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最近提出一个概念,新冠疫情将根本改变世界。人类历史,将以新冠疫情为界,划分为疫情前(BC即BeforeCOVID-19)和疫情后(AC即After COVID-19)。 笔者赞同弗里德曼的看法,此次疫情本身就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发生的,因此必将促进世界大变局的进程。但笔者认为,中国是促进疫情后世界改变的最重要原因。理由是,中国在抗疫过程中表现优异,已经成为绕不过去的高山。 我们假设,此次疫情中中国抗疫远远比欧美差,以下这些变化就不会太可能出现了。在重大疫情面前,欧美借助于科技优势和家底厚,尽管产生重大伤亡,但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会好多了。更为重要的是,欧美会再次领导全球抗疫,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核酸检测试剂盒和抗疫指南。特别是灯塔国,在重大疫情中依然照亮着世界。如果是这样的话,以下两个相关的变化更不可能发生。 一、去封建化 中国抗疫之所以能够在短短2个月内成功,最为重要的是发挥了制度优势。武汉疫情爆发后,中国果断地采取了封城措施。然后是全国支援武汉,各省包干湖北的城市。4万多医务人员从各地奔赴抗疫第一线,两座战备医院10天拔地而起,13座放舱医院很快在武汉建成。全国制造业也紧急动员起来投入抗疫,以口罩为例。截至2月底,我国口罩生产能力就增长了5倍。4月初就从平时日产2000万只增加到4亿只,增长20倍。 欧美想不想也像中国一样短时间内抗疫成功?想不想也像中国有这样的动员能力?但想归想,欧美尽管拥有厚实的家底和强大的科技力量,却就是做不到。为什么呢?大家仔细想一想就知道了,欧美的制度决定他们不可能像中国一样有效组织起来抗疫。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实现了郡县制的大一统,郡县制在中国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几百年才真正确立起来。而欧美的民主制度则是在三百年前从封建制演化而来的,制度中包含很多封建因素。笔者在“美国制度中有封建因素,并不先进”一文中有详述,不再重述。 此次疫情将欧美制度中的封建弊端暴露无疑,没有一个欧美国家可以像中国一样有效地组织起全国统一的抗疫。欧美国家各个地方政府也是民选政府,地方政府拥有很大的权利,并对选民负责。最为典型的是美国,美国的全称是美利坚合众国或美利坚联邦。所谓“合众国”就是由众多国家联合组织的国家。美国中央政府被称为联邦政府,意思是凌驾于各个邦国之上的政府。因此,联邦政府类似于周天子的角色,而各州类似于秦晋齐鲁楚等邦国。尽管二者不完全一致,但却有很大的类似之处,因此笔者才称西方民主制度中包含封建因素。 笔者在“美国制度中有封建因素,并不先进”一文也指出,封建制度有封建制度的优点,例如腐败较少。但同样,封建制也有其弊端,例如应对重大危机的能力差。此次疫情就将欧美制度中封建因素的弊端暴露出来。美国纽约州疫情爆发,但其他州却不愿意积极救援。因为各州担心疫情蔓延到自己这边来,各自为加强防范而保留实力。因此,为了对选民负责,各州采取了自保策略对纽约见死不救。 把欧美制度中的封建因素放大,就是欧盟。欧盟组织的封建因素就更大了,成员国的权利远远高于各国地方政府的权利。意大利爆发疫情后向欧盟求援,结果各国都采取了自保策略,对意大利见死不救。中国是第一个向意大利伸出援手的,接着是俄罗斯和古巴。直到中俄援助意大利,欧盟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边指责中俄援助“别有用心”,一边才组织欧盟内国家援助意大利。 正是由于欧美民主制度中封建因素,这才使新冠病毒得以“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攻城略地杀人如麻。 在美国,封建因素表现最突出的是,特朗普总统欲宣布纽约封城令时,纽约州州长称:这是联邦政府在向纽约州宣战。面对疫情的肆虐,纽约州州长牵头,美国东部六个州宣布“结盟自保”。他们将联邦政府特朗普的指令视为“乱命”不奉诏。东部六州甩开联邦政府组成联盟,以协调复工复学问题,并要求国民警卫队协助地方处理疫情。 因此,别看欧美现在如何借疫情怎么攻击中国的制度,那不过是是心虚的表现而已。笔者预计,疫情之后欧美将反思制度缺陷,开始痛苦的去封建进程。从中国去封建走过了几百年时间,直到宋朝才彻底完成来看,欧美去封建过程也将是漫长而痛苦的。但不去封建,欧美将面临中国的制度竞争。中国的制度不仅在应对瘟疫上显示出优越性,而且应对战争也是同样的。 在中国疫情早期,日本《现代网评》发表爆炸性评论称,大战新冠疫情显示出中国的战争动员能力!中国已成为美国那样的不可与之战争的对手。还有日媒称,中国借武汉紧急动员体制,向世界展示出几乎与美国并肩的战争动员能力。空运是日本的四倍,铁路运输是日本的九十倍,两周周建上千病床的高等级战争医院,人员和物资的快速集中,数千万人的瞬间移动管制,无一不在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已经是一个不可以作为战争对手的国家,从而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如果《现代网评》看到今日之美国,大概就不会再如此说了吧?美国航母在此次疫情中全部中招,趴在窝里无法执行战备巡航。美国难道不会有所触动,反思改革吗?其他国家放着中国的榜样难道不会学习吗? 当然,欧美会极力抹黑中国、贬低中国、甩锅中国,以减小中国的影响力。但如果欧美不改革,不去封建,就难以与中国竞争。因此,笔者预计,欧美会产生一些有抱负的政治强人,他们会采取强力手段剥夺地方政府的权利,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开始痛苦的去封建化进程。 