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减少政府预算和开支方面来看，医改无疑是获得了巨大成功。从带来的社会效应来看，医改是非常失败的！ 医改这个议题每年都是两会的热点议题之一，每年有关部门都说医改取得了巨大成功，老百姓得到了多少实惠，药品价格降了多少等等。可老百姓并不认可，因为他们说得天花乱坠的作用比起医院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的逐年增多的感受及效应，可能要少几个几何数量级。 事实上，老百姓看病花的钱逐年增多的幅度大过了其收入增长的幅度；即便是参加了城镇医保，也只能说少花了些不该花的钱，真正要花的钱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逐年增多。这是因为老百姓在医院多做了很多不该做的高端检查或重复检查，多拿回了一些高价药品，多花了非医保报销的检查、服务和药品，可以不住院的住院了。如以前生一个孩子几百块，不少地方现在生一个孩子至少要好几千，甚至几万，这还是顺产；一些地区的一个普通阑尾炎手术价码也到了万元左右，这才是老百姓对医改的真正感受。 说说医保。现在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都在想方设法地钻医保政策空子，尽量多地从医保套钱。私立医院有政策的灵活性，更是靠社会的潜规则把这方面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一些贪图小便宜的患者也以为医保的钱不是自己的钱，反而积极配合某些医院的非法操作，共同吃医保。 医保的钱其实还是来自老百姓的口袋。医保是不可能亏空的，医保只要吃紧了，政府就会提高医保投保比例或采取其它行政手段干预（如缩小报销范围、提高自费比例等），最终还是要老百姓多交钱。公务员或事业单位有国家财政支付，国家财政又来自税收，增加税收是政府的不二选择；垄断型企业（如水、电、气、油、通信等）可通过提高收费标准来保证它的职工的利益。只有普通老百姓是实实在在地多掏了钱，另一方面，非垄断行业和私企老板多交了税和医保钱，提高了成本，也就只能压低员工工资，这样老百姓的收入也受了损。这一高一低所带来的感受，老百姓能不强烈也不应该强烈吗？ 一；不明就里且带有强烈不满情绪的老百姓，不知医改屡屡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职能的错位或少投入，只能把怨气发泄在医院和医护人员的头上，因为他们每一次的花钱都是在医院发生的，都是医生开的检查单和药物处方累积起来的。有关部门的误导、官员的开脱、公安司法机构的实际纵恿和媒体的刻意渲染无一不是引导老百姓向医院的医生寻衅发泄，以致“医闹”这一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新生事物”在中国愈演愈烈。古今中外都职业高尚且受人尊敬的医生，如今几乎成了千夫所指，我们的政府和主管部门他们却视而不见，直至不少医生倒在血泊中，公安司法才开始干预，媒体才集体哑火。无论是有意或是无奈，选中医生当医改的牺牲品，这是医改最不人道的地方。把医生搞贱和把医患关系搞得空前紧张，这将极大地阻碍中国医学事业健康发展。 二；医疗行业是个很特殊的行业。医学生是所有大学中学制最长的（本科是五年），也是学得最苦的，更是所有大学生中最不浪漫、最没情调的，教科书堆起来的厚度至少是其它专业的两倍，而且都是16开本的，专业术语之多更是其它行业不能望其项背的。此外，医学知识更新之快也是其它专业无法相比的，入了这个门，就意味着这一辈子都得学习学习再学习。 好不容易当医生了，可很多教学医院和三甲医院都要求刚参加工作的新医生头三年都要每天24小时保持状态做到随叫随到；好不容易熬过三年，可医生又是没有节假日和明确的上下班的时限的职业，几乎每天都超时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夜班医生，他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准时下班的，超时工作也是没有任何报酬的。