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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主题。“初心”，从其本意来讲，是指做某件事的最初的初衷或原因。结合知青上山下乡的理论与实践，我认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出发点”“路线图”“方向盘”，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决策的“初心”。
 一、不忘初心，就不能忘了知青上山下乡“出发的缘由” 知青上山下乡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一项重大工作，它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出发的“缘由”主要有4点： （一）缓解就业压力，充实加强农业基础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是异常艰难而艰巨的事业。在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无论是毛泽东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还是刘少奇主持写成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1]，以及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组织青年“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作为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2]这些都毫无疑问是以开垦荒地、多搞粮食、安排就业为其基本初衷的。 在60年代上半期，中央开始有计划地在全国动员组织知青到农村，不久国家动手编制15年下乡上山安置规划，其基本出发点还是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压缩城镇人口、开辟就业渠道。“文革”开始后，无论是国家开初设计的“四个面向”原则分配中学毕业生，还是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掀起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高潮，这些都仍然离不开当时严峻的经济和社会现实，都仍然与解决城镇知青就业分配问题紧密相联。 缓解就业压力，尽管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实际情况，其思想指导、分配重点、安置原则等都有所区别甚至重大区别，但它作为党和国家决策开展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却是共同的。 （二）培养接班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决策知青上山下乡，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背景密不可分。1964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涉及知青的专门文件中第一次把上山下乡与培养接班人结合在一起进行论述，提出大批城市知青下乡，使他们通过锻炼，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3] 党和国家作出这样的论述是有深刻背景的。1956年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毛泽东高度警惕美国当局发出的这一重大战略信号，1959年11月，他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4]此后，他又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进而提出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任务。 在如何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党的一贯思想就是倡导和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与人民大众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发挥聪明才智，得到锻炼成长。动员组织知青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接班人，是决策知青上山下乡的又一个重要出发点。 （三）建设新农村，缩小三大差别 农业和农村迫切需要改变面貌，这不仅有物质上的急需，而且还有文化上的要求。[5]党和国家在1957年就明确提出：“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6]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指出，动员和组织大批知青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农业战线，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文革”爆发后的1968年初，当知青上山下乡受到冲击时，周恩来站出来旗帜鲜明地阐释了上山下乡与农村建设的关系问题。他说，青年到山区和农村去是毛主席的号召，其目的是要我们关注乡村建设，改变半殖民地经济所遗留的畸形发展状况，促进社会主义经济产生，以在更加平衡的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就。[7] 此后，在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进程中，中共中央（1970）26号文件提及知青上山下乡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中共中央（1973）30号文件中提出知青到农村去是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很明确，党和国家把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设新农村，作为了决策知青上山下乡的再一个重要出发点。 （四）屯垦戍边，建设和保卫边疆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就开始动员组织大批知青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广大知青听从党的召唤，英勇地奔赴广袤的边疆地区，成为屯垦戍边、保卫边防、建设边疆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巩固国防、保卫和建设边疆，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前后，中国面临着极其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我国四面包围、南北夹击，中国正处于战争的边缘。面对核大战的威胁，中国必须进行全面、立体的战争准备。自1968年以来，中央批准组建了内蒙古、黑龙江、新疆、广东等生产建设兵团，（8）动员组织大批城市知青到农村、到边疆，成为加强战备、储备力量以及开发山区、建设边疆的战略举措，仅在1967年至1969年全国就有467.06万城镇知青毅然开赴农村和边疆。（9）特别是数百万知青进入中国漫长的屯垦戍边战线，可以说这是在非常时期党和国家实施的一项特殊的国防战略措施。 缓解就业压力、培养接班人、建设新农村、屯垦戍边，与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大地开展的知青上山下乡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决策知青上山下乡“初心”的内核。不能忘记“出发的缘由”，这是正确认识、研究和评价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前提。