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标题：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症候及其反抗——评齐泽克对于毛泽东《矛盾论》的后现代式阅读
如何在当下全球化资本主义所构建的严密秩序及意识形态体系中突围，无疑构成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齐泽克(SlavojZizek)的核心关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齐泽克只有在为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新版英译本所写的导言中系统地阐发他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但诸如“敢于胜利”等毛泽东的话语却常常出现在其众多文本中，成为他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资源。事实上，齐泽克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代表性地反映了一种当代西方左翼学者的姿态——一种后现代的距离。在此，重要的不是考察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忠实度，而是分析毛泽东思想作为反资本主义统治的重要理论资源，如何在他们的调用下在西方语境中重新激活出新的批判张力，并从而批判性分析齐泽克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后现代式阅读之得失。  一、毛泽东矛盾理论的介入:寻找资本主义的崩溃点 在齐泽克看来，寻找资本主义的崩溃点既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难题，亦是今日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必须回应的问题。在此问题式下，齐泽克认为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重大传承(第一次在他看来是列宁主义)，对于我们今天反思、批判、回应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当今资本通过技术革新正不断加速瓦解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中的种种阻碍。在此过程中，全球化无疑是资本为逃避、延缓自身矛盾所选择的重要途径，民族问题、文化问题、生态问题则由此构成了当下资本全球化的实质症候(symptom)。与之相伴，反抗资本主义的事业则不可避免地蔓延到世界各地，作为全球性事业的共产主义理想，在此态势下被赋予了切实的内涵，一个马克思所涉及过的问题——如何在非西欧地区建立“去资本主义政权”——在全球化视野下具有了新的意义。 宏观而言，决定论和建构论是西方左翼回应资本主义崩溃点问题的两种路径。前者的经典代表无疑是列宁所反对的“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不顾特定节点和特定区域的特殊情况，最终革命在此视域下不是来的太快就是来的太迟;后者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逻辑，对主观意识、集体主体建构的效用做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最终陷入唯心主义的藩篱。二者的共同问题都在于过于简单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具体运用问题。与之相反，齐泽克认为，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以辩证法的思考方式回应了两个超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的问题，即我们熟知的:如何在落后国家开拓共产主义事业，以及是否应该在工人阶级之外寻求革命的力量支援(如农民)? 对于齐泽克而言，当下严峻的局面在于，“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在近二三十年里逐渐在日常话语中消逝了，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这一术语已经从政客、工会会员、作家和记者的词汇中消失了，更不用说社会学家，他们已经将这一词汇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一点恰恰是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可怖之处。甚至在反全球化运动中，“资本主义”概念亦少被提及。对于全球化的批判已然脱离其基体(资本)，后者被外化为帝国主义(如美帝国主义)而成为批判的对象，于是今天的批判者“批判的是帝国主义的‘泛滥’，也就是在另一个更‘进步’的框架下来调整资本主义体制”，而对资本主义体制本身的替代却鲜有反思。这种状况背后所发生的是当代资本逻辑对于整个人类生活世界的入侵，这种入侵已经远远不局限于经济领域本身，而是从生产、治理扩展到文化、思想、语言。其中重要的是，20世纪后半叶开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展开的“福利国家”、“消费社会”等策略，伴随文化工业对于精神领域的收编，已然逐渐销蚀工人的反抗意识，让工人身处剥削中却坦然接受，这恰恰是齐泽克所指认的“犬儒主义”的历史契机。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为当下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解决发展中的困境带来了福音。值得注意的是，从军事殖民到经济殖民再到文化殖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以愈发“温柔”的方式对其外部进行“编码”，这恰恰构成了当下意识形态问题背后的现实机制。也正是在此契机下，齐泽克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今天依然有效。在西方资本主义话语蔓延至全球的态势下，“他(毛泽东)的名字就代表了对数以亿计的默默无闻的第三世界的劳动者的政治动员，是他们的劳动创造了看不见的历史发展的‘物质’和基础”。在齐泽克看来，唤醒落后国家民众的反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恰恰需要我们在今天重新激活毛泽东思想中的反抗精神。