这份艰辛是非业内人很难体会的。  2016年，卫计委发文开展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简称规培），规定所有初级医师都要规培3年，晋升中级职称后，再专科培训2到4年（博士生也不例外）。这样，本科五年，研究生三年，博士生3年，规陪3年，再加一个2到4年，就是说，以后要当一个能养家糊口的医生要在医学专业毕业后再耗时至少10~12年，多至18年（博士）。要知道规培和专科培训期间只有生活费。等到能成家立业和养家糊口，博士都36岁左右了，这时人的精力体能都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还将进入一个高风险、高付出、低收入和饱受非议的职业领域。 要知道医疗这个行业是高门槛、高技术、高风险的行业，对医生要求有高度责任心和同情心。可是若论现今中国医学界的顶级专家教授的工资收入，以工资名义出现的（或者说拿得上台面的）薪水就千元左右，加上各种补贴也绝对不会超过5000元，这大概只相当于一个普通白领民工的收入。 以前我们说“拿手术刀的赶不上拿杀猪刀的”，现在我们还要加上“二把顶尖手术刀也赶不上一把普通泥瓦刀（现在泥瓦工的一月正当收入已在万元左右，当然，这是辛辛苦苦应该得到的劳动报酬）”。这是对医改的最大讽刺。 公务员加工资，没有医生的份，因为医生不是公务员。企业单位涨工资，也没有医生的份，因为医院不是企事业单位。但是政府又要掌控医院，把医院当成一个不能涨薪的职能部门，灾难现场、防疫一线、大型活动现场、高考及公务员考试现场、老干部活动等等，都少不了医护人员到场。只是在大型捐款活动时，医务人员才能享受与公务员同等的待遇。 N次医改，政府最该改的地方——医务人员的薪酬——丝毫没有变化。十年啦，国家统计出的是人均年收入每年都有两位数的增长，可医务人员的工资十年基本没有涨过。面对年年上涨的物价，医院要保证自己的员工最起码的生活需要，只有增加收入这一条路。增加收入有几种方式，一是提高收费标准，二是增加收费项目，三是多卖药品，四是多做检查甚至重复检查。收费标准和收费项目是物价局和卫生局共同制定的，一定就是N年，如医院的多种手术费用到至今都是是赔本的，医院也无权提高。医务人员也是人啊！他们要吃！要穿！要养家糊口！市场上没有哪个会说因为你是医务人员，我要减免你们的费用。因此，医院只能靠多开药多检查增加收入，这就是大检查、大处方的由来。此外，变通一下还是可以提高收费标准的，那就是建宾馆式医院，配置高档检查设备，医院档次提高了，收费标准自然就提高了，这就是几乎所有医院都千方百计地举债建新医院、买高档设备的主要原因。现在不少医院都淘汰了黑白B超，淘汰了普通CT，可大多数情况下，黑白B超、普通CT就能解决问题。 医院大搞硬件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多创效益，所以硬件具备后，医院就会制定盈利计划，指标层层分解，年年加码，奖惩制度日趋严厉，于是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病人至上等口号立马就成了空话。这样就导致看病不贵反而不正常了，看病不越来越贵就很不正常了。 建新医院，进高端设备的行为主要发生在大医院，或是地方中心医院，而基层医院既缺少有经验的医生护士，又缺乏必要的检验设备，另一方面人们在习惯于追求高质量、高水平的的医疗服务的同时，又倾向于追求快好（这明显是社会整体浮躁、急功近利在医疗方面的特殊表现），因此大病小病都涌向大医院，大医院是人满为患，社区医院却门可罗雀，这样就直接导致了“看病难”。此外在医生没有错的情况下，病人病没治好或者说没有像病人或家属期望的那样好、那样快，社区医生会普通遭到怀疑，大医院医生则不然，病人和/或家属对其或怀敬畏之心或怀感激之情；同样的疾病，假如在大医院十天没治好，病人和/或家属可以接受，若在社区医院看上两三天，病人和/或家属就会失去耐心，开始怀疑医生了。甚至有些人宣称即便是死，也要死在大医院。