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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69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青孙成民、李莉，从相识、相知到恋爱，前后经历了5年多时间，最后牵手走在了一起，今天迎来了他们40周年的红宝石婚纪念日。这段姻缘只是数千万知青婚姻中的一小片浪花，而其绽放的青春火花，披露的知青经历，折射的历史轨迹，也为丰富知青问题研究的浩瀚史料注入了一滴清泉。为此，特刊自“孙成民的博客”中《我的知青情缘》一文，以飨读者。]
1976年3月下旬，地处川东红岩坝子的油菜花正在盛开，曾参加过四届人大会议的重庆知青李莉，来到我插队落户的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知青农科队。
 这次拜访，可以说，既是我早有的相约，又是她迟到的应邀。我们俩都曾是1967级初中生，都于1969年下乡插队落户在地处大巴山南麓的四川达县地区农村。但也有诸多不一样，她在重庆4女中就学，我在开江中学读书；她在邻水县农村插队，我在开江县农村落户。不同户藉、不同学校、不同下乡地点，我们能相约会见，可见其关系不一般。这些，都得从几年前说起。 一、初次见面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73年4月中旬召开的达县地区第一次团代会期间，而双方互知其名、互晓其事，却要追溯到1971年初。 当时，中央关于加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1970）26号文件正在各地传达贯彻，达县地委对一批在农村作出一定成绩的下乡知青进行了表扬，其中李莉和我则名列其中。两人同时受到地委的表彰，也基本同时通过本地会议精神的传达而第一次知晓了对方的一些情况。 正是在农村的较好表现，李莉受到当地农村干部群众的好评。在下乡的头两三年，她不仅学会了基本农活技术，而且每年饲养两头肥猪，还选为生产队会计，被称为“红管家”。当时，我在农村参加农科试验活动，推广良种良法，并坚持读书学习，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我俩作为下乡知青团员代表，不约而同地参加了其后召开的地区团代会。 达县地区当时辖11个县，各级团组织正在恢复和发展中。从1969年到1972年间，全区已接收安置来自重庆和本区的下乡知青3.39万人，不少人在农村入了团，干出了成绩。在这次团代会上，全区知青团员代表就有37人。说来凑巧，也可能是“缘分”，在预备会的第2天中午，我所在的开江代表队正在达县市相馆照集体像，突然听到有人喊“李莉”，我回头一看，一位佩带代表证的女孩回应着。我试探着问她“你是邻水的重庆知青？”她微微地点了点头。久闻其名，今日偶遇。她穿着朴实大方，一个农村姑娘的打扮，比较健谈、热情。这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也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预备会以后，李莉和我一同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开幕式的主席台再次相遇了。没人介绍，也不用寒暄，我们几乎同时叫出了对方的名字，又几乎同时伸出手来握在了一起。接下来，参加主席团会议、大会发言交流，以及同时当选为团地委委员，我们见面、交谈的机会就多一些了。一切都很自然、随和，也不时荡漾起当时不少知青都有过的心灵激情。 二、邀请合影 照集体像是当时参加知青会议不少代表的心愿，以至一些县、区、社的参会知青代表也喜欢去照上一张集体像留作纪念。无独有偶，我与李莉又一次相遇在了达县市相馆。 那是1973年8月上旬，达县地区知青代表大会召开。此时各地正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精神，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得到了加强。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各方面代表共1056名，重庆市作为对口地区也派出了代表团和市杂技团前来祝贺。 8月7日，也就在大会结束前一天的中午，我所在开江县代表团在相馆集体合影留念。而后，我所在的红星区参会代表也准备照个集体像。这时，我看见李莉正与她的伙伴们在相馆。这不是一个与先进知青合影的好机会吗？一股无形的冲动，促使我立即过去邀请她前来合影，李莉十分爽快地同意了。在这张集体合影中，她站在我的前面，我站在她的后面，她欣喜地微笑着，我木呆地平视着，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 
第2排左2为李莉，第3排左2为孙成民
