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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进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网络课堂的演讲
高福进
■西方“医学之父”、古希腊医学黄金时代缔造者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在1948年被世界医学协会采纳为影响后世的《日内瓦誓言》。作为职业道德的圣典，其规范作用远超医学界，成为人类社会抑制人性之恶的一个重要道德规范。《希波克拉底誓言》最早提出“不伤害原则、为病人利益原则和保密原则”，是开创性的原则，也为疫情的隔离遏制提供了指引 ■在中国，先秦时期就有隔离遏制疫病传播的实践记载。孔子探望得意门生颜回时，曾“隔窗而望病”。南北朝时期，隔离方式已成为正式推行的一种制度。距今1500年前，北魏太医署“于闲敝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住”。隔离的同时，防护理念也在同步发展。例如，葛洪的《肘后方》主张祛除“气疫”，里面就有六种针对空气消毒的药方 思想者小传 高福进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述有《西方文化史论》《地球与人类文化编年：文明通史》《世界遗产图鉴》《中国象征文化图志》《新的旧世界》等。 人类史与疾病史始终相伴，人类进化及社会发展实际上也是与各种疾病进行不断斗争的历史。在人类文明史正式诞生后的数千年间，有些传染病甚至影响到了区域发展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 14世纪至17世纪，曾有过一次鼠疫大暴发。仅在1347年到1349年两年间，2500多万人为之丧命，欧洲人口迅速减少1/3。这场令人恐惧的瘟疫，被后世称为“黑死病”。 据记载，1344年，蒙古大军攻打黑海港口城市卡法（今乌克兰的费奥多西亚），但三年未果。蒙古人自远东地区调来数万大军，孰料援军中正在流行鼠疫，短短数日上千人死亡，蒙古军队最后只得撤离。但在撤兵前，他们竟将染病者的尸体抛入卡法城内。此后，瘟疫经由难民和商人传到意大利，不久席卷欧洲。 传染病不仅危害人们的健康和生命，还使一些文明遭到灭顶之灾。戴蒙德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中指出，是传染病而非武力征服了美洲。美洲的印第安人先后遭到天花、麻疹、伤寒斑疹、流感的传染，死于这些瘟疫传染的印第安人高达95%以上。戴蒙德认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欧洲人带来的瘟疫摧毁了美洲地区的印第安文明。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1918年暴发的“西班牙流感”。这一流感的得名，并非说病毒源于西班牙，而是因为该国有约800万人感染。最初，它暴发于1918年3月4日的美国堪萨斯州军营，随即传播到西欧各国。 在1918年、1919年，共造成全球约10亿人感染，死亡人口在2500万至4000万人之间。这场致死率较高的疫病，是人类历史上第二致命的传染病。某种程度上，它还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提前结束。 对船上人员进行40天观察，用来预防流行病传染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在有文字记载的世界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十几次重大瘟疫。20世纪以来，全球也有过数次重大疫情。其中，有四次被世界卫生组织给予确定，其间数亿人感染、千万人死亡。 在与疫病抗争的过程中，人类探索总结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用隔离法抵御瘟疫的流行，就有数千年的历史。下面，简单作一些梳理和介绍。 西方“医学之父”、古希腊医学黄金时代缔造者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在1948年被世界医学协会采纳为影响后世的《日内瓦誓言》。作为职业道德的圣典，其规范作用远超医学界，成为人类社会抑制人性之恶的一个重要道德规范。《希波克拉底誓言》最早提出“不伤害原则、为病人利益原则和保密原则”，是开创性的原则，也为疫情的隔离遏制提供了指引。 在伊斯兰世界，阿拉伯文化的繁荣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医学的发达上。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今天叙利亚大马士革建立的“隔离医院”。公元706年，为了遏制麻风病等疾病的传染，时任帝国皇帝瓦利德一世（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第六代哈里发）在首都建立了第一所伊斯兰医院，并为麻风病患者设置专门病区。当时，这种“群体隔离”制度可以说是较为先进的。 “隔离”一词最初是意大利语，意思是对船只及船上人员进行为期30天至40天的海上逗留观察，以作为预防和遏制黑死病传染的严格措施。历经漫长的历史时期和近代科学的实践证明，“40日隔离期”对验证、核实旅行者的健康状况是有效的。 在隔离检查制度确立的同时，历史上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孤岛隔离中心”——拉扎雷托也得以建立。当然，这一隔离中心主要是简单的隔离防控，从技术含量上说并不是很高。 从大规模防御和遏制的标准来看，较为统一且行之有效的举措始于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当时，在疫情暴发期间，为遏制大规模地、迅速地传播，相关国家采取了一个有效的措施——“非药物干预”举措。其具体内容包括：隔离患者和感染者，强制性关闭公共场所，提倡和执行良好的个人卫生行为和习惯，等等。 这些措施既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又带有非强制性的呼吁、倡导和宣传，是符合应对疫情和社会发展实际的。 中国古代强调预防为主，提倡用中草药消毒杀菌 对中国来说，与疫病的抗争也是一段漫长的历史，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最初的“隔窗而望”到有序的“隔离遏制”。 在中国，先秦时期就有隔离遏制疫病传播的实践记载，疬疫病疾中的“疬疫”就指的是传染病。殷墟出土文物中，甲骨文字有“疾疫”“疾年”等字。可以推断，上古时期已有传染病方面的记载，甚至是应对防控的实践。此外，各种文献如《周礼》《吕氏春秋》中也有相关记述。 春秋时期，孔子探望得意门生颜回时，曾“隔窗而望病”。宋代朱熹等人认为，这是孔子因担心传染而特意让自己与弟子处于隔离状态，当然也可以认为是弟子主动与孔子隔离而望。 