于是乎，社区医生一碰到重病人自然就要向大医院转诊；即便是病情很轻的病人，若医生估计病人和/或家属是不易相处（比较麻烦或难缠）的一类人，也会毫不犹豫地要病人转诊，这样又加重了看病难。 看病贵、看病难是医改最大败笔之一，也是老百姓感受最强烈的败笔。 三；医院分配给科室的指标自然要坐实在医生头上，于是医生就得开动脑筋，琢磨该怎样操作。在私立医院是要么你接受洗脑、脱胎换骨，要么就洁身自好走人。现在公立医院虽然不像私立医院那样下明确指标，但往往把你的收入与你对医院的经济贡献挂上钩来。照这样，你若是每日三省吾身或洁身自好的主，自己的收入少倒是其次的，若影响到科室同事的收入，你不仅要看上司的脸色，还可能要面对同事们的冷嘲热讽。  在为医院创收方面，年轻医生要胜出老医生不少，因为年轻医生更愿意接受新东西，在一起有时候切磋的不是医技，而是创收的技巧和体会。老医生受的传统教育较多，虽然也想创收，但总还是游离在良心与创收之间，另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名声和晚节，老医生对病人一般都要多问上几句，检查也要仔细一些，耗时自然多一些。年轻医生至少是大多数年轻医生就不一样了，他们受功利社会的影响较大，他们很少考虑低收入群体病人的感受，下笔是不留情的；另一方面，他们对麻烦一点的病人或病情复杂一点的病人，常常是往老医生那里一推；一般病人随便问上几句，就下笔了。这样下来，他们看得病人多，冒得风险小，有尾巴的事情少，实际收入却比老医生高，那个爽劲真是冇得说。 此外，因为科室乃至医院都主要靠年轻医生创收，科主任们对他们往往是宠爱有加，对他们的过分行为往往是视而不见或者是他们闹得太不像话的时候则不痛不痒地说几句。 一方面是大行其道的功利社会的潜规则，一方面是领导的嘉许和骄纵，年轻医生的医德普遍滑坡是不争的事实。或者说，年轻医生医德滑坡远甚于老医生。医生医德滑坡也是医改的最大败笔之一，而且要纠正过来没有几十年的时间是很难纠正过来的。 四；虽然我们感觉到我国的医学事业年年都在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假象。我国的医学进步可以说是国外时刻都在进步的医学的一个缩影。平心而论，我国的的医技水平与国外的医技水平差距是越来越大。充斥我国医疗市场的高端设备、仪器、医疗耗材和高档药品无一不是来自国外。 不知是骨子里的媚骨使然，还是跨国公司的利诱使然，我国的一些专家事实上成了国外利益集团在中国的代言人，在他们的强势推崇下，使得关于疾病的绝大多数洋标准几乎就成了中国的相关疾病诊疗标准。既然是洋标准，那么从检验设备到检验试剂，从高端检查装备到维修配件及耗材，从药品到器械顺理成章地都要是洋货。洋标准几年一换，我国医院的检查检验设备跟着几年一换，即便是该设备的收费总额远少于购买该设备的款项、耗材、维修、折旧和人工费用的总和，一轮又一轮地医疗器械设备的装备竞赛照样如火如荼。原因很简单，买装备的钱是纳税人的，挣的钱却是医院的。专家推崇洋货，国人于是相信了洋货，医院又为洋货提供广泛的平台，结果：大医院买高端新设备，中等医院买普通新设备，小医院就竞买洋垃圾——洋人淘汰的东东。我国一个城市的CT装备数量比西方一个国家的总和还多，其它高端设备亦是如此。是的，我们的医院是多挣了不少钱，可洋人挣到了比医院多得多的钱。 洋人在本国市场卖100元的东西，到中国来都能卖到几百元甚至超千元。中国人几乎拿着世界最低的薪水，却用着世界上最贵的医药产品及耗材。国家对医疗事业的投入在扣除高级干部养病治病的大头后，剩下的余额中的相当部分和中国老百姓手里一点血汗钱正加速流向国外医药巨头的口袋。国外医药巨头现在在中国不仅仅是在赚钱，简直就是在我国进行疯狂经济掠夺。 如果说是医改导致了医院向钱看，那么公立医院的竞相攀比、逐利行为是国外产品大行其道、价格攀升的推手。假如国产的B超收费定价是五十，那么洋B超收费可能是100或更多，医院为了多收费，买B超时自然是选择洋B超，国产B超基本不考虑。药品器械亦是如此。也正因为是这样，医改的一些政策实际上是变相地、严重地打压了国货，为洋货大肆进入中国市场铺平了道路，有变相向国外医药巨头输送利益之嫌。