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有人说，我初中都没有毕业，怎么就成了“知识青年”？这是在掌握书本知识程度的衡量体系中，知青和农民所处的位置以及参照物不同造成的误解。 衡量知识的多少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值，是相对而言的。小学生以中学生为参照物，可以说自己比中学生没有知识；中学生以大学生为参照物，可以说比大学生没有知识；大学生以教授为参照物，可以说比教授没有知识。即便是教授，他也只能说，在自己研究领域是有知识，跳出了自己研究的领域也没有知识。对于当年农民中大量文盲来说，在他们眼里，不要说大学生了，就是小学、初中生也是有知识的青年。“文革”前我国根据当时的财政情况，只要求普及小学教育，1982年教育部又发布了普及小学教育的文件，要求到1985年“争取全国绝大部分县普及或基本普及小学教育”；而且因为财政困难我国直到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义务教育法》，自1986年7月1日起，才在全国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所以在上世纪6、70年代将初中生称为“知识青年”并不奇怪。 如果换一个掌握实践知识程度的衡量体系，那就倒过来了。我们都知道，凡是到工厂去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不论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毕业生，一律被称之为“学徒”，由工人师傅教你实践知识，让你接受实践知识的“再教育”。知青到农村去也是一样，要当“学徒”，由农民教你实践知识，让你接受实践知识的“再教育”。  5、“农民没文化，怎么对我们进行‘再教育’”？这种说法，是简单地把识不识字，作为有没有文化的标准了。把老师注入式的讲，学生被动的听，作为教育的唯一方式了。 考察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我们就会发现，各民族的文化无不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创造的。文字只是表述文化内涵的工具，把相关的文字组合称之为“知识”，掌握了“知识”只是了解了文化，而文化的内涵是要用行动来表现的。我们说，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是我们这个民族通过行动表现出来的。即便评价一个人的品质，也不是根据他的学历，而是根据他的行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集中表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而这些优秀品质是在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中形成的，农民是这些优秀品质的载体。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过程中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朝夕相处，农民用自己的行动把这些优秀品质传递给了知青，影响了知青，教育了知青。“身教胜于言教”是公认的最好的教育方式，知青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领悟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这是一种主动的学习方式，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6、有人说，上世纪70年代世界的潮流是农村人口进城，而中国却让城市知青下乡，这是“历史的反动”。把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组织领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成是“历史的反动”，其政治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这是一种用表面现象掩盖人口流动的实质，脱离了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脱离了中国当时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 西方发达国家人少地多，粮食问题早已解决，工业化进程也比中国早了一二百年，农村城镇化早已完成，不存在农民进城问题；而且，城市本身就是在农业生产发展，有足够的粮食支撑下形成的。这是基本条件。 所谓70年代世界潮流是农村人口进城，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而言的。这些国家大都采用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9]。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城市体系中，城市发展的本质是资本的城市化，资本使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做法，目的是能够选择更多的供资本奴役的雇佣劳动者，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并不能消灭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和城乡之间的对立，反而扩大和激化了这种矛盾，少数统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社会劳动成果，而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尤其是在没有解决粮食问题和城市吸纳就业能力问题之前，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必然出现的就是大中城市周围产生的庞大的贫民窟。“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10]。大量农村人口涌进城市，进城的农民没有工作，成为无业游民，住房紧缺，生活环境恶劣，治安问题严重，犯罪率增高。 看看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大陆和印度次大陆，以及拉美的一些城市的发展，由于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增加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这种农村人口进城造成的“假城市化”或“过度城市化”，成为这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秩序不稳、粮食歉收和经济衰退的病根。因此，《共产党宣言》提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11]而不是单纯地看人口的流向。  中国农民进城是从80年代人均粮食达到360公斤后开始的。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机械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富余。而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又需要新增大量劳动力，尤其在工业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更是如此。在城市劳动力不能满足要求时，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了，这同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70年代农民能不能进城呢？我们且不说在当时粮食匮乏的情况下，进城的农民是否有粮食吃；也不说在当时社会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城农民是否有工作岗位；忽略掉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只要看看40多年后不存在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农民进城后发生的问题就明白了。 中国新闻网2014年2月28日报道，由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院士领衔20多位院士和100多位专家共同参与、历时两年结题、8个专项课题共5卷本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披露： 一是城镇化质量不高，2亿多农民工“不融入”或“半融入”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与市民差异很大，成为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农村精英流失，农村发展缺乏活力、农村空心化和社区衰败现象日益显现，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二是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事件频发，并达到历史最严重水平；江、河、湖、海大多受到复合污染，严重危及饮用水安全；化肥、农药和水污染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污染，直接影响到食品安全。 三是产业发展与就业不相适应，产能过剩严重，城市产业结构趋同，转型升级困难。 四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滞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资源、资本和发展机会过度向大城市集中，县和村发展受阻；特大城市“巨型化”发展，无序蔓延，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受到种种限制。 五是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欠帐严重，大城市交通严重恶化，缺乏整体应对措施，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城市病”已经凸显，城镇运行安全隐患日益突出，地震、泥石流、内涝、火灾等自然和人为灾害频发。 六是一些城镇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破坏严重，出现精神文化缺失、“千城一面”的现象。 七是城市公共治理水平低下，治理能力明显不足。城市债务负担日益突出。  在改革开放40年后，社会经济大发展的今天，农村人口进城尚且存在如此众多的问题，可想而知，如果按照某些人抛开当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70年代就让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中国会发生什么问题了。 奢谈“农民进城是历史潮流，知青下乡是历史的反动”，如果不是企图污蔑，否定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制定的上山下乡的正确方针，不是煽动知青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也不是希望让我们国家当年就政治动荡、社会秩序不稳的话，那就是陷入了典型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必然会造成社会认知的混乱，影响社会的团结和谐。 因此我们说，当年知青下乡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需要，是由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现在城镇化建设、农民工进城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需要，由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 现在农村出现了较严重的“三农”问题，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这个问题，大学生村官下乡了；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了，也还将有更多的农民进城。 不同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和农民进城人数的多少，恰恰说明了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迫切性程度。 因此，我们必须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正确认识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现在大量农民进城的现象，看到其背后的本质——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状况，才能看清问题，避免人云亦云，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所误导。 （作者葛元仁，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黑河知青博物馆名誉馆长、山西夏县插队北京知青。本文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葛元仁
参考文献： [1] 2013年5月2日，习近平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回信。 [2] 《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42页。 [3] 《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第57、50、33、444—447、364页。 [4]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第55页 [5]详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第188-193页。 [6]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0页。 [7] 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浙江教育出版社，第325页。 [8]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浙江教育出版社，第327-3285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14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