二、更加重视国家治理能力 在中国崛起之前,西方洋洋自得于其包含有封建因素的民主制度。苏联解体,西方的盲目自信爆棚,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大行其道。西方人认为,中国也将不得不走向西方民主化道路,否则难以发展起来。欧美在全球推广西方民主,结果并不理想。而中国则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 面对中国的崛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提出“历史终结论”而享誉盛名的美国学者福山,近年来大幅度修正了他之前的观点。福山的核心话语从“自由民主”切换为“国家能力”,并对“自由民主”美国的混乱局面与政治衰败深感失望,感叹美国政治改革无望、没有出路(No Way Out)。福山这番反思引发了东西方政界和学界的强烈关注。 这次疫情将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充分展示出来,而将欧美缺乏国家治理能力也充分暴露出来。疫情告诉我们一个简单而直白的真理,一个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取决于国家治理。 其实,此次疫情是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国家治理能力凸显出来罢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尽管期间国际风云变幻莫测,还在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但中国却没有发生过一次经济危机,经济连续40年保持增长。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都无法解释的,因为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制度基础之上。如今,他们遇到了一个全新的经济体,原有的经济理论就失灵了。 疫情过后,各国将把国家治理能力当作衡量一个国家优劣的指标。国家治理能力,将与GDP、军事力量、科技发明、人才开发......一样,成为评价国家优劣的一个标准。当然,如何评价一个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科学问题,还需要各国科学家探讨。但各国重视国家治理能力,将远比注重民主化程度要高了。 此次疫情恰恰是发达民主国家抗疫表现最差,拖累了全球抗疫。我们看到,中国抗疫初期,西方得意洋洋地地认为,疫情之所以在中国爆发,是由于中国是“专制”国家。如果疫情发生在民主国家,就会很快将疫情控制住。但结果,中国仓促应战,2个月控制住了疫情。而欧洲开卷答题,还有中国的参考答案,却全部“陷落”。美国的自由女神没有阻挡住新冠病毒的“入侵”,使美国成为继欧洲之后的重灾区。 之前,美国与欧洲向世界各国推销民主还有人听,但结果并不理想。疫情之后,美国与欧洲再推销西方民主,其他国家还会听吗?他们会问,你们的制度好在哪里?能够帮助我们像中国一样发展起来吗?能够帮我们像中国一样战胜突发公共事件吗? 西方国家在疫情中的表现差强人意:其一,普遍对疫情反应迟钝,处置延缓,耽误时机;其二,一些国家急于“推诿”,“甩锅”,分散抗疫救治的精力,一错再错;其三,很多国家善于报喜不报忧(多数时候无喜也报喜),误导公众注意力;其四,一些国家知错不改,坚持错误,却把错误退给其它国家或国际机构;其五,一些国家从不懂得平等待人的文明,在疫情期间还搞种族歧视,使用“亚洲病夫”一类词汇;其六,美国在疫情蔓延时坚持对别的国家制裁,造成严重人道危机,完全失去人心。 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还有什么号召力?他们难道不会对自己国家治理能力不足进行反思,从而加以改进吗?如果西方连这点勇气也没有,疫情之后依然死保住原来那套东西不放,没落就成为必然的。 反观中国,在这次突发疫情冲击下,国家治理能力表现突出。中国已经被世卫组织树立为抗疫的典范。中国抗疫的经验,受到世界各国民众和政府的尊敬与赞赏。 中国在疫情中的国家治理能力表现为:其一,临危不惧、不乱,冷静面对,果断决策;其二,及时同步通报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有关疫情信息全部公开;其三,坚决做到“以民为本”,人们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宗旨,全力以赴抢救生命;其四,尽最大努力支援其它国家的抗疫救治,坚决践行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的理念;其五,不计前嫌,不计被诬陷,被甩锅的“委屈”,对一些曾对中国“落井下石”者,坚持以德报怨,坚持提供无私帮助。体现出中国特有的慈善和豁达,举世无双。 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是很难得到西方的承认的,西方即便要改进自己的国家治理能力也不可能说是学中国。但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而西方发达国家则成为了失败的典型。难道发展中国家会学习西方如何衰败,而不向中国学习国家治理的经验?当然会学中国的,就像他们虚心分享中国抗疫经验一样,他们也会在疫后学习中国的国家治理的经验。而中国则会毫无保留地与广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自己的经验。 总之,疫后的世界将因中国而改变,全球将进一步聚焦于中国。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责任编辑: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