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4月，我度过了80岁生日。如今，我已是名符其实的“80后”。回首往事，最令我魂牵梦萦的是校园的生活──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接着又留校教书直至退休，退休后依然住在校园里！这一辈子，我与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一辈子经历了新中国的“教育改革”。因此，我很想在有生之年谈谈自己对教育的几点拙见。 1952年，全国高校实行院系调整，全盘学习苏联，理工分家，文理分家，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教育改革的序幕。 往事历历，我依然记忆犹新。读初中时，我学的是英语，髙中和大学改学了俄语。念高中时，学的是米丘林学说，并把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斥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现在，事实证明，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是对的）。1958年我上大学时，国家搞“教育大革命”，新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主张培养党的驯服工具，让人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砸烂了“旧教育”，全国停课闹革命，从1966年至1969年大学4年不招生。1970年开始招工农兵大学生。工农兵大学生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有的实际水平只有小学程度，能叫大学生吗？文化大革命实际是革文化的命，毁了教育，毁了一代人。 1977年，恢复高考，第三次开启了教育的大改革。随后，又有1985年的教育体制改革，2000年前后的高校合并、教育产业化…… 如今，教育改革已折腾了几十年，直至2007年10月24日，时年91岁的申泮文资深院士仍然在质疑：“教育改革 路在何方”？[1] 过去我们常说，教育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但是，历史和现实却无情地嘲弄了它：新中国成立伊始，那些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钱学森们，毅然冲破重重阻力，纷纷回归，报效祖国；而如今，我们共产党自己培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包括许多高官的子女，却纷纷跑到美欧日澳等发达国家，去接资本主义的班；马恩列斯、毛泽东、邓小平，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不是无产阶级培养的，而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培养的。如此看来，说什么培养这样那样接班人，这种提法本身就不科学。我认为，教育像科学研究一样，本身并没有什么阶级性，没必要给教育强加什么政治使命。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的首届毕业生。科大是1958年创办的。不是我“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认为，科大办得比较成功。 一位科大89级的校友曾给我发了个英文邮件[2]，译成中文如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中国自1949年后高等教育史上成就最令人惊奇的。在一部长达6小时由美国制作的《中国：一个世纪的革命》文献片中，只介绍了一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对80年代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几分钟介绍，这是影片中介绍的唯一的一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如果有一天有人写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1958年到现在最重要的大学。 也许你会说，上面这些话是科大学生说的，不足为据，谁不说自己的学校好呢？但是，科大培养的本科生中，当选为两院院士的比率高于千分之一，高居全国高校之首。另外，根据2000-2010年发表论文的引用率而确定的全球最优秀的100名材料学家名单中，前5位中有4位是中国科大校友——杨培东（第一）、殷亚东（第二）、夏幼南（第四）、孙玉刚（第五），令人称奇[3]。仅举上述二例，已足以说明，科大在人才培养上是成功的。 我在科大学习、工作、生活了60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科大成功的原因何在？我认为，以下三点也许是科大成功的原因。 第一，科大的“教授治校”相比其它学校做得好。当年，给我们上课的都是中科院赫赫有名的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等等大教授，再加上校领导比较开明，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安排，全听教授的，一切由教授说了算。 