不考虑国家和民族利益，不考虑中国国情，默许和放任国外利益集团和他们在中国的强势代言人在中国土地上导演一轮又一轮医院装备竞赛或药械更新大赛，是有关部门的重大失策。 五；年轻医生不需要刻苦钻研技术，也不需要熬出高年资，更不需要去修炼人文及专业基础的厚重，就能轻松地拿到比老医生高的报酬（指实际收入）。你说，他们有什么动力去真正地去学技术，把书本上的死知识变成自己的活知识。然而用潜规则去拔高自己的学历，晋升自己的职称，个个都可谓是行家里手。这年头，谁不愿意名利双收呢！ 这年头，学问做得好不如关系搞得好。中国人都知道搞关系、走门道是获取名利的捷径。结果是鱼有鱼路，虾走虾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佛相信的亦是有心朝奉者，皆是有缘人，于是普度众生，最终都桂冠上头，皆大欢喜。现在有一些大医院是低年资医生不好找，专家教授成把抓，在一些二级医院甚至一级医院里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甚至也能扎堆。莫看他们个个名头响亮，其实他们当中有真才实学的并不多，因为没有那么多低水准的专家教授、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每年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垃圾论文炮制出笼。即便是那些强势的、腕级的或者说是举手投足之间都有可能引导学界潮向或学界震动的专家学者，如若他们的论文是长期稳产高产的话，那他们论文的水平又能高到那里去？ 如此的学术氛围下，大家彼此彼此是可以的。谁要想冒尖？在同事间，他可能招致暗地里的群殴，在上司那里则遭封杀（潜规则是位高水平高）。换句话说，没有行政生杀大权的人要想做真正的学问等于在找死。有行政生杀大权的人课题经费不成问题，但他要勤于官道，忙于政道，熟谙于官大学问大的套路，自然要比下属快出多出“高水平”的成果，真是难为他们了，结果当然是他们都通通搞定了，而且总是显得游刃有余。这只有两种可能，他们要么是来自通吃岛的超人，要么产的是光鲜的垃圾。 医改的衍生问题使得医生可以不靠医德、技术吃饭，成名成家也只取决于权位、关系和厚黑谋略。这样就使得年轻医生不愿脚踏实地钻研技术，更不愿老老实实地做学问，热衷于功名利禄，要知道他们可是中国医学的将来啊！ 六；现在炒洋货，鼓捣洋货的医学专家比比皆是，他们张口闭口都是洋人怎么样，洋货怎么样；洋人现在怎么样，洋货现在怎么样，事实上，他们到处宣讲的一些医学科技的最新进展，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普通医生，只要认真在有点像样的图书馆里坐上两天，就能把任一专业的最新进展讲得头头是道。只不过爱鼓捣洋货的专家都是有话语权的专家，相对一般医生而言，他们已是强势，更何况他们还在抱团援手，他们不会让别人有说话的机会。他们惯于靠此轻松地获取名利，如此捷径那些末学后进者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且竞相仿效。试问，在如此功利的社会里，有多少人会傻不拉几地做什么学问，为提高我国的医学事业的竞争力和原创性奋斗。 在紧张的医患关系前面，像梁启超当年那样，为错切了自己一肾的医生说情的事情在当代中国无疑是天方夜谭。现在即使想有些作为的医生，也不敢有所创新，风险之大无与伦比。像治疗非典那样超大剂量使用激素的事儿，也只有顶尖专家在特殊时期特殊情况下敢打破禁区，即便将来有什么事，政府会替他们hold住（如现在就是）。一般的专家他敢吗？更不用说一个普通医生了。长此以往，中国的医学事业能发展壮大吗？跟在洋人后面，搞点洋货的现买现卖，风险最小，对自己来说却可能是获利最大。 现在的医生挣钱很少靠什么真才实学，成名成家也不需要卓识远见。富于同情心？病人并不领情，领导也不高兴，犯傻啊！洁身自好做真学问？更SB！！你哪来的科研经费和生活费啊！除非你还有三头六臂，能从容应对各种排挤、打压和冷嘲热讽，也不怕被边缘化。