如果不从当时基本国情和所处国际环境出发来看待问题，不从国家全局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认识问题，而是站在片断经历、个人得失、碎片资料的立场去谈见解、作研究，进而认为决策知青上山下乡是“违背人性”“逆潮流而动”，应予“全盘否定”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二、不忘初心，就不能忘了知青上山下乡“走过的历程” 知青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80年代初年，大致经历了前后27年时间，与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基本同步。毫无疑问，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界，党和国家持续推进知青上山下乡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前的时间段进行的，其中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革”时期；另外，还有3年时间是在改革开放后的时间段进行的。在这样一个纵跨两个时期且在复杂特殊背景下推进的知青上山下乡，必然表现出阶段性的重要特点，也必然表现出连续性的基本特征，它是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一个显著表现。 毋庸讳言，不同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在工作重心、政策措施、动员安置等方面确实存在着不少差别而且有的是重大差别。特别是“文革”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在内外背景、现实环境，以及一度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等方面，所显现出的阶段性特征更突出一些，也出现了更多一些的问题。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应否认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只看到知青上山下乡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的重要区别，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不同时期的密切联系，这也是片面的。知青上山下乡不同时期的密切联系，不仅表现在时间、空间上的顺延和承续，而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动因、发展方向、主要政策、规划实施等方面的密切联系。 （一）党和国家对广大知青一以贯之地寄予着期望 据史料记载，在1962年6月至1966年5月的时间段里，对知青上山下乡，“党中央和国务院是当作国家大事来办的，周恩来总理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各级党委和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10)其间，周恩来亲自主持参加知青上山下乡的座谈会、汇报会、工作会，以及发表讲话、作出决策、签发文件等有数10次之多。 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之后，无论是1970年3月国务院召开延安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还是同年5月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照办”的（1970）26号文件，会议内容、文件精神无不体现党和国家对下乡知青的关心和关怀。特别是1973年4月毛泽东给知青家长李庆霖的复信，周恩来主持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制定的政策措施，无不饱含着对广大下乡知青的关怀和期望。以至1975年10月，邓小平对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青代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的批示，也字字体现着对下乡知青的关心与鼓励。（11） 在持续27年之久的知青上山下乡历程中，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下乡知青倾注的巨大心血、寄予的殷切期望，将永远铭记在广大知青心中。 （二）知青安置政策在延续中得到逐步调整与发展 1964年1月9日，经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1月17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此后，全国性的知青安置政策体系开始逐步建立并得到健全。“以插队为主”，这是邓小平1963年“想了好长时间”(12)提出来的，获得周恩来的首肯。这一知青安置的基本形式，在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以后继续贯彻实施，一直到知青上山下乡结束为止。 “文革”开始后不久，1967年至1968年全国有199.68万城镇知青奔赴农村、边疆，对知青的安置政策仍沿袭“文革”前的相关规定，其中知青的粮油供应、冬装补助等政策按1964年粮食部、商业部等相关规定执行。 对插队知青的安置补助费，1965年国家规定为南方每人230元，北方每人250元，这个标准从规定之日起，一直执行到1972年底。毛泽东提出“统筹解决”知青问题以后，知青安置补助费才提高到南方每人480元，北方每人500元。(13) 知青安置政策是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政策，贯穿长达27年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全过程。不同时期的安置政策虽不完全相同，但体现在这些政策中的思想、立场、观点和方法却是一脉相承的。 （三）编制实施一项善始善终的上山下乡总体规划 1965年8月，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编制了从1966年至1980年的15年上山下乡安置规划。从那时算起，一直到1980年9月中央明确提出“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时为止，全国上山下乡按此规划推进实施的时间刚好15年。 无独有偶，1973年7月国务院制定《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1978年12月中央决定在两年内优先解决1972年底以前下乡知青回城安排的问题，这些时间节点都确定在1980年。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初始决策层与后来领导层接力实施这项长远规划的必然结果。 尽管不同时期知青上山下乡的背景有所差异，运行中也出现了不均衡的状况，但其总体趋势、发展模式、时间步骤等并没有脱离最初“规划”确定的基本框架，它客观上反映了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 事实确是这样，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发展历程中，党和国家决策知青上山下乡的初心，不仅表现在不同时期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文献之中，而且体现在不同阶段党和国家矢志不渝地坚守这一初衷的实际行动之中。不能忘记“走过的历程”，就是要清楚地认识到，不同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从本质上看，都是属于中国共产党延绵不断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内容，都是属于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关于“知识青年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思想的基本内涵，它们之间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那种认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应从整个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中剥离出来，并扣上“文革产物”“政治运动”的帽子，进而要“全盘否定”，也是站不住脚的。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