在此，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据黄吉虎回忆，钱学森给科大1958级近代力学系讲《火箭技术概论》，期末考试从上午8点30分开始考试，是开卷考试，可以带讲义和课堂笔记，甚至做过的作业。考试一共有两道题目，第一道是概念题，占30分，这道题还比较好做，第二道题非常棘手，占70分。考到中午，竟然没有一个人交卷。钱先生一直在考场陪着同学们。到中午了，钱先生说，先去吃饭吧，吃完了午饭回来再考。说真的，午饭谁也吃不好，脑子里一直在想着这道难题。当时的考风真好，在饭厅和来回的路上，各人思考各人的试题，没有互相讨论的。那时的人们都认为，作弊是十分丑恶的事情，所有的同学都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大概在下午三点多钟，陆续有四位同学晕倒，被监考的助教抬了出去。其余同学继续苦战，一直到傍晚，大家只好交卷了。考试成绩出来后，卷面竟有95%的同学不及格。当时，谁敢责问钱学森，你的书是怎么教的？谁敢责问钱学森，你的题目是怎么出的？等黄吉虎他们快毕业时，钱学森说，你们的数理基础不行，得延长半年毕业。二话没说，黄吉虎他们就延长半年毕业，教授说了算。从这个例子，我想足以说明科大的“教授治校”比其它学校做得好。 第二，科大的“民主办学”相对也比其它学校做得好。建校伊始，科大给学生讲课的全是科学院各研究所的专家，当时的口号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1970年，科大从北京下迁合肥，给我们上课的专家都没来合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们这些猴子就称“大王”了，谁愿研究什么课题，就研究什么课题，绝无人干涉。 1980年，我在美国碰到一位北大副教授，她跟我说，她想做什么课题，必须经她老师同意。老师要她做什么课题，她不得不做。她的老师三十年代有过成就，可如今已跟不上科研的发展，落伍了，她很痛苦。科大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时我还只是个讲师，选什么研究课题全由自己作主。并且科大下迁后，不少新的校系领导都是我们的同学，相互直呼其名，谁也不敢摆领导的架子，所以整个科大民主气氛特浓。后来等我们这些“猴子”当了教授，我们尝到过学术自由的甜头，科大学术自由的风气自然也一代一代往下传。 第三，科大相对的比其它学校宽容。 科大第一任党委书记郁文收罗了不少“右派”和其它单位认为政治上有问题的年轻人，充实科大的教学队伍，有人说，郁文发了笔“洋财”。科大第二任党委书记刘达又保护了这笔“洋财”，才有科大今日之发展。所以，正因为科大的宽容，能做到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兼容并包”，才有科大今日之发展。 我在科大学习、工作、生活六十年，对科大的宽容深有体会。我在科大一辈子没挨过整，一辈子没整过人，就得益于科大的宽容。在此，我再讲个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一年，我与国内外三十多位朋友编《FLZ文集》，我和福州的林祥榕二人是主编。一天，我接到老干部处打来的电话，说是接省里的通知，要我们编的书暂停。我到老干部处找这位给我打电话的老同志，申述理由，这位同志最后答应我们可以继续编。领导请我“喝茶”时，我多次讲，我一辈子都感谢这位老同志的宽容！ 和老干部处给我打电话的同一天，福州市领导也登门找林祥榕。第二天，福州市领导再次找林祥榕，要他老实交待。林祥榕说；“我都八十岁了，还有什么可交待的？我就认为FLZ了不起！”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比便可知科大的宽容。 其实，这三条决不是科大的创造。蔡元培先生早就提出过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因此，科大只是根据这三项基本原则，按教育规律办教育而已。 退休后，我一直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原是殖民地，建国才二百多年，就成了世界头号強国，这是为什么？我想，这必定与美国的教育有关。紧接着的问题是：中美教育的差距何在？在此，我谈三点浅见。 第一，美国的教育理念就是教导学生独立思考。网上有文说[4]，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亲自为美国小学撰写的誓词是:“我保证使用我的批评才能,我保证发展我的独立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自作判断。” 。我的初稿曾送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科技史王作跃教授审阅。他指出，上面这段话不是杰斐逊所讲，而是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赛根(Carl Sagan)在1992年7月4日，在杰斐逊故居芒特切罗的独立日庆祝会和入籍仪式上的讲话。他说：“……所以，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公民的一部分责任就是不要因为恐惧而随大流，而应该保持质疑。