说现实的，自己又有什么学问好做的？学问让老外去做好啦！用点心思把老外的学问怎样变成自己手里的桃子、往上爬的梯子吧！ 七；现在，优秀的高中生极少有报考医学院校的，不少医学院校的门槛不得不降了又降；医学生在校不好好也不能好好学医；在职的医生不好好也不能好好行医。这不知是医生的悲哀，还是中国医学事业的不幸。 搞关系，走门道，当砖家（敲门的金砖；公关、抱团的麻将砖；手里当然还有用来砸人的砖），成了年轻医生在现今医院环境中生存的不二选择。 不知怎地，而今的学会有时让人联想到帮会，这是因为帮会的特征往往不少学会都具备一些。年轻学子、医生不投靠门阀，那就意味着自断前程。 现在，高学历、名头能唬人的医生是越来越多，会看病而且能好好给人看病的医生是越来越少，医德高尚且技术精湛的医生——他们才是国民真正需要的大医国医——更是凤毛麟角或者说是稀世珍品。 医改十年是恶化大医国医行医环境的十年，也是压缩大医国医生存空间的十年。一代大医国医可能也需要几个十年才能再培养出来，因而也可以说医改事实上是在扼杀大医国医，而且是现在完成进行时。 看到医院的现状，以致一些有良知的高年资医生发出这样的感叹：将来我们病了，谁给我们看病？ 这说明，以后退休医生找在岗医生看病，别说有大医国医接诊号脉，就是想找到一个能真正为病人着想且能好好给人看病的医生都恐怕已经是奢望。 医改十年严重阻滞了中国医学人才的健康成长，这亦是医改的最大败笔之一。 八；虽然医学每天都在进步，但远没有人们对健康长寿的期望增长得快，另一方面医学永远都是有缺憾的科学，是一个你花钱也不一定能换来你想要的结果的行业。说白了，就是你花钱不一定买得了健康，也不一定能买得到病人的生命，哪怕是残缺的生命。有人把医疗服务比作普通商业性服务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说法，而且确实误导了许多人，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医疗服务不具普通商品服务属性，更谈不上商品的三包，医生可以精心帮病人治病，但不能包一定治好，更不能说一定能救病人的命。什么病都包治，什么病人的命都能救，那不是医生，那是神仙，医生这个群体的平均寿命并不比普通人长就是这个观点的最好注脚。 现在有些病人特别是那些有些钱文化素质又相对较低的人，对医生颐指气使不说，还认为自己在医院花了钱，就应该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有时候甚至想要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医生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好一点，医生则被认为没料；差一点，医生就被怀疑为心术不正；糟的，医生就要被投诉；更糟的，医生就会被谩骂、殴打；最惨的，当然是医生为此付出生命代价。 从某种意义上讲，患者和/或家属对医务工作者提出过高要求、百般挑剔和防范，而且在就诊或就医时似乎个个都想跟医务工作者斗智斗勇，都要在医务工作者面前摆出强势，忘记了他们这时最应该做的是向医生如实且详细地陈述病情。殊不知如此这般的最终最大受害者还是普通患者，尽管医患对抗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没有赢家。但就付出而言，医生付出的仅仅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如德行、尊严等），而病人和/或家属付出的是除了更多金钱（为了自保，医生会多做检查；你追求快好，医生只有多用药、用好药；你要安全保险，小病住院好了；病情重了，请转院或请专家、权威会诊好了）之外，还有可能付出的是能好一些的生存质量和/或能更长一些的生存时间（因为低风险往往意味着低获益），甚至付出的是家庭的和睦幸福。这是等式吗？不！这是永远的不等式! 把普通商品或服务概念引入医疗界、不切实际地提高了人们对医学的期望值，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的初衷之一是低水平、广覆盖。