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提示：本文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阐述了1950年代后半期——1970年代前半期约20年间，中国知识青年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社会历史经济背景及其创造的伟大业绩;同时，分析了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潮流主导下的“农民进城”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两相比较，发人深省。
有人说，70年代世界潮流是农村人口进城，而中国是城市知青下乡，是历史的f动。这种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用表面现象来掩盖实质问题的论调，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的煽动。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其社会经济的物质基础，这是起码的唯物主义。 解放前，我国长期以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1949年钢产量只有十五万八千吨，连自行车都生产不了。一个国家的强大必须要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需要大量资金。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临工业发展资金严重缺乏的问题。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走了国库里的全部黄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们不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通过侵略去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来发展自己国家的工业，只能是靠农业来积累资金。中国地少人多加上农村文盲充斥，达到90%以上，及其落后，无法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这种落后的情况不改变，农业就无法发展，进而为工业积累资金。而且，要发展工业就要解决新增加的工业人口的吃饭问题。而要提高粮食产量只有增加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产水平。所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党和政府就号召，安排知青上山下乡，开垦荒地，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广大农村，提高单产。 在中国，只能是采取“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建设方针。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去做建设强大的工业国的基础工作——发展农业，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解决新增加的工业人口吃饭问题。 根据世界人均需要热量和粮食转换成肉、蛋类的指标，当人均粮食达到360公斤时才能觉得吃饱——达到温饱。只有超过温饱线后工业才能大发展。我国人多地少，新中国成立后，全党抓农业，粮食产量不断提高。1949年人均粮食209公斤,1968年275公斤，1970年289公斤，1975年306公斤，1979年340公斤，1983年突破温饱线360公斤，1984年达到390公斤。  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后，随着人均粮食的增加，工业逐步发展，城市就业岗位增加，知青逐步返城。到1979年人均粮食接近360公斤时，知青调离农村人数达到1490.46万(依据《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P27数据)。 1968年到1971年大批知青来到黑龙江垦区。到1978年，垦区耕地总面积达到2723.4万亩，比1966年增长42.5%;实现粮豆总产46.9亿斤，比1966年增长51.3%。畜牧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大牲畜存栏达到15.1万头，比1966年增长31.3%。工业生产形成相当规模，中小型工业企业发展到737个，实现工业总产值6.3亿元，比1966年增长3倍，终于将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黑龙江垦区成为我国重要商品粮基地、粮食战略后备基地和全国最大的绿色、有机、无公害食品基地。(2012年05月14日黑龙江垦区发展史简介北安管理局龙门农场党建网) 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初有22个农业团，共5.1万人。在“农业学大寨”和“以粮为纲”口号下，兵团战士改造沙漠，治理盐碱，开荒造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荒136万亩，建成基本农田3.34万亩，植树造林6.96万亩。1975年，耕地面积由64万亩扩大到147万亩，灌溉面积由31万亩增加到49万亩。第一年生产粮食200万公斤，平均亩产31.25公斤。6年来，农业团生产粮食16787万公斤，上缴国家肉类706万公斤。锡林郭勒草原的牧业团，在当地蒙古族牧民的指导下，战士们学会了放牧、接羔、挤奶、剪羊毛等技能，1974年牲畜总头数达到108.79万头(只)，年平均增长22.4%，纯增4.6%，为自治区的农牧业生产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各农牧业团还种蔬菜、养猪，解决副食品自给问题(2010年9月09日《北方新报(呼和浩特)》)。 黄河入海口垦利县黄河农场的山东知识青年，每年冬天都要清淤、挖河、筑堤兴修水利，改造盐碱地。他们战严寒斗冰雪，硬是把把海边几千亩盐碱地改造成出产大米的稻田，成为整齐的条田，林网密布，沟渠纵横，粮棉丰收，六畜兴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崭新风貌，黄河三角洲上新崛起的粮棉基地(《怀望遥远的青春》山东知青档案实述)。 盘锦大米闻名全国，然而正是辽宁知青在1969年冬天苦干1个半月，完成了清水河大会战，才实现了盘锦地区的旱田改水田，极大促进了粮食的稳产、高产。直至现在，辽宁盘锦县、市领导对知青们讲，“现在盘锦的水利工程还得益于盘锦十万知青的艰苦奋战，没有你们的巨大贡献就没有今天欣欣向荣的新盘锦。”(2011年11月25日《知青风采报》) 河南郏县大李庄(现在的广阔天地乡)的来自郑州、洛阳、许昌、北京等地的668名知青。在8年中，在遍地石头、茅草的汝河滩上拦河造坝，填土造田，打井把它改造成了果园和林海。在知青和乡亲们的几年共同奋战，广阔天地乡的7000多亩地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7天就能够将全部土地浇一遍的旱涝保收田。知青们的文化素质和科技意识，促进了科学种田。村村都有干部、农民和知青结合的科研组在从事农作物优良品种的培育、病虫害的防治、农田的密植、施肥、浇水等各项试验。经过推广取得了明显的实际效果。知青们刚进村时社里的粮食平均亩产不过250来公斤，渐渐地平均亩产达到了400公斤，超千斤。使得乡亲们结束了“一年红薯半年粮”的境况。  