在此前提下，毛泽东所提出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为齐泽克等西方左派学者提供了某种思想上的指引，他们“看到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展现出的那种似乎永远不会枯竭的生命力，同时，建国后毛泽东领导发动的群众运动对于政党政治惊世骇俗的革新一直到现时代还依然具有启示意义”。正是在此际遇下，齐泽克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后现代式阅读，旨在挖掘后者生生不息的反抗精神，以积极斗争的姿态回应资本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症候，在此过程中，对于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矛盾”概念的探讨与重新解读，成为了齐泽克所侧重的维度。 二、毛泽东矛盾理论的后现代诠释:作为“具体的普遍性”的斗争 首先必须阐明的是，作为一名左派激进的理论家，齐泽克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深信不疑。但对于他来说，更大的困境是面对当前资本主义所建构的抽象框架正在以普遍性的方式控制着社会运作机制，并且，这种全球化资本主义运作机制正不断转移着资本的内在矛盾，这使得全球资本主义崩溃的来临更加艰难。“这就要求我们理解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贡献——他对矛盾观点的精彩阐述”。 在齐泽克看来，毛泽东《矛盾论》的主要论点集中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一个过程中主要的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一个矛盾中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这值得仔细研究。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是: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在齐泽克看来，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核心论点就是“主要的(普遍的)矛盾并不会被特定情况下需要特殊处理的矛盾遮蔽——普遍性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一种不同的‘特殊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准确地说，要获得解决主要矛盾的斗争的胜利，我们必须把某种特殊的矛盾作为最主要的矛盾来解决，所有其他的斗争都必须降至从属地位”。这就是说，齐泽克尤为欣赏毛泽东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阐述，就在于毛泽东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不存在“抽象的”普遍性，只存在“具体的”普遍性，因为普遍性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并且，当想要解决主要矛盾时，就必须把特定的特殊方面上升为主要的方面，集中精力去解决。对毛泽东《矛盾论》的这种全新诠释无疑与齐泽克对“矛盾”本身的结构性理解及其对解决当前全球化资本主义机制的构想有着密切关联。 首先，法国结构-后结构主义对于结构性矛盾的理解构成了齐泽克重释《矛盾论》的前见。在某种程度上，齐泽克接过了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以“过度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阐发《矛盾论》的思路，并且二者都在精神分析理论中获得了启发。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阿兰·米勒(AlainMiller)对于拉康“转喻性因果观”的阐发深刻影响了阿尔都塞和齐泽克，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阿尔都塞和齐泽克皆将“转喻性因果观”嫁接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这句话上加以阐发:“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在此，“普照的光”就是那个“过度决定”其他要素的要素，阿尔都塞实际上是以一种折衷的方式化解了决定论和建构论之间的张力。一方面，他并不否认社会历史中包含着某种具有“归根结底意义上决定性作用”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基于特殊的社会形式结构，坐落于客观社会历史规律之上的诸结构要素在互动过程中，总是会有一种要素起到“过度”的效应，成为社会历史客观规律的“转喻”。于是，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看到矛盾的普遍性，又要尊重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到“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齐泽克亦是在此矛盾观中力图激活毛泽东思想中的积极斗争性内涵，只不过他将不断“转喻”的“普照的光”直接等同于拉康意义上的“对象a”概念。在拉康那里，“对象a”意指“欲望的对象成因”，它作为一种“幽灵”般的存在，并不是主体直接欲望的对象，却支撑着主体不断寻找下一个、更多的欲望对象，这就是拉康所言的“对于欲望的欲望”。而在齐泽克这里，“对象a”的运作方式被移至了社会层面，即作为一种隐喻，指认社会运作的某种模式。显然，就齐泽克而言，这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灵活性、隐性的压抑方式，即资本本身的“转喻”。从根本意义上讲，资本之“转喻”所包含的无非是其自身内在矛盾的转移，其目的不过是利用时空要素延缓危机，掩盖其根本矛盾性。在此契机下，齐泽克认为毛泽东的矛盾观无疑对判断当下资本主义运作模式与提出有效的反抗方式具有重要启示。 其次，齐泽克对于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解决方式的理解直接面对的是如何解决当前全球化资本主义机制的问题。