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老知青，研究会新会员，退休之后开始关注知青问题。当时无知无畏，以自己下乡之地黑龙江龙镇农场为背景写了一部“迷失的岁月”并制作了长达两小时的光盘。再往下就不知如何深入思考知青问题。直至我看到了《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可以说，《文集》是我研究知青问题的启蒙教材之一，另外还有刘小萌的《大潮》和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如果说刘和潘的作品从纵向给我展开了知青运动的全景，《文集》就是从横向给我展示了如何从各个角度分析知青运动。 就是《文集》使我的关注点完成了从知青---知青史---知青精神---知青文化---知青学的过渡，也是《文集》让我看到了这个领域里各位专家的求实精神和科学态度。例如刘小萌在《“血统论”重压下的下乡知青》中揭示了新疆兵团上海女知青50%以上都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潘鸣啸在《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中分析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时不赞成“经济原因”说，指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在十年文革期间，到城市就业的农民与下乡知青的人数“大致相等”。《日常仪式化行为》的作者吴艳红和美国学者David将知青从事的政治活动用文化人类学的“仪式化行为”解释，凸显了许多人们很少注意到的意义。顾洪章《若干年份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状况统计》几张图表胜过了千言万语。若是《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与知青政策调整》的作者蔡天新在当时看到这个图表，文章结论也许会有所调整。 以上是我对《文集》的体会。下面还想谈一个也许是知青研究者共同面对的问题。近年来已经听到不少知青朋友对我说，“没什么可写的。”是啊，从最表层的意义上说，我们赞也赞了，骂也骂了，资料也留下了，人也老了。但是，我们真已经把知青运动写尽了吗?这让我想起了李春波的“小芳”，在热播的当时就有人提出，“你（知青）走了说声对不起，小芳怎么办？”在王国斌的画作“我的前夫”在社会意义方面也有类似问题：女知青固然可怜，但其“前夫”也非黄世仁。我这里要说的，已经过了40---50年，我们知青知青不能一味的自怜自悯，自娱自乐了。我们的反思至少也应该把千百万老乡也包含进去。 除此，如何进一步切入知青研究也值得探讨。个人体会，从微观上看，语言是个有意义的话题。如人类文化学者，原知青邓启耀就谈到过一个边地小民对国家大事的解读:年年喊解放台湾，怎么不去啊?要我看，走小路去！（该边民是猎手，善走山路。）从宏观上看，上山下乡与文革运动脱不了干系。运动兴则下乡起，运动亡则下乡终。因此，知青不是正常社会的正常社会角色，而是“运动人”。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