1968-1971年延安地区2万6千多名知青中有三分之一参加了农村科学实验和农业技术革新工作，那时延安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种地不敢用化肥，生怕化肥烧死庄稼，知青们耐心给农民讲道理，带头种试验田，逐步教会了农民使用化肥，使得粮食增产(1972年1月24日《人民日报》)，1970年春天在周总理的关心下，延安插队知青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后，在毛主席给延安人民的《复电》重新发表的鼓舞下，为了改变南泥湾的落后面貌，知青们和社员一起翻山越岭进行勘测，制定了建设新南泥湾的规划。利用冬天农闲，知青们和社员一起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寒冬腊月的野外作业，有的同学手冻肿了，手震裂了口子、流血了，也无怨无悔。大家以359旅战士们当年开发南泥湾的精神激励自己，春节也不回家。硬是在大年除夕前整修出水田，大寨田40亩。经过一年的艰苦劳动，使得南泥湾大队实现了粮食亩产达到了农业生产纲要要求的400斤。为了在1971年粮食亩产量跨“黄河”达到500斤，春节刚过知青们和社员一起开展了“千斤肥保百斤粮”的积肥竞赛。有时一上午就积肥4万斤。为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知青们开展了科学试验。先后在100多亩大田里试种了棉花、玉米、水稻、红薯等20多个优良品种，还种了40多亩“东方红23号”水稻良种。 广东省扶绥现有37%的知青成为了农业技术人员。在内蒙古黄河湾的某军队农场，知识青年在贫瘠的土地上进行马铃薯有性杂交试验，解决了马铃薯退化问题。江苏宝应县11个生产队，队队都建立了科学实验小组，由下乡知青组成的小组负责制造5406和920生物激素，4115农药、糖化饮料;引进、培育良种;推广双季稻;进行病虫测报、天气预报等，结果收到良好效果，大大促进了农业发展(197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广东四会县大旺农场的知青小组种了4亩甘蔗科学实验田，创造了平均亩产13450斤的记录(1972年2月9日《人民日报》)。 甘肃省有60多名知青到金塔县大庄子公社插队。在疾风劲吹、黄沙滚滚的古长城外的戈壁滩上和当地农民一起，一个冬春就开荒1900亩。1974年生产粮食43万斤，1975年达到63万斤(亩产331.58斤)。黑龙江省农场12分场是1970年由400多名知青在荒原上新建的，到1975年共开荒3万亩，植树43万株，生产粮食1168万斤(亩产389.3斤)(1975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内蒙古赤峰市知青柴春泽1971年12月到翁牛特旗玉田皋大队插队。当时全乡人口7000左右，土地面积25万亩，其中半流动沙丘和风蚀沙地就达17万亩。玉田皋的土地逐年盐碱化，玉米、谷子等农作物不仅产量低，而且很难生长，农民们的口粮难于解决。1973年，柴春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4年9月，柴春泽上任玉田皋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玉田皋大队支部书记。1975年他参加了玉田皋首创改种水稻组织领导工作，重新规划修渠、林路、种水稻。他和女知青刘立新——时任玉田皋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起，在公社领导的支持下，克服种种困难，在玉田皋创建历史上第一块水田—50亩水稻试验田试种成功后，决定扩种水稻。为了解决水源问题，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辽宁省特批40万元工程款，一批知青和村民们下扎，吃住在水库边，挖山洞、修渡槽。建成了全长400余米，7个土墩柱5个跨拱、横跨南北可容6个量的空中引水渡槽。将红山水库的水引到了玉田皋3万亩水田里，解决了水稻用水的问题。 知青和当地农民一起在头一年成功试种50亩的基础上扩种水稻1700亩，1977年发展到7000亩，经过多年推广，现在达到了20000亩，年产水稻1000万公斤。后来又带动全旗开发了20万亩水稻，亩产也由过去不足百斤提高到千斤以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历史事实证明，知青上山下乡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知青完成了历史赋予的建设工业化国家的基础工作——发展农业，使粮食产量增加。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知青自己为返城创造了物质条件。 农民进城是从80年代人均粮食达到360公斤后开始的。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机械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富余。而工业要进一步发展，又需要劳动力，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的发展更是如此。在城市劳动力不能满足要求时，农村人口进城了，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70年代农民能不能进城呢?我们且不说在当时粮食匮乏的情况下，进城的农民是否有粮食吃;也不说在当时社会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城农民是否有工作岗位;忽略掉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  …… 西方发达国家人少地多，粮食问题早已解决，工业化进程也比中国早了一二百年，城乡一体化早已完成，不存在农民进城问题。 所谓70年代世界潮流是农村人口进城，只能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而言的。发展中国家在没有解决粮食问题和就业岗位时的农村人口进城，出现的是大中城市周围庞大的贫民窟，进城的农民没有工作，成为无业游民，无处居住，生活环境恶劣，治安问题严重，犯罪率增高。看看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大陆和印度次大陆的许多城市，以及拉美的一些城市。由于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甚至是无工业化的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这种农村人口进城造成的“假城市化”或“过度城市化”，成为这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秩序不稳、粮食歉收和经济衰退的病根。 所以，脱离开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脱离开当时经济发展的现实，奢谈“农民进城是历史潮流，知青下乡是历史的f动”，如果不是企图污蔑，否定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制定的上山下乡的正确方针，也不是希望让我们国家当年就政治动荡、社会秩序不稳的话，那就是陷入了典型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因此我们说，当年知青下乡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需要，由当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现在农民进城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需要，由现在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我们必须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待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现在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待农民进城。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