你们几分钟之后就要进行公民宣誓了，而我希望你们的誓言里应该包含类似下列的内容：‘我承诺我将质疑我的领导们所告诉我的一切。’这倒真是杰斐逊的思想。‘我承诺使用我的批判能力。我承诺去发展我的思想独立性。我承诺加强自己的教育，这样我就可以做出独立的判断。’而如果这些话不是你们誓言的一部分，你们还是可以做出这些承诺的。在我看来，这些承诺将是你们给你们的国家【美国】的礼物。”虽然不是杰斐逊说的，而是卡尔·赛根说的；不是小学生誓词，而是公民誓词中应新加的。但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美国公民应该做到这三点。 美国教育强调怀疑精神。耶鲁大学校长莱文在回答“大学生最重要的任务”时说：“首先，对学生来说，就是要对任何事情都提出质疑。第二点是学习，虽然你应该先提问题，但你需要学习、读书，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来回答这些问题。最后是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学会如何独立思考。”[5]科学的本质是怀疑，正是这种怀疑精神培养了创新精神。而我们的教育则要求学生听话，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要坚持这个，坚持那个，这不许怀疑，那不许妄议。 第二，美国的教育是前松后紧。美国父母送孩子上小学时，说的是“好好玩！”，而不是“好好学习！”据我所知，美国是从高中开始抓紧的，到了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几乎是“玩命”。美国大学是宽进严出，美国大学4年，对美国学生而言是最勤奋的4年，积蓄人生能量的黄金4年。 然而，我们的教育有个口号，“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抓得很紧，这种补习课，那种培训班，几乎使人眼花缭乱，小学生就忙得不得了。我们的教育是前紧后松，高考前很用功，很努力，考上大学后就放松了。而中国的大学又是严进宽出，学生几乎个个都能毕业。中国大学生是放松的4年，很不利于人才的培养。 第三，其实这一点对教育是最重要的，比前面二点更重要。美国和西方的教育是独立的，行政权力不能干预。英国有个著名的故事：牛津大学是英国政府办的，政府出了很多钱。几百年的老校了，它有个传统，招生不只看考试成绩，还有个三人教授考核小组的面试，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大概10多年前，英国北部某郡的一个女孩子考了满分，那个郡的人就认为满分了肯定能上牛津。教授考核小组考察后觉得她素质不行，没有要。这个郡的议员就要求议会干预，因为这偏远地区好不容易有一个。英国教育大臣也跟牛津说情，副首相也去，布莱尔也去。但牛津说这是几百年的传统，学校无权更改考核小组的结论。布莱尔非常失望，有一次和别人谈到牛津，就说牛津太古板了，不与时俱进。牛津的学生、老师对布莱尔非常不满意，就取消了授予布莱尔的名誉博士。这件事闹得不亦乐乎，最后牛津还是没有收这个学生。英国政府和布莱尔确实干预了，但绝对没有说，“钱都是我们政府给的，你不能不听话，何况还有政治因素。”牛津大学也就敢这么硬，就算是首相也不给面子。政府全力支持教育，就要放手让学校按规律去办到最好。难怪牛津大学现在还是世界一流。[6] 美国的大学校长和系主任都是学校自主，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聘任的。 哈佛大学第 27任校长拉里•萨默斯，是从400人的候选人中、经过9个月的逐层选拔，真可谓“精挑细选”产生的。[7] 哈佛大学第 28任校长德鲁·福斯特搜寻工作历时一年，是何等慎重！我们的大学校长都是任命的，岂能与此相比。[8] 行政权力对教育的干预笔者是深有体会，几十年教育改革瞎折腾就是行政权力干预的结果，科大下迁完全是行政权力干预的恶果。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教育有很大发展，我很高兴，但我也觉得有不少问题，令人担忧，在此谈两点浅见。 1.“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和做法，我认为是错误的。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民的素质，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振兴非常重要。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就重视教育。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作为战败国非常困难，但日本政府咬着牙重视教育，才有今日之发展。 我从网上知道，至今，我们有的山区孩子还要攀崖上学(见图)，甚是可怜，我非常同情，心里很不是滋味。而我们却化很多钱去帮其它国家建数百所希望小学，为什么不可怜可怜我们自已的孩子？ 十八大之后，我们科大来了几百外国留学生。我的左右邻居住的都是外国留学生。我一家人住一套，他们一个人住一套。我的房子是自己花钱简单装修了一下，家俱全是旧的，一件新家俱都没买。仅是装修，包括购买家用电器，我总共花了十几万，是我这辈子花的最大一笔钱。而外国留学生住的房子一律是学校花钱装修的，家俱、家用电器配备齐全，都是新的。科大哪来的钱，全是老百姓的钱，纳税人的钱！ 