公立医院的角色是做好基本医疗服务，保证老百姓最基本的医疗需求。可现在政府把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归结于医疗市场没完全放开，竞争不够，遂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市场。 然而国际上比较成功的经验是，公立医院保证基本医疗市场，私立医院提供高端医疗服务。而我国现实的情况是正好相反。为了扩建和购买高端设备，大型公立医院占用了大部分医疗财政资源（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反过来又以看病的方式从纳税人的口袋大肆掏钱。以省会城市的三级医院为例，一家医院的收入少的也有几亿，多的达到几十亿，且每年都在高速增长（即使是垄断企业也做不到如是）。大型三甲医院在技术上本属强势，背后又依托政府，如今基本上是独占高端医疗服务，同时还与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和民营医院争夺基本医疗服务市场，挤压后者的有限生存空间。社区医生或农村基层医生因工作条件差、劳动报酬低、社会地位低而人心动荡，哪有心思提高什么医术，只能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三甲医院的逐利行为必然推动高端医疗服务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外的相关厂商运用了一些公关手段，成功地使他们的某些本不该列入医保目录的药品或医用耗材进入了各级政府的医保目录，两者相互作用极大地提高了医保成本。现在，每年的医疗费用仍在高速增长，远超过国家经济增长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地方医保是入不敷出的现象正在蔓延扩大。现在高端的医疗服务实际上被大多数有钱的人享受（因为不少项目的自费部分和相关费用足以让真正的穷人却步或放弃，例如河北保定东臧村的锯腿村民郑艳良等），即少数人在三级医院享受着全面的高端的医疗服务，费用绝大部分由社保买单。少数人耗掉了大部分医保资源，使得基层社区的医保费用只能是象征性的一点点，而且一般参保的老百姓在社区的就诊还受到诸多限制。 医改的政策导向偏离低水平、广覆盖的初衷越来越远，这样的医改无异于劫贫济富。 十；国家虽然在中医事业方面投了不少钱，但钱都花在建医院、买设备上，但有关中医人员的生计的分配政策导向始终没有变。按现在的物价政策和分配政策，中医若仅凭三个指头、一个枕头和望、闻、问、切等传统方式看病，然后抓点草药治病，那么他们的收入连自己都养不活，更不用说养家糊口了。 中医为了生存，不得不走西医的套路，照样得靠西医的检查挣钱。中医拿着西医的检查结果来一番中医辨证，着实滑稽，这样，中医师搞西医搞不过正宗的西医，搞中医又不地道，把中医整得不伦不类，每况愈下。 严峻的生存环境使得现有的中医从业人员人心浮动，难以静下心来钻研医术，只能不伦不类地谋生计。更重要的是严峻的生存环境和就业形势严重影响了学中医的学生，要知道他们是中医的未来，没有了未来的中医不衰败才不正常呢！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中医的式微与医改挂起钩来，所以中医的式微亦是医改的败笔之一。 十一；古今中外，医生凭借自己的专业技术和仁者之心，是可以过上像样、体面生活的。然而在医改后的中国，医生竟然成了低收入群体。为了跟上物价上涨步伐，也为了养家糊口，更是为了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医生不得不依靠“合理不合法”的工资外收入，不得不干些“出格”的事。这是典型的“逼良为娼”。 医生本来是一个可以正大光明地挣钱养活自己及家人的职业。医改把医生本属于自己的正当收入搞成了非正当收入，有些还甚至上纲上线地说成了商业贿赂。