在全球化资本将政治、文化、思想甚至信仰等一系列要素皆收编到自身体系中的条件下，如何利用矛盾的特殊性，找到最为合适的斗争突破口是摆在当下西方左派面前的重大问题。在此，齐泽克尤为重视毛泽东的以下论述，“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也就是说，虽然就马克思主义而言，经济的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但一旦条件发生变化，那么原先处于非决定作用地位的因素就可以反过来起决定作用。所以，想要解决主要矛盾，就必须抓住或者说找到矛盾的主要方面。显然，齐泽克想表达的是，如果说今天的全球化资本是以“对象a”的方式在不断地“转喻”、转移而保持活力，那么这种资本特殊的质性无疑促使我们以更灵活、更具体的方式来作矛盾分析，我们不得不比阿尔都塞更进一步:不但要看到特殊结构内部各要素所带来的过度决定的效果，还要依据此效应，在敌人(资本)最薄弱的环节给予它致命一击。按照这个语境，“毛泽东主张要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恰恰是齐泽克所主张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起初只是作为一个剩余，是与原初的普遍性无法重合的裂隙”。这里还涉及的是齐泽克对于普遍性的理解，齐泽克并不认为普遍性作为一个中立的战场，是诸霸权争斗的空间。相反，普遍性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永远是“具体的普遍性”。这意味着任何普遍性都是建立在某种特殊的排斥基础上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认为具体的普遍性就是一种“斗争的普遍性”(strugglinguniversality)。换言之，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一种普遍性，那么在齐泽克看来，从来就不存在某种纯粹的资本主义，任何资本主义都是特殊时空中包含着某种特殊对抗、斗争性结构的资本主义，在此条件下，在特定时空中，与资本的斗争方式也必然是具体的;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齐泽克看来恰恰在于此，因为前者基于新环境、语境而对原始理论进行创新和发展，从而基于斗争的具体性提出了“工农联盟”的伟大理念。这一点在今天无疑具有新的启发意义，正如当代西方著名左翼思想家大卫·哈维所言，今天资本主义的关注点已然从剩余价值的生产环节，转向剩余价值的实现环节。这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资本主义有可能在各个环节遭遇伏击，正是在此状况下，齐泽克试图通过对于毛泽东《矛盾论》的后现代式阅读而阐发一种具有“具体的普遍性”的斗争精神。当然，齐泽克并不否认经济基础在整个社会结构运作中的核心作用，也是在此，他亦对毛泽东，乃至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作出了回应。 最后，毛泽东频繁的自我革命思想恰恰是当下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所必需的姿态。在齐泽克看来，由于矛盾的对立面的统一，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因此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也是相互依存和转化的。在齐泽克眼中，这就是“普遍性的具体化”运动。只有通过这种激进的转变，原始的理论才能在新的语境中创新发展。这种“激进的转变”在齐泽克眼中就是要严肃的对待革命，在他看来，革命进程中有两个瞬间，首先是“在暴力中清扫旧世界的瞬间是它重新建构的前提”，紧接着才是“新生活的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确证了毛泽东频繁的自我革命的必要性，因为真正的革命并不是一种自由的冲动，资本主义社会所作出的每一次变革皆是为克服自身内在矛盾而寻求的体系内的突破，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通过构建意识形态幻象，以抽象且隐性的方式操纵着主体的认同，这就使得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进行的对抗是无法触及制度本身的“非对抗性”，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颠覆体系本身。这一点正是齐泽克所试图寻求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症候，在他看来，我们要做的是为突破全球资本主义霸权而作的“不断革命”，而不是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进行对其完全没有触动的对抗，真正的革命是一种对当前社会秩序的“颠覆”。“这就是我们应当重复毛泽东的原因，重新把他的理念传递给数以亿计的被践踏的默默无闻的劳苦大众”。齐泽克想要回到毛泽东，就是因为他认为毛泽东曾希望通过革命建立新秩序，这一秩序的原理就是“频繁的自我革命”。齐泽克十分欣赏毛泽东对待“旧秩序”的充满勇气的信念，认为这种信念正是应对当前全球化资本主义操纵所应有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和姿态——无所畏惧——“大没有什么好怕的。大将被小推翻，小将会变大”“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  三、对毛泽东《矛盾论》的后现代主义解读的反思 我们是否可以基于此就对齐泽克的分析不加以批判的直接接受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引入后现代视角虽然可以为毛泽东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资源，但视角的运用绝不是脱离历史语境的生搬硬套。在这里，齐泽克对毛泽东《矛盾论》的后现代主义再诠释带给我们两方面的反思。 一方面，脱离历史辩证法的单纯后现代式的再诠释极有可能引向对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误读。可以说，在齐泽克后现代式阅读的视域下，毛泽东思想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一致，事实上这种不一致性恰恰是后现代性的基本属性。一方面，齐泽克认为毛泽东《矛盾论》的基本要义在今天具有无与伦比的理论价值;另一方面，齐泽克却又认为毛泽东遭遇到了在马克思那里已然遇到的困难。