对周恩来更多了一层看重。以后每遇阴雨雪天，高老师干脆留下周恩来。晚上，高老师批改作业，周恩来完成作业后看书，然后师生同床而卧，纵论国事，谈古道今，直到两人睡着为止。 为了加深周恩来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解，高老师将自己的《史记》《离骚》《汉书》《后汉书》等统统向周恩来“开放”，允许他读，允许他带回家。后来，周恩来又用自己节省下来的伙食费买了《史记》《后汉书》，以便随时阅读。60多年后的1973年，毛泽东在启用并选择王洪文为接班人时，他怕周恩来不理解，特意让身边工作人员将一部《后汉书?刘盆子传》送到周恩来那里，并嘱周恩来认真读一读。 原来，西汉末年，因王莽篡位，各地起义、造反的头领很多，他们都以姓刘的为汉朝的正宗传人，就像后来曹操将汉献帝控制在自己手里那样，试图“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反对王莽的赤眉起义军就拥立原本是个放牛娃的刘盆子为皇帝，一直打进都城长安。毛泽东当时用意很明确：刘盆子作为一名放牛娃，由于当时形势需要，被拥立为皇帝；现在也是形势需要，要将王洪文这个“娃娃”启用起来，让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接班人。其实，周恩来还在少年时期，就读过《后汉书》，熟知刘盆子的故事。他当时也确实遵照毛泽东的意愿，对王洪文言传身教，直到最后发现王洪文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又与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走上祸国殃民的不归之路。 在日本，他读到了《社会问题研究》等书，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 在留学日本期间，周恩来一边读书学习一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涉猎很广，尤其是对日本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者、京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的著作，周恩来特别爱读，先是读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所编杂志《社会问题研究》出刊后，周恩来便成了这本杂志的热心读者。 据有关资料记载，1918年，周恩来留学日本一年多，每逢寒暑假回国探亲时，他的行李中总捎带着河上肇的著作。当时，周恩来住在同学吴瀚涛在东京的租住房里。在那一段时间里，他大量地学习并接受了河上肇的思想。周恩来还曾托友人把他介绍给河上肇教授，但由于友人的不理解，他的要求未能实现。 受河上教授的影响，周恩来的救国思想也很快升华，以致在和吴瀚涛一起吃饭喝酒时，周恩来思考的全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救中国的事。因为他朝思暮想，口头上也不免有所流露，弄得他的同学兼好友十分不理解。就在周恩来大谈中国要用科学社会主义进行社会变革，然后再进行富民强国的建设时，吴瀚涛竟气得“叭”的一声将酒瓶摔到周恩来面前，斥责说：“你到东京来，不好好学习功课，还大谈什么救国，如果照这样下去，连你自己也养活不了！” 周恩来没有和吴瀚涛争辩，更没有觉得没面子而生气，而是默默拿来笤帚、畚箕，将酒瓶碎屑统统扫起来，心里仍然想着如何救国救民的事情。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