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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税收角度解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时间:2020-10-22来源:游文途思 作者:曹钦白 点击:
在上山下乡半个世纪以后,我看到了对与自己曾经那么贴近的同学的命运,因为曾经的共同点,使他们成为自己迄今为止奋斗和命运的镜像。我强烈感到,同是下乡,由于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差距,我们和高年级同学在下乡中的表现反差相当大。 从高年级同学的回忆看,绝

在上山下乡半个世纪以后,我看到了对与自己曾经那么贴近的同学的命运,因为曾经的共同点,使他们成为自己迄今为止奋斗和命运的镜像。我强烈感到,同是下乡,由于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差距,我们和高年级同学在下乡中的表现反差相当大。
 
从高年级同学的回忆看,绝大多数同学听从领袖号召,一方面自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方面也把领袖“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那句话挂在心上,将发挥知青的才干,改造贫困落后的乡村作为使命!
 
反观我们初六八在长武的同学们,以我有限的观察,更普遍的只是生产队的边缘人,有你可以,无你也随便;好一点的是每天参加劳动,不生事端;差一点的就是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甚至偷鸡摸狗,和农民打架(有几位同学在回家的路上不知是打了农民还是什么事,被彬县公安局拘留)。
 
在老三届1968年下乡后,上山下乡一直持续到1981年,全国据统计有1700万城镇知青下了乡。整体反应和评估,正如书中一位同学所引述的中央领导的讲话,是“三个不满意”:中央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学生不满意。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失败的运动。”
 
但具体到不同知青个人对自己的这一段经历的评价方面,却并非这么全盘否定,而是表现为四种态度:一是青春无悔;二是青春无愧;三是浪费青春;四是只不过是转换了一下学习模式。
 
这四种认识,在本书中都有表现。
 
第一种,在高小玲同学的文章标题中就直白地表现出来了,《岁月如歌,青春无悔》;第二种,可以参看边振才同学的文章《苦乐年华话作为》;第三种,可以参看郑大林同学的文章《那一年,我们16岁》;第四种,可以参看舒安同学的《给我的知青朋友们》。
 
我个人感觉,就本书作者的主体,也就是大多数同学的回忆和认识来看,他们的认识集中在第二种态度方面。
 
他们不否认文革是一场浩劫,也认为上山下乡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但是囿于对领袖的无条件信任,以及尚缺乏独立分析和思考的能力,就自觉地把下乡当作学习教育的场地转换,决心在农村的劳动中锻炼和提升自己。
 
当他们在劳动生活中逐渐发现现实和宣传的反差后,多数是感到困惑,寄希望于上面会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却没有能力认识到问题背后深刻的观念性和体制性的根源。只能以个人在小环境中的“独善其身”来安慰自己。这种“独善其身”的表现就是上述积极参加各项劳动,参与生产队管理、科学种田以及社会活动等等。的确,他们以自身较高的素质和文明,在局部范围也影响和改进了社员的认识和生产和生活等,受到了官员和社员乡亲的好评和喜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同时,他们也的确深刻认识到了真正的国情,也锻炼了自己的吃苦精神,学到了许多劳动技能和处理人和事的方法等等。
 
所有这些,在短期内可以使自己有一种自身价值实现的感觉,在正式参加工作后,也可形成一种满足感,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上进的渴望等。
但是我也感到,就整体看来,文集对上山下乡的反思有些不足。苏格拉底说过:“没有经过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黑格尔则进一步说:“我们必须把青年时代的理想转化为反思的形式。”这里我仅就文集中许多宝鸡同学写到的“公粮负担”和“交公粮”的回忆谈谈自己的看法。
 
马京晶、朱晓铭在《三星一队(司家湾)的历史变迁》中写到:
 
 “1969-1971年队里种300多亩麦子,1969年收了4万斤麦子,1970年1971年收6万多斤麦子。每年交公购粮1万多斤,占20%左右,留公积金(10%)和公益金及牲口饲料外,好年景人均可分人均口粮近500斤。”(《文集》392页)
 