他指出，马克思“认为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洞察总结出一种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是可能的。这种形态不仅可以维持，甚至可以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并且能有效地全部释放它自身增长的生产力潜能。这种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它内部固有的对抗一次又一次地被经济危机所破坏”，然而“资本主义内部的对抗是生产力充分发展的‘不可能的条件’，同时又是‘可能的条件’:如果消除了这种障碍(资本主义内部的对抗)，我们就无法充分发展本身就有障碍的生产力”。在此基础上，齐泽克认为毛泽东恰恰是因为践行了马克思的以上理念而付出了代价。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以及毛泽东思想的一种误解。齐泽克无疑是想在反经济决定论的前提下提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批判路径。然而，当他在此逻辑下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前提的生产本身列为批判对象时，他实际上恰恰错失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概念的重要内涵。具体而言，齐泽克在“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口号下，试图抛弃经济决定论路径上的“历史进化论”倾向，并将商品形式所带来的“现实抽象”及其效应作为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要点。然而，当齐泽克这么做时，他恰恰忽略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人类学和历史学意义上的劳动的区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五章中实质上已然从劳动过程(人类学维度)和价值增殖过程(历史学维度)两个维度阐发生产过程，这两个维度恰恰是同一个对象(生产)的两面。换言之，生产在马克思那里已然包含着特定社会形式的烙印，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针对的对象亦非无时空性的生产，而是特定社会形式规定性下的生产，特别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后者在诞生之日起就以“非人化”“异化”的方式在不断运作。如何打破这种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操控，而创造一个可替代的现代性社会，这恰恰是马克思和毛泽东所共同试图回答的问题。毛泽东所追求的现代性是一种对建立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愿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从未否认生产力变革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毛泽东也从不拒绝发展，他只是拒绝将发展或者国家的现代化归就于单纯的经济发展“一元论”。这一点是齐泽克所无法否认的。因此在这一维度上，齐泽克对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是不科学的。 另一方面，齐泽克对毛泽东的后现代主义的解读带有不可否认的结构主义印痕，而这种脱离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的分析，最终必然走向抽象。诚然，毛泽东的矛盾理论作为一种珍贵的中国经验，不仅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巨大实践指导意义，而且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谋求民族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也有着启示意义。齐泽克将其放置在自己的学理逻辑与分析路径中，这本身已经体现了毛泽东矛盾理论所包含的一般价值与普遍性意义;而毛泽东的文本以一种崭新的形式走向了世界，也更加具有全球意义。但这并不是说对毛泽东思想核心精神的一般原则的抽象概括是随意的、一厢情愿的。齐泽克将矛盾上升为毛泽东思想的结构性特征和核心地位，将其置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中去分析，确实为《矛盾论》的重新阅读提供了新意义与内涵，但从研究方法而言，齐泽克的这一研究范式充满了结构主义的痕迹，在分析毛泽东矛盾理论的范式中，齐泽克实际上是在“预设”了矛盾是毛泽东思想中最核心的概念范畴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的，由于并不十分强调对毛泽东文献本身的占有，也并不十分考量毛泽东撰写《矛盾论》的时间与目的，因此齐泽克对毛泽东矛盾理论的分析即便有很多惊艳和出彩的地方，比如他十分欣赏毛泽东改变现实的实践努力和实现梦想的积极尝试，但整体上对毛泽东《矛盾论》的这种后现代主义的解读不过是齐泽克自身专业研究基础上的一种个案应用，毛泽东及其思想在齐泽克那里更多的是一种表达对资本逻辑反抗的象征符号。这种脱离了中国革命所处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忽视毛泽东矛盾理论逻辑的生长点而得出的结论，最终只能是一种抽象而美好的愿景。 因此，尽管齐泽克通过后现代式的阅读阐发了毛泽东思想中积极的革命理念，为反抗当今全球资本主义霸权提供了合理的基础，但他由于脱离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特定社会历史语境，将其直接抽象为后现代性意义上的毛泽东，这使得他终究无法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所推崇的毛泽东关于矛盾的相关论述是否能够真的为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提供方案与思路启示，仍然值得在今天的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继续深化。 （来源：《毛泽东研究》2020年第2期，作者简介：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