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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冯契青年时期对《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最为“心悦诚服”——今天，我们该如何学习、研究党史
 
陈卫平教授
陈红娟教授
153期吸引了众多青年党员前来听讲
5月5日，按照“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精神，文汇讲堂党史系列讲座第三讲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卫平深入解读《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等著作，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红娟教授应邀作对话，300余名听友在长宁图书馆聆听讲座并进行互动。 本次讲座由文汇报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智慧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文汇讲堂工作室和长宁图书馆承办。 整理 李念 金梦 本版摄影 周文强 嘉宾主讲 今天是文汇讲堂党史系列讲座的第三讲，聚焦解读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这有两个初衷，一是从哲学角度读原著。应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 “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二是红色理论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党史研究者更广泛更深入的关注和研究。 《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 为何让清华“学霸”冯契心悦诚服 让我们从当代哲学家冯契讲起。1935年，冯契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离开学校来到山西抗战前线，后来到达延安。在他晚年最重要的理论创作《智慧说三篇》里有这样的回忆，“最使我心悦诚服的是在抗战时期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 “《论持久战》特别使我感受到理论的威力，它以理论的彻底性和严密性来说服人，完整地体现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进程。这本书以其理论力量一下子征服了我们。”对于《新民主主义论》，冯契感佩其回答了时代的中心问题，他说，“《新民主主义论》，我是到昆明以后才读到的。这本著作对一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了一个历史的总结。” “毛泽东是站在哲学的高度来解决问题的。” 当时，冯契已阅读了很多古今中外哲学名著，并在学术上脱颖而出，为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所器重。他在著作《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里，把《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看作非常重要的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著作。冯契就是从这两本著作中认定以后搞哲学要沿着这样的“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前进”，而他晚年构建的“智慧说”哲学体系，就是沿着这个路子前进的成果。 《论持久战》： 抗日战争的胜利何以可能？ 《论持久战》于1938年7月出版，是为迎接抗战全面爆发一周年而写。抗战的整个过程完全证明了这本著作的正确性。 从 “是什么” 到“怎么做”，自觉运用了分析与综合结合的方法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看家本领的典范。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冯契指出，《论持久战》也是自觉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把握事物发展的根据。为何中国可以战胜日本但又不可能很快取得胜利，而一定是一个持久战？根据何在？《论持久战》里第一个大标题是 “问题的提出”，第二个大标题是“问题的根据”，即经过持久战而获得胜利的根据是什么？指明了战争中矛盾双方互相对立的基本特点，包含了 “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由此把握了战争的持久性和中国终将取得胜利的有力根据。 第二，揭示事物发展的进程和可能性。根据的展开就是矛盾在实际中如何发展，由此揭示出主导的现实可能性。《论持久战》指出，中日矛盾双方互相对立的基本特点的展开，将使战争进程呈现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由此在亡国和民族解放的两种可能性中，后者逐渐成为占优势的可能性，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自然逻辑”。后来整个抗日战争就是按照毛泽东所预测的这三个阶段展开的。 第三，阐明如何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以达目的。前面两方面，大体上都是说“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而《论持久战》后半部分“转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所谓“怎样做”就是要在认识全部根据和客观过程的基础上，发挥人民和军队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使民族解放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达到驱逐日本侵略者的目的。 与黑格尔《小逻辑》的三个过程完全相通，并有超越 从 “是什么”到 “怎样做”，《论持久战》清晰而完整地体现了运用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的过程和主要的环节。冯契指出，这里包含着三个基本的环节：开始、进展、目的；黑格尔《小逻辑》已提到分析和综合结合的方法包括“开始、进展、目的”三个环节。他只是猜测到的，作了抽象的、唯心主义的解释。 冯契为什么在这里提到黑格尔？毛泽东在写作《论持久战》时，应该没有看过黑格尔《小逻辑》，但《论持久战》对于辩证思维的运用和黑格尔《小逻辑》相通，而且超越了后者。我想这是冯契在 “一口气就读完了”《论持久战》之时，不能不感到十分惊讶，不能不深深地被它的理论力量所征服。因此，冯契把这本著作看作是“继《资本论》之后，运用辩证逻辑的典范”。 《新民主主义论》： “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何以可能？ 《新民主主义论》用“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 冯契说，《新民主主义论》是站在哲学高度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首先体现在分析而又综合了“中国和外国、特殊和普遍、新式和旧式”这三对矛盾。这里同样贯彻了《论持久战》所运用的分析和综合结合的辩证思维。当然，《新民主主义论》和《论持久战》又有区别，后者分析的是具体的抗战领域，而前者视野更广阔了，是在更广泛的一般的社会革命领域中。冯契认为《新民主主义论》站在哲学高度，更是指它提出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能动的革命反映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格 “能动的革命反映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献中是首次出现。冯契评价它“既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基本观点，也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所以，这个词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这个概念把客观过程的反映、主观能动作用和革命实践三个互相联系的环节统一起来”。冯契从自身的经历中感到，当时通行的来自苏联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成并列的两大部分，而能动的革命反映论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看作统一的整体。这意味着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体现了不同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独特性，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格。 冯契认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对《实践论》《矛盾论》思想的概括和提炼，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奠定了哲学基础。毛泽东关于何谓实事求是的解释，充分显示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精神。