2018年3月，新华网的一篇文章，很自豪地宣布：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我国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教育预算清单[9]中得知，2018年来华留学生的预算总数高达33亿2千万元，来华留学生资助标准，一个普通的本科生，资助高达6万7千元，博士接近10万元！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纳税人的钱化在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而化在外国留学生身上，我很不理解，谁能给我一个解释？ 我来自农村。1952年小学毕业时，可以去考绍兴一中。可我的初中是在农村念的，因为农村的学校距我家近，且我念的初中的师资力量并不比城里的初中差。可是，现在农村的教育资源比城里差得很多很多！1955年我初中毕业时，很多农村同学去杭州制氧机厂工作，没有一个人说他们是农民工，他们的子女都成了城市户口。1958年我高中毕业，大学招生在分线面前人人平等，不像现在，考名牌大学，安徽的录取分数线比北京要高很多。凭什么北京的录取分数线可以低很多？理由何在？我们是进步，还是退步？哪位能给我一个解释？“做事要有雄心，做人要有良心”，这是我的座右铭。退休后，雄心己无，但良心未缺，想到这些，我的良心很不安！ 我念书的时候，小学、中学的学费都很便宜，上大学不要学费。现在，我的外孙女上一个好一点的幼儿园，一年要两万多元人民币。须知， 2017年底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过是25974元，月均才2000多一点点。[10] 科大校友潘荣华对我说，佐治亚州有一个Hope scholarship program, 高中毕业B以上，上本州公立学校，就免学费。科大校友陈祥旭对我说，加州州立大学的平均学费，满额在$8000 上下，但是，每年的实际平均学费只有 $3500 左右。也就是说，可能有超过一半的学生都获得了各种形式的减免。很多经济困难的家庭根本就不用支付学费。顶级私立大学，比如斯坦福大学，家庭年收入$12 万以下（具体数字也许有出入），就不用支付学费。社区学院（相当于国内的大专），每年学费应该在 1000 美元左右。而我们的教育，如今成了压在老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这是教育产业化的后果。教育本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岂能作为赚钱的手段，它违背了教育道德。 众所周知，搞政治是成年人的事，应保护青少年免于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在世界历史中，首创在青年人当中搞党派政治团体的人是德国的希特勒，他搞法西斯青年团组织，让青年人给他反动政治当炮灰。张伯苓是位老教育家，张伯苓本人是基督徒，也是国民党员，但他在学生中既不宣传基督教，也不宣传国民党教义，而是保护师生不受任何政治干扰，让学生安心为祖国复兴复强而学习。西南联合大学校长梅贻琦教授也是一位老教育家，他也不主张在大学教育中推行党派政治教育，西南联大没有政治课。西南联大的高等教育是最成功的，杰出人才辈出。 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他在苏联学习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11] 现在，有的大学在学生中招“信息员”，还有报酬，据说，连续当三年信息员，可以免试保研。“信息员”的职责是专门收集老师的错话，向上汇报。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当然包括说错话的自由。谁能保证不说错话？我奉劝同学们千万别去当“信息员”，别做这种缺德的亊。 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在参加ＷＴＯ之后走上了全球化的道路，接受了国际上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国家的经济实力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我国的教育要改革，要不要走全球化的道路？ 以上是我的书生之见，也许是错误的，今冒大不讳，大胆进言。不少人是临死前才讲真话，我不想。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肯定知道问题的答案，他只是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我远远没有钱先生聪明，总是笨头笨脑，直来直去。今天，我也只是回答了“钱学森之问”的一小部分，估计还及格不了。不是我不想回答，主要是不敢继续回答。过去，我写了篇博文“由*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想*到*的”，不仅多次请我“喝茶”，还把我所有的博客全部封禁了。我生怕再答下去，又把我的微信封了。 毛主席说，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应该让人讲真话！ 致谢 本文定稿前征求了很多朋友的意见，尤其是经数位中国科技大学校友多次审阅、修改，深表感谢！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