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直认为，统观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个群体，知青自始至终一直在做的，并非“扎根边疆，改观换魂”，也非“缩小三大差别”，而是“返城”。理由是，掀起上山下乡这场运动时，有领袖的号召，政府的统筹，全社会锣鼓喧天的道义支持，少数知青的自告奋勇和多数知青的随大流。而返城是什么情况？有资料显示，1962-1979年调离农村知青共计1490.46万，其中招生126.46万，征兵86.30万，招工912.31万，提干359.70万，其它359.70万。（注1） 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谭震林曾谈到1966-70年间需要提供600万职位空缺，而事实上在此期间（比较准确的是1968-70年间，）被下放的知青有540万（他认为）。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数量是跟被下放农村的知青数量“一样那么多”，或“几乎一样那么多”。即1300万至1400万（注2）。以上资料均说明，与许多知青问题作者，包括不少专家学者，的结论相反，知青下乡并非城市里因各种原因难于安置。恰恰相反，城市各方面的需求导致了知青的返城。  但大多数知青还是回来了，尽管阻力山大。他们一部分是通过招工、“选送”等“正面”途径，但也有不少知青通过不太“正面”的途径，包括“挖门捣洞”、“铤而走险”、“聚众闹事”等，回到城里。可以说，上山下乡运动的终止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知青自己的努力。这在共和国历史中很少见，却又正好发生在共和国历史的转型期。从这个意义上看，记录知青的“回城”比记录其“下乡”更重要。 以上三本书的意义就在于此。 当然，知青返城的感受是各个不同的。 范文发的文集是他一生从离开上海到晚年回到上海的经历。《重做上海人》，这个书名就震到我了。短短五个字，道出了一代人的心酸，像不像《李顺大造屋》（注3）？范文发事业有成，一生潇洒，却把该书第一篇的题目定为“告诉祖母，我有上海户口了”！ 在《那人那情那命运》里，返城的经历是各不相同。首先是为什么返城，缪宏在《集体户的回忆》中谈得很直接：“以往大伙一块儿干活互相帮助，中间休息时的打牌说笑，已一去不复返！”从回城的过程看，陈宜芳比较幸运。她在《我的返城路只用了7天》中，谈到尽管也想用到江西结婚等方法“曲线返城”，最后却赶上了“顶替”，前后7天就把一切搞定。与之相反，盛文秀在《回家的路走了22年》中谈到了她的艰辛：76年10月，支内在外的父亲以放弃回原单位为代价，把她上调到属工矿企业徐州沛县大屯煤矿。这之后又过了22年，于98年，她才与儿子一起回到了故乡上海！谈到用什么方法返城，山水潇感慨良多。他在《我的大学梦》中谈到，像当时的多数知青一样，他首选上大学，只是由于体检发现有高血压未通过。但身体出状况可以病退，在等待复查的过程中又出现了“顶替”。他最终以“顶替”进入了银行业这个一直被称为“金饭碗”的单位。在回调的过程中，“正统观念”和“现实主义”常常发生冲突。高萤在她的《转点回乡的日子》里谈到在76年先回广东老家务农的“曲线返城”时，“感觉像逃兵”。最令人感慨的，是一些知青在返城过程中对传统价值的持守。浦泽幸在她的《“黑户口”的那些日子》中谈到，当爱辉张地营子公社泡子沿一队大批知青返城时，她已在地区供电局工作了一年。她爱人本可顶替回沪，为了她坚持不回。她决定辞职退回生产队，再病退回上海。这种阴差阳错使她成为“黑户口”好几年! 再看《返城前夜》。在“山体滑坡以后”一文中，葛天琳是下乡六年后“被四个老乡用竹椅抬着”离开“第二故乡”的。不管是幸运还是不幸，她是真的“病退”了。王宗仁在“改变命运的一跤”中叙述了自己工作时摔了一跤，被诊断为“不宜参加重体力劳动”，但他的真正病退回城却是在两年四个月十二天之后!郑良“最后一班岗”中写道，身处北疆林场的他“心中一直期盼着返城这一天”，但临走时“心中油然升起一种难分难舍的伤感”。到底是整整九年的青春岁月啊！在离去前的最后一天，他依然认真查岗，并给战友们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值班的战士们辛苦了！……”在“那一年维权”中，刘文虎描写自己在黑龙江长水河农场干了四年，又转到豫西的贫困山区又干了四年，才熬到一个招工名额。临走时，队支书连欠他的62.40元分红款都不想给。仗着户口、粮油关系已经转走，刘文虎厉声呵斥了支书，挺直身子事实上维了把权，虽然当时他肯定还不知道“维权”这个词。 返城是民情民意，更是众望所归。好也好，坏也好，知青们回来了。他们没有能够“扎根农村”，却赶上了改革开放。比起在农村，他们现在才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比起在农村，他们现在才是“站在家门口，心怀全世界”。他们青春依旧，坚韧不拔。最可贵的，是他们把汗水和拼搏融入了全民奔小康的大潮，带来了祖国的腾飞和民族的希望！ 注1：摘自顾宏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附录表5） 注2：摘自潘鸣啸《失落的一代》52-53页。 注3：高晓声197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讲述了翻身农民李顺大立志要用“吃三年薄粥，买一头黄牛”的精神，造三间属于自己的瓦房。“造屋”熔铸了李顺大的人生理想，他为造屋付出全部劳力、心力、智力，但由于历史原因，他的梦想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得粉碎。  作者简介 丘保华，男，上海知青。1951年生，1969年赴黑龙江龙镇农场。1978年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院英语系本科，后在职期间就读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班肄业。82年起在高校任教，后为英语副教授，主讲英语口语、英美文学等专业英语课程。曾经担任上海中学生英语阅读杂志执行主编。2005年开始从事老年大学教学工作，主讲英语口语、英美文学欣赏等课。自1987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共出版译著、教材八种（部）并在国内外各种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杂文、翻译、学术论文近百万字。现已退休，积极关注与思考知青经历和上山下乡运动的研讨，并开始在《华夏知青》、《黑土情》等杂志发表有关知青文章，2019年初加入上海知青文化历史研究会。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