现在严峻的形势逼得普通医生连“娼”都快当不下去了，不少医生（他们中大部分是思想活跃，心智较高的年轻医生，也最具有成为大医国医的潜质）已改行或正在考虑改行。现在优秀的学生不学医，具有潜质的医生要改行，长此以往，以后就别指望以后的医生能有多高水平了，将来能有医生给老百姓对付着看病就不错了。如再不采取断然措施，医疗服务只能向着高费用、低保证水平（意味着病员和/或家属要签更多需要自己担责的字）方向发展。 医生冤到了家，可医生却没有话语权。舆论不公正也就罢了，最叫人寒心的是一旦有了什么医患纠纷或投诉，即使医生护士没有过错，医院乃至主管部门的官员型领导也不会为医生护士说话，而且还会指责医生护士，甚至还会处罚医生护士。 有什么传媒真心为医生的累、苦和冤说过说话么？可要是有什么关于医院或医生的负面新闻（不管是否属实），我们的媒体都开足了马力，铆足了劲进行渲染，完全不考虑自身的正当社会责任和因此带来的负面影响。 医改完全颠覆了科学的也是经典的价值观，更是颠倒了传统的是非观，扭曲了医疗行业的社会生态环境。而且这种趋势也是年年都得到强化。 结言；至于医改衍生出来的不少只可意会的敏感问题（如基建黑幕、招投标暗箱操作、药品药械回扣等，只知这里面是三山五岳的神仙角力过招的地方，也是名副其实是诛仙阵），其中玄机重重，本人知之甚少，不敢妄言，只能就此打住。 总之，医改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老百姓，而是各级既得利益成员，医改使既得利益者手里多了不少可供他们随意开销的钱。 医改扭曲了价值观、颠覆了传统观念和作贱了医生，伤透了医生的心，使得医改得不到医生的认可。“看病贵”、“看病难”、因病致贫或返贫、实在没办法就在家等死等现实，严重伤害了老百姓的感情，使得医改得不到老百姓的赞同。 医生和老百姓这两个饱受医改之苦的弱势群体，本来应该同病相怜，可在医改策划者们的成功权谋下，两方互不信任、相互防范，使得医改策划者们能心安理得地自拉自唱地演独角戏。 我国财政对医疗方面的投入本来就很低，但有限的资金相当部分被高层官员（在岗和不在岗的）耗用，一些人员一年就是几十万，有的人一年的医疗费用甚至上千万，据统计，几十万高官病号的医疗费用每年高达几百亿。财政部长楼继伟没有采取措施来遏制这些费用的年年增长，反而打起要退休职工缴纳医保费的主意。 随着时光推移，医生和老百姓迟早都会知道真正的医改应该是政府改变不合理的财政预算政策，可有关部门就是在这关键问题上装聋作哑，让弱势的老百姓和医生群体替他们挨骂挨刀。可怜啦，老百姓，可怜啦，医生！何日是头？…… 医改一方面要考虑经济成本，另一方面要考虑人文道德成本，显然我们的医改设计者们选择了减少经济成本、增加人文道德成本的方向。为了替权利部门省了不该省、不能省的钱，千方百计地打起了老百姓口袋的主意，出了不少歪招和损招。此外，还不惜拿几千年的传统道德观念、是非观和拿几百万医务工作者的尊严和生活质量下注，败坏了医疗领域的社会风气和学术风气不说，还毁了不止一代人的世界观，甚至还搭上祖国医学（包括现代医学和中医）的前途。医改这些年所毁损的精神文明层面的东西要想恢复正常，即便是全社会、全民族共同努力和国家财政大力支持，没有几十年也是很难恢复过来的。 总之，医改是系统工程，应该是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特别是关于老百姓的感受）后，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再做出的科学决策，是不折不扣的“顶层设计”。 要说的是好的“顶层设计”肯定会事半功倍，造福子孙。然而不好的“顶层设计”杀伤力之大，堪比核爆炸，除了大面积（可以大到整个国家）实时的杀伤作用外，还会遗留很多后患，这后患不说无穷吧，起码也要贻害几十年。 要知道好的“顶层设计”不是关上办公室的门就能设计出来的，也不是面对电脑就能来灵感的；更不是在领导面前拍胸，回来以后心血来潮拍脑袋就能搞出来的。 更要知道重建总是比损毁难上很多很多。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