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9届在教育史上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特殊群体。“就近入学”、“一片红”是69届的年代概括，无课程设置、无教材、无正常的教学秩序、无毕业证书是69届的时代烙印。 69届与“老三届”有同有异，同是上山下乡的劳动大军，同为知识青年的运动群体，同中有异，异在在校时间最短、教育质量最差、知识层次最低，异在“老三届”被作为专有名词载入知青运动史册，“69届”却一次次被人忽略，异在老三届“四个面向”，最低还有参军机会，69届“一片红”走向农村、走向边疆，更为悲壮。 许多人读不懂69届，即使69届人对自身也不甚明了。中学毕业分配（上山下乡）时间前后长达7个月，分布江西、安徽、云南和黑龙江等省，插队、农场、兵团知青生活迥异。部分知青10年后返城，部分“盲流”在沪，余者等待60岁“告老还乡”。 69届多难多异多棱多面，一言难尽。 （一）“届”和“年”的异位 按69届的正常定位应是指1966年小学毕业，当年升入中学，学习3年后1969年初中毕业的学生。 而69届实际情况是：1966年小学毕业后，在社会上动荡1年以上，直至1967年下半年按“就近入学”原则进入中学（有的区县甚至于1968年下半年才进中学），1970年初开始全部上山下乡一片红，在校延续“分配”时间长达半年以上，“余部”转入街道继续“分配”。 69届偏遭文革又生逢上山下乡运动，因而届和年严重错位，实际的届（年）应为70届（年）。69届其后的原70届被延为71年毕业，71届被延为72年毕业，最后“顺其自然”71届被更正成72届，中间消失1届，届史上因此没有71届初中生一说。 （二）“学”和“业”的异位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作出“五.七”指示，其中对学生的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66年小学毕业69年中学毕业的69届适逢按最新最高指示指导“学业”，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实际上是“兼学”为主，“学文”从无贯彻。 69届在整个中学期间没有发过一本书，没有摸过一本课本，更枉伦数理化。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一样不少，学制缩短了，校长（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代表）靠边了，这是所谓的教育革命， 无所学，也无所业，69届正宗小学毕业，初中却连肄业也算不上。文革结束后，各地方由所在系统对文革期间“毕业”的学生统一进行了文化补习和考试，我是在化工部星火化工厂才取得“初中毕业”证书，距离69届上次“毕业”时间过去整整10年，异地异时、似工非学滑天下之大稽。更离奇的是，一些“工农兵大学生”是在大学毕业以后，回头再补习取得高中毕业文凭。教学史上有“倒背如流”的学生，“倒挂学历”算是时代独创。 （三）“识”和“知”的异位 69届进中学适逢“五.七”最高指示发表，“毕业”前夕又正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最新最高指示从头至尾主宰了69届的命运。 后一条最高指示的全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按上述最高指示执行，69届并不能算初中毕业，更不够冠之“知识青年”的头衔，但是，生逢其时，上海的“城里人”把69届统统送到农村去了，而且是“一片红”，即“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了最高指示，该送的送了，达不到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送，敲锣打鼓动员上山下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谓壮举。 从此历史留下了“69届一片红”桓古之奇；69届也顶着“知识青年”的桂冠，开始了自己的人生，痛苦着“知识青年”的痛苦，“幸福”着“知识青年”的“幸福”。 “知识青年”这个词，按字面的解释应是：接受过正规教育，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年。其实，同为“知识青年”，从知识受面上讲，“老三届”是不屑与69届为伍的。因为知识太贫乏，诸如“老狼（娘）：我上吊（调）了”之类的笑话，应该不会出自老三届。 生无学，师之“惰”；师不教，谁之过？ （四）“教”和“育”的异位 相较而言，“老三届”更有思想。《知青之歌》作者、南京68届高中知青任毅曾经在插队的草房旁贴过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下联：“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绝妙的是，上下联的这二段话均出自毛泽东在不同时间、场合说过的话。 城市知识青年去农村接受被教育者的“再教育”，究竟意义何在？！ （五）“补”和“助”的异位 大凡知青，对于中发〔1973〕21号文《中共中央转发李庆霖来信和毛主席的复信》一定记忆犹新，那是1973年的平地一声雷：“李庆霖：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荣当统筹解决。毛泽东4月6日” 1973年，我已上调进厂，知青“无米之炊”景况已与我无涉，但是插兄插妹们的窘迫时有耳闻。无论知青抑或知青家长都感激李庆霖，他们的感激是因为李庆霖说出了大家想说而无处可诉的心里话。没有知青抑或知青家长仰望也能得到“300元聊补无米之炊”，而是对毛泽东“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充满希望。 可惜，受当时文革大环境形势影响，所有对知青的帮助仅在“补”而无“助”，在高涨的左的势力的控制下，对上山下乡中存在的问题，知识青年迫切的求助，无机关能“统筹”，无人敢“解决”，连李庆霖本人也被逼入“旁门左道”，从一个正常向上反映知青现况的知青家长，转化成“反潮流”的英雄，南辕北辙了。 知青刚下乡时，被特别强调不准恋爱不准结婚，违者以“阶级斗争新动向”、“破坏上山下乡运动”论处。数年后，又大力提倡“结婚扎根”并大树典型。但无论“上调”进厂，“推荐”上学，“病退”返城，均有“未婚”这项先决条件。 政策游离间，一时多少“孽债”！ （六）“返”和“退”的异位 1979年，69届上山下乡进入了第9个年头，地处云贵高原的云南知青掀起了知青返城之风，国务院召开的长达42天的知青会议的最后结果使这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等于结束。 