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0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50周年。在弥漫全球的新冠疫情危机中纪念列宁，具有特别的时代含义和现实意义。

列宁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帝国主义争霸与战争催生了俄国革命。在1875年至1900年的欧洲，由于长期经济萧条下的资本主义垄断加剧与经济金融化，不断推动着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化，也不断推动着殖民地争夺与列强竞争。欧洲社会也同时撕裂成左翼社会主义与右翼国家民族主义尖锐对立的两极。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引爆了，而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也从此具备了丰厚的社会土壤。

本文纪念列宁，讨论的是革命时代的“革命者人格”问题。所谓“革命者人格”，是对革命时势与革命者能动性之间辩证关系的探讨，没有革命的时势，就不可能产生革命，而革命者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又常常塑造着革命的时势。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阐发的是客观历史进程的必然性，而从列宁到孙中山到毛泽东，这些革命家身上看见强大的能动性与的创造性，正是这些伟大革命家身上体现出的“革命者人格”，使得历史进程得以重新塑造。

当下正在进行的抗击新冠疫情的人民战争，被许多论者引向东西方两种政治体制的比较。本文作者认为，如果忽视了共产党的人民性，看不见其从革命战争年代便建立起的“以人民为中心、组织人民、动员人民”的动员力，看不见其至今仍然高效运转的基层组织与社区组织，就无法解释中国抗击疫情的成效。而这些，是许多西方国家所不具有的能力。

今天纪念列宁，在于从列宁的“革命者人格”上汲取政治能量，借以改造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者特别指出， 当代的政党政治都在出现“官僚化、去政治化”现象，必须重新寻找新的政治能量，建构新的政治愿景，使领袖—政党—人民之间形成紧密联系又互相促进的能动性关系，如此，才可能建立新的秩序。

本文是文化纵横新媒体特稿，由作者授权首发，原标题为“革命者人格与胜利的哲学——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文/汪晖】

“现代君主”与革命者人格

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垮台之后，全球各地出现过各种类型的社会运动。拉丁美洲的21世纪社会主义浪潮，东南亚如印度、尼泊尔的农民武装斗争，试图继承20世纪的革命遗产，但在新的条件下，其前景并不明朗；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和所谓转型国家，社会抗议、“占领”运动、劳工运动和规模巨大的反抗浪潮，也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冷战终结后的“去政治化”状态。

社会不平等、金融危机、瘟疫流行、生态灾难，以及与全球化进程相伴随的治理危机，有关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讨论此起彼伏，然而，尽管衰败的征兆不断涌现，“薄弱环节”裸露无遗，但能够熔断这些环节的政治力量似乎远不如疫病来得有力。

当代世界的政治图景尚未摆脱20世纪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阴影。用巴丢的话说：从1917年十月革命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终结，构成了巴黎公社之后的第二个共产主义序列，即将共产主义设想付诸实践的场景序列。他断言：这一序列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群众民主、列宁主义、先锋党、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再有效。“第二个场景序列已然终结，试图使之重新来过则毫无意义。”［1］

新自由主义浪潮催生了右翼保守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浪潮，最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一浪潮中失去工作和保障的劳动者成为右翼政治的支持者。当自由派悲叹民粹主义上升的时刻，左翼运动理应自问为什么会因为失去“锈带”地区劳动者的支持而陷于无力状态？层出不穷的抗议运动为什么缺乏清晰的政治能量，却每每陷入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身份政治的陷阱？

除了先锋党和大规模阶级运动的退场之外，领导力的软弱、左翼理论中战略策略讨论的匮乏，以及围绕具体的社会变革道路的路线辩论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现象。而围绕政治路线、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策略的理论辩论，从而在劣势条件下获得领导权正是20世纪的政治遗产。

如何理解革命或变革运动的领导力？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指出：

应该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作为一个政治思想体系的实例来加以研究，这种政治思想体系既不是一种冷冰冰的乌托邦，也不是一种高深的理论，而是一种对于分散的人民起作用的、使他们产生并组织集体意志的具体幻想的产物。《君主论》的空想性质在于这位君主并不存在于历史现实之中，他本人并没有直接地和客观地出现在意大利人民面前，而纯粹是一种理论的抽象，是领袖和理想统帅的象征，但通过非常强烈的戏剧性变化，那贯穿全书的激情和神话成分融为一体……”［2］

他接着论述道：

马基雅维利所探讨的是，一位想要领导人民建立一个新国家的君主应该具备哪些品质：这部书立论严谨，逻辑上无懈可击，识见超脱，学术上独树一帜，临到结尾，马基雅维利同人民结合在一起，自己成了人民，但不是“一般的”人民，而是马基雅维利通过在前面的叙述予以说服了的人民；这种人民的意识在马基雅维利身上得到表现，对此他本人是意识到的，他感觉到自己与人民的同一性。［3］

葛兰西认为“现代君主，神话君主，不可能真有其人，也不可能具体指哪个个人”，而是“政党，这是一种基本细胞，其中包含着力图成为普遍的和无所不包的集体意志的种种胚芽。在现代世界中，只有那些间不容发，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当机立断的历史政治行动，才能由具体的个人以神话方式加以体现”［4］。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灵魂。然而，由于现代政党与国家权力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从而政党国家化、政党官僚化、政党去政治化或政党机会主义几乎伴随着政党的历史。如今政党的组织框架及其在国家体系内的位置依旧稳固，但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已经提前终结。［5］

熟悉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曲折道路的人同时也会发现，那些在间不容发的历史时刻，以神话方式完成其使命的个人既是政党的领袖，又不能等同于政党体制本身：在许多历史关头，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常常与自己的政党及其主导路线处于对立的状态，他们通过持久的、有时是残酷的理论和政治斗争，才获得党内的领导权。

这些连绵不断的理论斗争和路线斗争也正体现了列宁的领导风格，即在最危险、最艰难的条件下，也必须坚持党内民主，扼杀公开和坦率的党内辩论、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就扼杀了作为党的生命的民主集中原则。在1901-1902年写作的《怎么办？》一文的开头，列宁将拉萨尔1852年6月24日致马克思的信中一句话写在文章的前面：“·……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而党本身的模糊不清，界限不明，则是党的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6］

如果梳理列宁的理论斗争，我们可以将他的党内论敌排列出一个漫长序列：伯恩斯坦、普列汉诺夫、亚·波特列索夫、马斯洛夫、季诺维也夫、考茨基、卢森堡、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毛泽东在晚年甚至将自己与党的体制对立起来，声称自己一个人与人民站在一起。这虽然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述，但也显示了在某些特定时期和特定关头革命者甚至党的领袖与党的体制之间可能存在的深刻紧张乃至对立或孤立状态。

那些具备革命者人格的领袖人物（但并不限于领袖人物）也正是推进政党的自我更新、重建政党与人民关系的政治力量。因此，政党、人民与领袖的三者关系充满了张力，而革命者人格是通过献身斗争以维系和改善这一复杂关系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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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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