其中提到公购粮占总产量的20%左右(这是按1971年的产量计算的税率,如按1969年产量计算的话,则税率是25%)。应该说,这是属于很重的税率了。
 
纵向看:“自夏商周实行贡助彻以来,其基本税率‘其实皆什一也’,奠定了后世的‘中正’税率。‘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汉书》)古代思想家认为:‘什一之制亡,则聚敛之臣起,而国日以削矣,民日矣贫矣。吁,乱是以作。’(宋•石介)也有比‘什一’更低的税率:‘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汉书•食货志》)但这毕竟不是主流税率,只在西汉年间实行过。但思想家主张低税率的呼吁始终不绝于耳,管仲主张税率‘百取五’,白圭主张‘二十而取一’。明代的叶适则质疑‘什一岂得为‘中正’哉?况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税广,上无前代封建之烦,下无近代养兵之众,则虽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拙作《中国传统赋税文化批判》,《税收未被解读的密码》(上)p10)
 
横向看:同时期,西方发达国家不但早就取消了农业税,而且对农民和农业一直给于很多补贴。而我国当时,除过农业税繁重以外,还存在着劳役(如修路修水库等)、农业机械以及工商产品的工商税、还有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等,这些都可以算是农民和生产队的负担/暗税。
 
在农业生产力还处在以人力付出靠天吃饭的情况下,蛋糕做不大,国家拿走得多了,留给农民的自然就少了,吃不饱的原因由此昭然若揭。
 
许多在宝鸡插队的同学不约而同地写到了“交公粮”的艰苦和麻烦。
 
周汉城同学的《刘家坡记忆》重点写了交粮的苦,金华同学《下乡趣事》重点写了交粮的难。但他们都没有写“为什么要交公粮”?
 
在专制朝代时期,交粮/纳税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作为所有土地和人身的终极所有者,有权向子民收税,所谓皇粮国税是也。但在现代社会,国民是国家的主人,虽然仍然需要交税,但其性质和方法及目的变了,就是国民同意交税,以换取政府为他们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国民同意,也就是必须通过人大授权立法允许政府征收;二是政府是国民的公仆,税收只能用于上述公共产品和服务。
 
但是由于当时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及集体所有制,所以现代社会税收的这一特点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加之民主和法制极不健全,所以国民只有义务意识,没有权利意识。只知道要交公粮,却不知道争取个人和集体的权利的就不奇怪了。加之我国当时实行的城乡分隔的二元制社会体制,在财政分配方面,偏向城镇,忽视农村,就更导致了农村的发展缓慢,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极不健全。
 
举个例子,城镇供电,有哪个城里人被派去出义务工拉电杆,树电杆?但在农村输电,就得生产队派人拉电杆等等。没有人觉得不公,反而感激涕零。要说,这也是农村、农业、农民落后、生活艰辛的重要原因。
 
刘汉成同学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下乡三年,我们给农村带来了一点城市文化,担当了一些他们紧缺的职责,奉献了年轻的劳动力。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村民的生活习惯,使当地的文明水平有所提高。然而这些都是很短暂的。与此同时,同学们受了太多的苦痛,耽误了求学的大好时光,身体也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我们曾经试图改进村民原有的生产生活模式,结果基本以失败告终。”
 
他看到了现象,但没有捅破问题原因的一层纸,这就是体制的不合理,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
 
同学们不约而同写到,改革开放后重回故地,乡村发生的巨大变化。其原因说到底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
 
而能够做出改革开放正确决策的基础就是对文革以及之前17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方位的反思!
 
周抗美同学的四首诗中,我特别喜欢《想起那头老黄牛》,蕴藉而有哲思。值得一读再读!
 
想起那头老黄牛
 
在特殊年头同乡亲们一样
 
瘦骨伶仃满面苦忧

想起那头老黄牛
 
生产队最忠实的强劳
 
人们鞭杆下的奴囚
 
超负荷耕耘却很少发怒

想起那头老黄牛
 
有一天突然累倒地头
 
面对屠刀
 
它双眼溢出两行浊泪
 
浊泪未锈
 
乡亲们提着一块块带血的牛肉
 
满脸堆笑回家享受
昨夜梦中
 
我又回到那个逆来顺受的岁月
 
我又走到那道步履维艰的犁沟
 
泪流满面的那头老黄牛突然奔来
 
冲我怒吼:老路不能再走!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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