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1969年1月7日第一批插队到延安的北京知青。 在延安山沟里的插队经历，是我宝贵的人生财富。后来我到公社当干部、参军到新疆、转业到北京检察院，有着几十年的风雨坎坷、精彩传奇，但任何时候只要一提到这段插队经历，我都会说，它是我人生的骄傲。我对当地农民也一直怀有深深的感情，与他们保持着几十年的书信往来。 通过在延安插队的经历，我得出了一个认识： 只有在农村，才能领悟人之初，才能获得己所欲。展开来讲就是：只有在原生态的贫苦的农村生活历练，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才能获得怎样做人怎样做事的本领。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对孩子的教育是比较严的，也一直希望他有一段在农村吃苦的经历。比如孩子上了北大，入了党，当了学生会的部长，我倒担心了——你也太顺了吧！小心摔跤。不行，得让他懂得什么是吃苦，什么是农村，什么是农民。终于利用2004年十一长假，全家三口回到了我插队的山沟。没想到三十多年后那里依然那么穷！还在点煤油灯，还吃不上肉。这使我很难受。第二年再去的时候我带去了很多东西，吃的穿的用的，旧电脑旧电视，还杀猪分肉，儿子还为他们照相洗相。如此几年，我在想，这种施舍的形式改变不了他们的穷困，还是要焕发他们的内生机能，必须造血不能输血。那几年，我每次回村都和农民们商量如何致富，几经反复，决定种红薯。 甘谷驿的红薯闻名延安，但山沟里的农民不敢种，没有销售渠道。我说，我帮你们在北京销！没人相信,都说你太理想化了，什么都不懂，什么渠道都没有，你就敢干？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可笑，可要是懂得后果，知道会失败，就没今天了。正是因为不懂，才怀着帮助农民致富的满腔热情，贼大胆地干起来了。 我那会还没退休，但因为是局里的领导，又都知道你做的是公益的好事，反正也快退了，大家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不干涉你。最极端的是，我一连几个月利用周末、节假日和深夜，找几个亲朋好友，在反贪局的会议室里加工红薯——那会儿连库房都没有。 别的领导在退休前，往往会用自己的社会资源给自己的后来做些铺垫，而我则把所有的社会资源、所有的工资都用在了为延安的农民谋利益上了。 真干起来才知道太复杂太难了，之所以能够做下来，一方面，是自己的坚韧毅力，另一方面，是有不少单位听说是为延安做好事，热情地开了绿灯，使一些根本无法做到的事做成了。我曾用《诗经》里的佳句来形容——母也天只，如此众好人何！ 如果说5年前我不知天高地厚的开练失败了，也就没了后来的事情。没想到的是，第一年延青牌甘薯在北京、上海销的很好，这就导致我的延青事业延续了下来。经常有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怎么做起来的？就是上面这个过程。很理想化的，但是在自己坚定的为民众谋利益的理念下把它实现了。当然这其中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就不讲了。一方面时间有限制，另一方面怕大家掉眼泪。 五年来，在没有任何外来资金的请况下，我用自己的退休金和销售收入以及个人的社会资源，为当年插队所在地的农民和政府做了大量好事—— 在中央电视台（7套农业频道）为延安的名优农产品播出了字幕广告和画面广告，又制作了7分钟的专题节目《甘谷驿的红薯》（可上网查看），为当地名优农产品走向全国做出了贡献；多次无偿为村民提供了各类名优种苗，倡导科学种田；为偏远的贫困山村架设无线通信装置，实现了村民的手机通话梦想（红平兴奋串门）；在深山沟铺通了十余里的全镇最宽阔的村级柏油路，彻底改变了晴天扬尘一路，雨天泥泞难行的交通状况（下雨天能出去串门了）；为改善农民卫生条件，挤出改善自己简陋住所的资金，给农民安装了热水盥洗器具、铺设下水管道，使农民进入了上、下水时代，可以方便地洗上热水澡、再不用频繁走出窑洞泼脏水、告别了在酱汤一样的浑水里刷锅洗碗的历史；今年又给村民购买了洗衣机，希望村民在个人卫生的同时能够衣被整洁。 建议镇政府明确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以红薯产业作为甘谷驿镇的支柱产业； 为给甘谷驿红薯创立品牌，在北京、上海花费巨大努力，克服重重困难，组织农产品的销售。走高端、重质量，铸就了良好声誉，产品供不应求； 在全国两会期间上交提案，建议“政府规划，适宜发展，企业植入”，建设集团化的特色农副产业区片，可望彻底、一站式地解决三农问题，同时一并解决城镇化的负面问题（2011年全国两会3328号提案）； 从研究人口红利入手，2010年创立了“后知青时代”理论，将为正确评价“上山下乡”做出贡献。同时，我也在坚定地践行着“后知青事业”。 为传扬“后知青事业”，为聚合知青意志，我的延青农民专业合作社创造了“以薯聚友”、“以谷聚友”的活动形式，每年都要在北京举办一届上百人的“薯聚”或“谷聚”。这个活动已成为延安知青的一个品牌活动，有着广泛的影响和良好的群众基础。 在这些成绩后面，是销售过程中的乞求和无奈，家庭矛盾的羁绊，与农民关系的磨合，还有资金的困扰。 五年来，我一生的积蓄和每年的销售收入，都用来搞基本建设，这是创业之必须——打了20余米进深的薯窖，建了300平米的社址厂房，买了长途运输货车以及大量生产资料。随着把退休金也抵押了出去，之后的日子已经相当拮据。 最极端的是有一次，我把只能买一只灯泡的最后一元钱用了后，兜里只剩下了几角钱，好在农民们信任我，只要张口肯定会借钱给我。 2012年冬的销售季，赴延安前我在北京借了亲属一万元，在村里，又向村民借了二万元，临回北京时只剩几元钱了，向村书记借了些才回的北京。 2013年8月延安遭遇300年一遇的大水灾，村里通知我回史家沟搬出危窑。这一个月期间（做了搬家、社址防水、锄谷子地等活什），我去延安办事时，不坐两元的空调车公交车，而在酷暑中挤1元的普通公交车，回京时又是向农民借了300元买的火车票。 