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们满怀喜悦进入新的年代,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却打乱了人类正常生活的脚步,已波及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影响了70多亿人口,夺走了30多万人的宝贵生命。我们国家人们显得比2003年非典时更焦虑。新冠病毒比非典病毒传播性更强,感染人数更多,给社会健康和安全带来更大的冲击。相比2003年非典,当前贸易战背景下经济下行压力更大,外部环境更差,且新冠病毒疫情发生的时点为对第三产业(餐饮、交运、旅游等)需求较大、工人未能返城的春节,我国三产占比已从2003年的32.3%上升到2019年的53.9%,所以,相较于SARS,新冠病毒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创伤无疑将更为猛烈。并且,国际上很多国家处于有限抗击状态,拿不出实质性的防疫措施,且将抗疫无力的后果甩锅给中国,贻误战机,以致疫情失控,迅速从欧美国家向印度、非洲等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扩散。美国50州全部进入“重大灾难”状态,历史上第一次;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5月18日16时3分(北京时间19日4时3分),全美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1500753例,累计死亡病例90312例。印度疫情开始在最大贫民窟蔓延,海军基地出现感染;非洲患者20天涨20倍。这些像“炸弹”一样将疫情又重新炸向世界,使得中国防境外输入的压力陡增,境外输入病例持续增加。态势尚难言乐观,不断有新的考题,摆到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的面前。总体说来,应对当前全球流行的新冠病毒疫情,我们必须答好“四份考卷”: 第一张考卷是疫情阻击,建设公共卫生体系。这张考卷的难题有四:一、如何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集中救治措施。二、如何对所有患者进行集中隔离救治,对所有密切接触人员采取居家医学管理,对进出武汉人员实行严格管控,坚决防止疫情扩散。三、如何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将重症病例集中到综合力量强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救治,及时收治所有确诊病人。四、如何补齐公共卫生短板。应对这次疫情,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这就是具有强大动员力、高效决策力和执行力,统一协调指挥,坚守群防群控。疫情爆发一周之内全国多地启动一级响应,收紧交通,开启关键物资的生产复工,迅速建成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举全国医疗资源定点支援湖北各市,从而实现了疫情可控。境外疫情蔓延之后,又“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疫情爆发不可避免地对公共卫生体系形成挑战,在击退疫情的同时,也促进了我国公共卫生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各地研究和加强公共卫生的预防预警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推动应急救治场所建设,做好医用物资战略储备管理,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中的支撑作用。各个城市的疾控中心、社区卫生室、社区公共服务中心、人民医院、中医医院等机构,也在健全执业人员培养、准入、使用、待遇保障、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完善全科医生培养、分级诊疗等制度,推动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服务高效协同、无缝衔接。概括而言,建立了医防结合、中西医结合、精准救治的医疗救护体制。在这张考卷上中国取得了最高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赞:中国在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中做出了“了不起”的努力,西方国家想抄也抄不过去。但良好的成绩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已臻于完美,同样是事业单位,公立医院配置和功能周全,疾控中心却只能回归公益性服务的行政管理常态中。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教训,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制度防线仍任重道远。 第二张考卷是复工复产,保持经济正常发展。这张考卷同样有四个难题:一是如何全力支持和组织推动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保持产业链总体稳定。二是如何推动重大项目特别是制造业项目及时开工建设,确保投资精准有效。三是如何加快释放新兴消费潜力,更好满足居民健康生活消费需求。四是如何统筹做好“六稳”工作,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我们国家经济本已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在贸易战背景下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如今又经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国内停工停产,国际贸易停摆,部分外贸企业先是“有订单、没人做”,后是“有人做、没订单”,备受煎熬。反映到经济数据上,今年第一季度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工业、消费、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明显下滑。在这场疫情冲击下,我国经济展现出巨大韧性,复工复产正在逐步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应对疫情催生并推动了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因为我们国家既坚持底线思维,又具有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和工具。经济运行自身逻辑之外还有政府调节的功能,“大市场+大政府”确保经济区间的“下限”,稳住经济基本盘。为此,中共中央及时发声“有底气、有能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作出从“六稳”到“六保”精准有力的战略部署。国务院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央行定向再贷款3000亿元给医用物资生产企业,地方减免中小企业房租、设立中小企业应对疫情稳定基金、加大应急纾困基金扶持力度、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服务业企业减免逾期贷款罚息、提供贷款财政贴息等,政府为民企、中小企业做加法,复工率全球最高。既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又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我们国家具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条,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世界500余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余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凭借经济良好的韧性、深度和弹性,复工复产之后,产业链和供应链能够通过自循环快速重启,并趁机打开国际市场,中国口罩产量占世界一半,呼吸机产能占全球1/5,中国全产业链早已成为各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生产方面,中国消费经济也展现出强劲的复苏能力,5月1日至5日,全国共计接待国内游客1.15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75.6亿元,上海启动“五五购物节”政企合作新模式,自5月4日20时后的24小时,消费支付总额达156.8亿元。这些都切实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好转。善用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坚定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三张考卷是夯实基础,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难题同样有四:一、如何加强基层社区疫情防控能力,构筑牢固人民防线。