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来有踪去无影，至始至终没有连贯的战略部署和配套政策，只留下四个不满意，即知青本人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匆匆划上句号。知青返城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孽债》电视剧中知青们在场部门前抢盖图章的画面形象表现了知青当时的心态，急切地在病退回城的证明上盖上大印，极其害怕像闹剧一样的上山下乡及其后续政策有变、多变。 实际上，知青当时并不是像老干部那样是平反改错返回原城市原工作岗位的，大多数知青是借口身有疾患搞假证明“病退”回去的，返和退一字之差，命运和结果大相径庭。 回城的知青二手空空一无所有，因为无技能，只能在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屈就”，因为住房紧张，只能在小阁楼中“窝居”。这一部分知青多少年后才慢慢地融入这既熟悉而又形同陌路的大都市。 如果四人帮早一天倒台，如果文革早一天结束，如果知青早一天返城，如果知青返城后能回原校进行“文化补课知识回炉”，绝大多数69届知青的命运将会极大改观，但是，现实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七）“工”和“农”的异位 1985年，原劳动人事部下发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凡在“文革”期间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在他们到城镇参加工作以后，其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可以与参加工作后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他们参加工作的时间，从下乡插队之日算起。” 从此后彻底解决了插队知青在工龄上的后顾之忧。 这一条政策对原兵团农场垦殖场的知青无影响，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拿国家工资，工龄顺理成章。差别只有兵团战士或农场职工的身份之争。 这一条政策出台，体现了对（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知青的照顾，同时也开创了“农民”工龄的先河。我注意到，近来干部任命的公示中，有的1953年出生的干部（相当于69届），参加工作时间为1969年，更早的为1968年。15岁参加工作，相当于“红小鬼”，也算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滑稽产物。 （八）“子”和“父”的异位 1989年，上海市允许在外省区工作的原上海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子女来沪就读入户(沪劳访发(89)第24号文)。这是在农村的知青返城10年后，另一项惠及外省区工作的原上海知青的政策。 政府的初衷大约是想通过扶持子代来偿还对知青父代的欠债，但今非昔比，一切都在改变，逼仄的家庭住房条件，二代人之间的疏隔，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使原本的好事反而衍生种种家庭纠纷。知青后代回城，如同知青当年下乡一样，生活关，人际关，环境关同样要过，颠东颠西一时无所适从，一样备尝艰辛。 子女入沪藉后，他们的父母后来遭受企业减员增效、机关事业单位末位淘汰等等改革大潮的冲击，部分知青从原工作地内退，下岗，协保，买断后，考虑到子女教育，考虑到家庭团聚，考虑到照顾白发高堂，考虑到解决温饱重新就业，梦想叶落归根把户口迁回上海，却遇到了重重阻力。 当年上山下乡从上海迁出，返回时需按照“投子入籍”办理，男不到60岁、女不到55岁不予入籍。有段时期还要等上3年疑似“考察期”、“家庭内部的公示期”。 君不见“老娘舅”节目里，子女或家属不同意，知青本人的户口就是迁不回来，当然，这只是个别，但特别寒心，极其异位。 （九）“失”和“加”的异位 知青子女入沪藉后，参加当年上海市中考或高考的，在考试成绩总分上予以加分照顾，中考可加12分；高考可加8分，二者居其一，因为加分主要针对地区教材差异，已在上海就读无此优惠。 想想实在搞笑，因父辈上山下乡中断了学业，由子女获考试加分补偿，是不是异位？如果加分直接加在知青头上，比如参加77年高考，比如参加自学考试，比如参加招工招干，比如参加竞争上岗，比如……只要实事求是地照顾加分一次，很多知青特别是69届知青的命运将会改观。 …… 69届是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世界上自开办中学以来整体上在校学习时间最短、教育质量最差的一届初中学生，69届是在上山下乡中被集体运动的“知识青年”，69届知青身上反映出多种社会矛盾，即69届现象，也就不足为奇。虽“贵为”知青，享受到一些知青政策，但均无法改变69届整体弱势的客观命运。从上山下乡时的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无所适从的强烈的失落感，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内退、协保、买断，时代的失落感依然强烈存在。 那部分早期融入上海的69届人尚且“深感69届群体人生道路的坎坷和艰辛，深知由于自己人生底色上的沧桑烙印与先天不足，与后辈起跑线虽同而底子大不同。”深忧“我们前有海归和高学历强者阻截，后有年轻的追兵（60后大学生）追逼，旁有国企职工先发优势的制衡。” 而户籍还在外地的69届知青，更感到前景茫然，失业了你就是无业游民，离开现户籍你就是“盲流”，打工后你仍然是“外来务工者”。即使回沪，面对高企的房价，双规制的养保医保，兄弟姐妹间的现实利益关系，永远也读不懂的大都市现象，能觉得是真正回家了吗？！ 知青永远是遭受“历史嘲弄”的一代青年的共同称呼； 69届永远是“大革文化命”的一届学生的代名词。 如今69届即将步入花甲，知青老矣尚能饭否？ 我们期待，期待国家知青政策更加人性化，特别照顾69届弱势群体，期待老知青们焕发青春，积极参与充分利用网络、论坛、报刊杂志，宣传知青文化，积极挖掘充分享受有关知青的文化艺术、纪念馆所、返乡旅游项目，壮大知青文化，期待“后知青时代”的到来，一齐努力多方位呈现知青光明的一面。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