这种自我隔离的传统一直流传下来，《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中就有不少隔离案例。例如，五代十国的后唐时期，湖北随州与河南邓州闹瘟疫，许多人重度感染后为避免再传给亲人而紧闭房门，只在窗户上开一小洞，以便传递饭菜和便桶。 清初，京城常闹天花，朝廷严令“凡民间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传染也”。顺治帝还曾移驾到行宫，只让太监送饭送炭，“惜薪司环公署五十丈，居人凡面光者（疑似患者），无论男女大小，俱逐出”。 第二，隔离中心及隔离制度逐步建立。 隔离的同时，防护理念也在同步发展。中国传统医学强调预防为主，讲究个人卫生，提倡用中草药进行消毒杀菌，并对卫生防疫进行了理论总结和实践指导。例如，葛洪的《肘后方》主张祛除“气疫”，里面就有六种针对空气消毒的药方。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明确记载在《汉书·平帝纪》中就有出现：“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一“舍空邸第”，可以说是最早明确记载的“隔离医院”。 南北朝时期，为了遏制疫病的传播，隔离方式已成为正式推行的一种制度。距今1500年前，北魏太医署“于闲敝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住”。南朝齐的“六疾馆”更是为隔离遏制和防护而建立起来的专门机构，不仅收治患者，而且将病人与健康者进行有效隔离。 明末江南医学家吴又可的《瘟疫论》，是中国首部传染病学的专论。其防治观点和救助方法包括：遮掩口鼻加以防护（可惜未能就此发明口罩）；焚烧已死患者的尸体，避免传播；对患者进行隔离，等等。第三，综合性抗疫机制得到建立与完善。 古代抗疫机制在隋唐时期已基本成形。这一时期，医学逐渐发展并走向繁荣，医学、医科、医署、医药等空前发达。当时，为应对突发疫情，朝廷建立了三大应对机制：及时医疗，遏制传染，赋税减免。 至两宋，这一“古代抗疫史的高光时刻”取得了更大发展，抗疫机制进一步完善。宋代超越隋唐的“太医署”，设立更高规格的“太医院”，并增设太医局等医疗、医学机构，日常多为朝廷服务，特殊时期翰林医官则应诏赴疫情暴发地区巡视和防治。 此外，朝廷还设置惠民和剂局，在疫情暴发时对中草药实行降价。众多慈善机构，如宋代的安济坊、居养院等，加上民间救助团体，在防止疫情的过程中共同发挥积极作用。 科学治疫才能战胜病毒，公开透明才能安抚人心 19世纪前，人类对抗黑死病、鼠疫、天花、流感这类疫病采取了一定措施，但更多的时候只能听天由命。个体能否存活下来，几乎完全依赖“运气”。 20世纪以来，人类终于逐步走出阴霾，在抗疫斗争中越来越占据主动。结合世界经验和中国实践，主要启示有以下三点： 第一，克服消极和被动状态，积极预警与应对。 在这方面，既有失败的教训案例，也有成功的经验。1952年，世界卫生组织创立“全球流感监测网络”，随后监测到1957年的“亚洲流感”（H2N2亚型），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监测到的第一次流感大流行。当年5月，世卫组织确认新型流感病毒后，即向全球各国预警。然而，当时新中国尚未加入这一组织。因此，从疫情发现到全球预警，时间延迟了两个多月，导致了较高的死亡率。 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确立由卫生部牵头、33个部门参与的防控机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最初几个月，通过系统隔离疑似患者及接触者，对可能出现的输入型病例进行防控，并扩大“哨点医院”、强化实验室网络，加强主动监测；迅速完成疫苗研发，到年底前以“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接种近5000万例甲流疫苗；中国卫生部门及时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通报疫情，并在国内媒体上及时通报最新疫情…… 第二，理性应对，科学为先。 2003年非典疫情的教训之一，就是关于疫情信息的透明度和及时性发布的问题。当时，最初是五天通报一次疫情数据，引发了公众的焦虑和恐慌情绪。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们可以看到，疫情信息发布基本上是每天一次，遇到重要节点或事项甚至会临时增加一次。 信息发布的公开透明，避免了各种恐慌情绪，让各种谣言无法“满天飞”，从而为防控工作提供了较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支持。 总的来看，面对疫情，必须倡导科学和理性。只有科学治疫，才能真正战胜病毒；只有公开透明，才能安抚人心。 第三，充分发挥制度优势。 这一条启示具有较强的“中国特色”。在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很多人都谈到制度优势。制度优势能发挥什么作用？我举两个例子： 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集中对“黄赌毒”进行整治和改造。短短数年，就彻底消灭了全国性的“黄赌毒”经营。这一伟大成就，获得了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一致称赞。 上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疫情在一些区域暴发，对江南地区尤其是两湖地区的农民伤害极大。在党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部署下，我们最终消灭了这一大疫病。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向全世界宣告，血吸虫病重点流行区域之一的江西省余江县完全获得新生。毛泽东同志为此特意撰写了《送瘟神》诗。 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就要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严格落实中央各项部署，做到政令通畅，执行不走样；就要发挥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力，责任到人，落实到人；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靠人民群众，使病毒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唯有如此，才能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最吃劲的关键时期，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本版稿件选自上观新闻“思想汇”栏目栏目主编王珍邮箱：shhgcsxh@163.com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