在这次大会期间，我与李莉见面交流的机会就更多一些了。我们一同接待重庆知青慰问团、与铁七师官兵同庆“建军节”、共商知青“倡议书”、参加知青党员座谈会等。我们交谈的内容涉及到了劳动锻炼、科学试验、收入分配、学习体会、思想感悟等，双方的了解和印象也在逐步加深。 还有就是，这次大会主席团中既有先进知青代表，还有其他方面的代表，我父亲孙仁煜作为知青家长代表也上了主席台。殊不知，在这特别的场合，李莉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父亲——一名送两个儿子下乡的中学教师。 三、双双受奖 1973年5月毛主席提出“统筹解决”方针以后，全国和四川知青工作会议相继召开，加强知青培养，宣传知青典型，成为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和李莉也开始进入全省知青的先进群体行列。 7月10日，《四川日报》在头版刊登了题为《扎根农村志不移》的通讯，报道了李莉的事迹。编者在《好样的女知识青年》的评论中说，经过4年的农村锻炼，李莉已从一个普通的知青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这是多么可喜的变化！革命的征途是没有止境的，祝千千万万个“李莉”在广阔的天地里茁壮成长。 8月11日至9月11日，我参加了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知青工作会议。会后，省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意见（即川委发【1973】92号文件）。在省委的这个文件中，一批先进知青受到表彰，李莉和我名列其中：“在邻水县袁市公社插队落户的重庆女知青李莉，被贫下中农推选为会计，工作认真负责，坚持原则，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工作，被群众誉为‘铁姑娘’‘红管家’；开江县下乡知青孙成民，3年来每天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写了35万字的学习笔记和日记，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努力改造世界观”。 这以后，无论是省知青办的公文，还是团省委的文件，也还是川渝各报的相关社论，都常将李莉和我的名字并列而排。这无疑是当时知青上山下乡宣传工作的需要，也无形中促使我俩有了更多一些的交流与向往。 四、菜花传情 1976年初的油菜花开时节，李莉应邀来到了我所在的知青农科队。当时，她已担任了团地委副书记，并与我一起兼任了地委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但我们都不“脱产”，实职仍是农村基层干部，仍是知青身份。 3月下旬，我本正在参加地委干部会议，因确定我去省里参加一个座谈会，地委派车送我回开江农村，以便作好开会准备。不知怎的，正在地区团委值班的李莉得知消息后，要陪《通川日报》摄影女记者陈群芳来我落户的农村看一看，我当即表示了满腔热情。一路上，我们欢歌笑语、无话不谈。 第二天一早，老远就看见李莉随同陈记者从县城方向朝我们知青农科队的驻地“鹅堆子”走来，我与10多位知青迎了上去。李莉的名字早已在知青中流传。见到她时，大家都很兴奋，你一言我一语，问个不停。我较关注的是她作为知青代表参加四届人大的信息，她较关切的是我们实行知青集体安置、建立农科队的情况。而后，我们又来到小春试验田参观，在菜花田、水渠旁交流，陈记者为我们拍下了一张张难忘的照片。  在油菜花中拍下的这张照片，记录了我与李莉交流的瞬间。当时，我正在介绍知青们开展农科试验的情况，她热切地关注着农科成果的推广。能够为新农村建设作出一点贡献，我们都会心地笑了。后来，这张照片被省知青办选中，在“四川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展览”的专版中展出，向社会传递着我们含情默默的眼神与对未来的憧憬。 正是在自然的场景中留影，在特定的环境中展现，加上我们相似的知青情感，这张极有意义的照片成为我与李莉的永久纪念，也寄托着我们太多太多的浪漫与想象。 五、喜结良缘 说实话，从初次见面，到应邀探访；从偶遇照像，到菜花留影；从相识相知，到相约相会，前后经历了5年多时间，仅管情窦初开的我们在当时也确实没有想到要与对方谈情说爱，一切都在知青“战友”间的相互学习、交流和关切的真挚情感之中，就是有人透过点滴“迹象”试探性地问我是否在与李莉“耍朋友”时，我都坦然地不予承认。 恋爱婚姻是下乡知青绕不过的话题，对曾经的我们也仍是如此。在当时的背景下，知青与农民结婚被宣传为“扎根农村”的重要表现，先进知青更应在这方面带头。这期间，有人给李莉介绍一个区委书记在农村的儿子作对象，她婉言谢绝了；我所在的农村有人给我介绍一位聪慧的农村姑娘，虽也曾使我有所心动，但仍感到找一个下乡女知青更适合于我。 
达县地区知青集体安置流动现场会代表与万源县草坝茶场知青合影 （1978年9月）
这样一直到1978年下半年，我与李莉在认识、交流5年多之后，才正式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也开始了一段分隔两地的恋爱经历。当时，我已调到团县委工作，李莉仍在团地委上班，上下级团委的联系使我俩又有了工作交集，而为我们“牵线”并捅破这张纸的仍是难分难舍的“知青情缘”，地区知青办居然成为了我们的“红娘”。 这年9月下旬，在地区知青办主任宋国仕的授意和主办干事冉隆宾的“撮合”下，还有曾担任过巴中县知青办主任孙玉芳的“参和”下，本来不属参会代表的我们，例外地应邀参加了地区知青集体安置流动现场会，使我们有更多一些的机会见面和交谈。在位于大巴山深处的草坝茶场，我们与茶场老知青合影；在宣汉县大成公社，我们与共同的知青朋友李世华合影，他们见证了我们当时尚未公开的这一段秘密。 1979年1月21日，我与李莉结婚了。达县地委机关为我们安排了新房，地区知青办和团地委在会议室为我们举办了婚礼，地委第一书记李香山送来贺礼，省知青办主任余之光派人前来祝贺。地区知青办主任、老红军宋国仕作为证婚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一笔一划地写下了满怀深情的《贺新婚》祝福语。 难忘的知青情缘陪伴着我们相亲相爱走过了40个年头，回望过去的岁月我们无怨无悔，我们从未忘记过山盟，也从未淡化过初心。 （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插队落户；本文来自《孙成民的博客》。）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