二、如何坚持全国一盘棋,坚决服从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三、如何克服抗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四、如何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面对空前复杂艰巨的任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集中有力、有序、有效地开展防控工作,体现出一些新特点:一是数字化治理。疫情将数字政务服务向前推了一把,使“无接触服务”、“不见面审批”、“零聚集服务”等不再停留在愿景与目标设计层面,直接成为当下的标准化工作要求。抗疫、防疫的数字化应用从用户手机桌面打开频率极低或甚少关注的APP应用前移到用户高频应用的微信、支付宝等界面,个人健康申报、就诊医疗服务、口罩预约等不断以“微信+政务服务”、“小程序+政务服务”的方式涌现;智能技术不断取代、介入城市服务的环节与场景,运营商和地图平台通过实时数据让公众随时查看疫情扩散情况,帮助卫生部门追踪潜在患病人士移动轨迹,降低疫情传播;票务平台12306利用实名制车票大数据的优势,提取确诊病人车上密切接触者信息,以配合地方政府及各级防控机构进行后续跟进;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平台通过为执法部门提供疑似病例的交通、住宿、社交往来等信息,为感染源的及时阻断和防控提供数据支撑。二是上下联动及跨部门、跨城市间协同治理。我们国家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离散度较大,病毒传播速度比较快,凸显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以及横向跨部门、跨城市间合作的需求与紧迫性。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环节,中央通过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协调调度,多个省份一对一支援湖北各地。各个城市的卫生部门与公安、交通、通讯、医疗物资、教育管理部门,以及与周边城市间聚拢目标、营造共识,协同治理能力和效率都有了很大提升。三是社区治理为基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治国安邦,重在基层。社区治,则居民安;社区控,则城市胜。本次疫情防控,紧紧抓住社区这个“牛鼻子”,分区、分级的网格化精细管理和协同治理都延伸到城乡社区,充分发挥基层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完善“党员+群众”的防控体系,充实“网格员+志愿者”的防控队伍;社区强化对返城人员、复工人员和其他重点人群信息登记、健康监测筛查等措施,严防脱离管控,这对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地方治理体系的运行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突出问题,疫情重点防控地区的情况尤其为甚,如疫情爆发早期的实时监测、信息上报以及疫情爆发后的职责意识缺位、干部执行力和治理能力较低等问题,构成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就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依法履行职责,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水平。各有关部门要明确责任分工,积极主动履职,抓好任务落实,提高疫情防控法治化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第四张考卷是合作友好,共创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张考卷难题也是有四个:一是如何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通报疫情信息。二是如何推动联合科研攻关,力争早日在病毒溯源、传播机理研究、疫苗和药物研发等方面取得突破。三是如何向友好国家提供抗疫援助,分享防控经验,加强卫生领域合作。四是如何有针对性加强输入性风险防控工作,加强对境外公民的关心关爱。西方基于自由市场信念发起、推进并主导的上一轮全球化,加剧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及其内部的不平等。其中,我们国家凭借劳动力禀赋、市场空间、区域纵深上的先天优势,释放工业资本活力,一举成为世界代工厂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国家的产业却偏态化,制造业因成本导向而转移,本土只留有技术密集型高端产业和利润较高的金融业,第二产业空洞化,整个经济缺少有力支撑随之滑坡;并且,制造业的边缘化使蓝领阶层生计日蹙,摩根大通、苹果、高盛等金融、科技跨国集团财富积累却一骑绝尘,贫富差距加大,劳资冲突加剧。可以说,自由市场经济过度发展,金融挤压实体,必然导致经济衰退、两极分化。东升西落,国际格局正处于百年一遇之大变局时代,但西方认识不到自己模式的问题,将变局的根本原因归为“中国占了他们的便宜”,所以,玩各式退群、挥舞关税大棒、迫使WTO上诉部门停摆等。政治上本来就存在“脱钩”的势头,现在疫情类似于加速器,中国抗疫成功,提前复工复产,在全球抗疫战中施以援手,出于国家主权意识的敏感性和维护,西方国家重提“中国威胁论”,甚至采取诬陷、无赖行径,把自己行动滞缓的责任全部归罪到中国头上,向中国索赔,不断干扰国际公共卫生合作,成为全人类团结抗疫的绊脚石。 沿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金融过度,股票、债券、各类衍生品等积聚起巨大泡沫,爆仓不可避免,金融危机降临。而实际上,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步伐加快,走上了市场化道路,市场过快、金融过度的后果值得我们国家警惕。由于市场经济的本性是扩张,市场经济没有“姓资姓社”之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利润驱使下的过度投资也在上演,钢铁、煤炭、汽车、造纸等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并且,随着全球工业经济、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造成地球不断变热,保护地球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任务。综上,面对市场过快、金融过度、产能过剩、地球过热四大现实或潜在的共同挑战,各国有必要携手合作,同舟共济,共同解决难题。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中,中国撇开西方的狭隘,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姿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和欧洲、南美洲、非洲国家开展互补性贸易,推动“以关键性重大项目为支点、由点带线、由线带面”新的全球化,援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群策群力应对气候变化、疫情传播、网络安全、海上航道安全、恐怖袭击等问题,一定程度上抵挡了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逆流。 全球疫情形势仍然复杂严峻,抗击疫情是当务之急。中国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国际社会要坚持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作用,支持世卫组织就是支持国际抗疫合作、支持挽救生命、支持维护多边主义。同时,中国加大对世卫组织支持,加强国际抗疫合作,已先后向世卫组织提供5000万美元的捐款,并设立20亿元人民币抗疫合作专项资金,同联合国合作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加快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中国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中国将与二十国集团成员共同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帮助其克服当前困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信念决心和价值追求仍将继续强化。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猝然而至的疫情将上述四份考卷提至我们面前,答好了这四份考卷,就把握住了趋势,有利于开拓新局面。具有应对危机经验的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有底气答好这四份考卷。 (作者:柴俊勇,原上海赴江西知青,国家应急管理学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上海法学家企业家联谊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