因此，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新形态的内核。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学史明理何以可能？ 学习、研究中共党史贯穿于延安整风。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从中可以认识到学史明理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党史的哲学思维：立场、目的和“古今中外法” 学史明理需要有哲学思维。毛泽东说，研究中共党史的立场，“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这是以考察事物的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为依据的。研究党史的目的，是“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这是以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为指导的。研究党史的方法，毛泽东说，“根本的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而“古今中外法”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这是把分析和综合结合的方法运用于党史研究。 具体有六个方面：第一、过程和阶段，既要分析党史的整个过程，又要分析发展的不同阶段；第二、前世和今生，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要从辛亥、五四开始，从而看清中国共产党今生的历史渊源；第三、国情和世情。国际国内的情况决定了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来建设自己；第四、主观和客观。对于所犯的错误，不能仅仅归结为某几个领导人，而要去分析它发生的客观原因；第五，正面和反面，即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两个方面；第六、己方与彼方，研究党史不能局限于己方，还要考察彼方即国民党。基于这样的立场、目的和方法，延安整风的党史学习使全党明白了什么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以及如何实现这样的民主主义。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将研究党史的立场、目的、方法提升到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的《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把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立场、目的、方法提升到了新的境界。 就立场而言，习总书记指出：“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目的而言，习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根据地的“探索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相关论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现成经验”，因而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敢于开辟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就方法而言，习总书记讲的大历史观就包含了“古今中外法”，他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就从古和今、中和外的大历史观，给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怎样进行伟大社会变革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从《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到《论中国共产党历史》，这些经典著作告诉我们，要学史明理，唯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看家本领。 现场互动 毛泽东以“人民战争”来理解，方法、阶段、结果与国民党人提出的都不同 陈卫平：抗日战争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都很大，有很多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在研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能否先介绍一下国内情况？ 陈红娟：有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认为，在《论持久战》之前，蒋百里的《国防论》和《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也都提到了“持久战”。但蒋百里的《国防论》是他考察欧洲各国后形成的一本国防科普类读物，书里只有200多字提到了“持久”的问题，并没有出现“持久战”一词。而陈诚的著作中虽涉及持久战的问题，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仅提出了问题，给出了中国终将取得胜利的有力根据，阐明了如何发挥人民和军队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以达到实现抗战胜利的目标，并不是简单地在那里重复应该进行持久战。 另外，国民党提出的主要方法是消耗战和阵地战，而毛泽东提出了“人民战争”概念，发明了游击战、地道战、麻雀战、地雷战、水上游击战等等，就是将日本侵略者淹没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去。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了抗战的三个阶段，如果少了相持阶段，就意味着缺少了中国军队革命力量的上升和对方力量的下降这样一个相持过程，所以一些国民党人的论点仍然是披着持久战外衣的“速胜论”。 抓住了实践性和阶级性，才能写出《论持久战》 陈卫平：一些国民党人提到的持久战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能相提并论，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毛泽东讲得非常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两个显著特点即阶级性和实践性。从实践性角度来看，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拥有10多年来以弱胜强的实践经验。事实上，毛泽东在写《论持久战》之前，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了十年内战期间如何以弱胜强的经验，为写《论持久战》打下了基础。 关于阶级性问题，我们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进行的是人民战争，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人民视为实践的主体、认识的主体。所以国民党人不可能写出像毛泽东那样深刻分析论证为何是持久战，为何持久战一定能够获得胜利的伟大著作。 日本人对《论持久战》怎样看？ 日本战犯读后“如梦初醒”，找到自己失败的根源 陈红娟：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时，一些在中国的日本人第一时间就看到了。例如，日本裕仁天皇的亲弟弟。他在对军队训话时指出，现在的日本军队是无法同中国共产党对阵的。 在《论持久战》发表之后，日本曾经出版过《毛泽东抗战言论集》，收录了《论持久战》，将它视为情报部门和军事部门的参考书。有记载表明，日本人斋藤在阅读了《论持久战》后，深受触动和影响，释放了八路军的情报员。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论持久战》是日本战犯最感兴趣且受益最大的一本书。许多战犯都写下了“如梦初醒”的感想，明白了日本为何会失败。 在1960至1970年代，日本学界掀起过一股狂热的崇拜，毛泽东被他们视为革命精神的象征。1970年代，日本学者竹内实出版了 《毛泽东选集》，刊登了不少最初版本的讲话和文章。日本学者更关心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类书籍，但大部分研究毛泽东的学者，都对《论持久战》抱以肯定。 《论持久战》的借古和通今 文化传播者徐蓉晖：《论持久战》是否有中国诸子百家哲学思路的传承？ 陈卫平：毛泽东吸收了《孙子兵法》的一些内容。关于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在荀子、王夫之等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都有很好的表述，它们是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思想基因。 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论持久战》产生在抗战时期，对于当今的世界格局有何借鉴意义？ 陈卫平：中美博弈也将会是一场持久战。博弈的根据在哪里，它的发展过程会怎样，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矛盾中取得主动权？《论持久战》不能机械套用，但其中所蕴含的方法与道理，对此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