回京后，别人都说我瘦多了，我没告诉他们我在农村是怎样吃饭的——要不是农民硬送我的几十个鸡蛋，我可能就更没模样了。 这次搬家，为了省下几百元的人工费，所有的水电安装、房屋基础防水及土工，还有试验田里的农活，都是我一个人冒着酷暑拼下来的。8月暑天，烈日下，我在谷子地里拄着锄头，看着头顶上飞过的往返北京-延安的客机，回忆起机舱里的舒适与惬意，记起了老乡们无数次的不解——“你放着北京不盛，撑的是什么呀！”我自己也在想，这是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吗？是那个曾经威严的小有名气的检察官吗？是人们说的多才多艺风度宜人的英群先生吗？ 就是在这样的资金困境下，为了实践“减轻农民劳动强度、改善农户卫生条件”的设想，我毅然挤掉了装修合作社办公和厂房的资金，给农户们装上了电热水龙头和盥洗池，修了下水管道。今年又给十几户农民购买了洗衣机。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农业社去——薯窖里面还在塌着，一栋房子还在倒着。 装了热水龙头的农民见我这样困难，都说要给我出义工，我说不要。他们说，只许你给我们花钱，就不许我们给你帮忙？我说“欧嘛”(是的)。 真实了解我资金情况的，除了史家沟的农民，还有我的夫人和儿子。为了钱的事，我与夫人的关系时不时的就呈现紧张状态。在钱的事上，她对我有意见，又把我没办法。 下面我想谈谈“知青是当代青年的榜样” 有人说，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产物。 我的观点是：上山下乡是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产物。完整地表达就是——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搭载上了文革的机会。 毛主席从建国后就不断提出教育要革命，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教育改革。但在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个环节上怎样落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总不能让正常毕业的学生们全部到农村去干上个两三年吧。文革后期，天做成了这个机会。毛主席什么人哪，他当然能抓住这个机会了，所以，以“再教育”为主宗旨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成行了。可以设想，毛主席要是不抓住文革中这批整体还未就业的学生，来实践他教育革命的思想，他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老三届知青是毛主席在世时实践他的教育革命思想的一代幸运者，是中国历史上青年运动中的一个红色绝版。 · 有人说知青下乡是为了解决就业 · 关于散乱无法收拾 · 关于荒废学业-----从我们的教育现状和社会的需求标准来看，书本知识砍掉一半都嫌少。一个有趣现象，文革逍遥三年没人提起，下乡三年倒被扣上了这顶帽子 · 关于离开大城市的家 · 赔偿说 我坚信，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随着知青队伍的中坚力量开始发话，上山下乡运动的正面形象一定会树立起来，“知青”这个五零后群体，这个改革开放的脊梁，一定会被正确认识，成为时代的楷模、当代青年的榜样。 说这些，是要表明知青的“根红苗正”。上面是“根红”。 下面谈“苗正”。 文革也有好的方面，即是毛泽东思想的大传播、大普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当时有一句话叫“融化在血液中”。这是大好事，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普遍真理。 凭我一生的观察认识，我想说，如果不知毛泽东思想，不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 我跟一些年青人说起这些，他们说，你被洗脑了！我说：你说我被洗脑的同时，你也被洗脑了，你被“颜色革命”了。再说了，被正确的思想洗脑是好事。就说毛泽东思想吧，将来你从政，这是你必须遵循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将来你从商，这是你正确认识身边事物的无量法宝，不用花钱还包你成功。如果不是弱智、脑残就试一试？ 之所以插入上面这一段，是想说，文革环境中的知青是一批热血青年。他们听毛主席的话，自愿到艰苦的农村接受再教育，改造自己的思想，将来要报效国家，绝无个人小算盘。不是个别没出息的知青所宣扬的“被强迫，大拨轰”。 当年，为了争下乡名额，我们很多知青是写了血书的，包括我。我报了东北兵团、内蒙兵团、山西插队，但都没有被录取，因为报名的人太踊跃了。招生的人说，没名额了！或说这批没你们的事！在选择插队地点时，同学们都会说，“我要到条件最差的村子去！”这是当年知青们昂扬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 但是，一旦投入到艰苦的环境中，知青的表现就出现了分化，然而80%以上的知青是好样的，那情形，现在提起都令人感动。他们与农民打成一片，不怕苦不怕难，立志改变农村的落后；他们开展科学实验，他们教书育人，他们为给农民治病在自己身上做试验；他们组织宣传队，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带去了城市文明。所以，现在在世的老农都说，当年这些北京娃来延安的时候，那是最苦的时候，但也是村里最红火的时候。他们非常怀念那段日子。大家可以看看众多的展览和老照片，就可看到知青们当年真正的精神面貌，是多么的昂扬充实，没有愁眉苦脸的。 说到苦，那是现在难以想象的。吃，连玉米面都吃不上，是各种杂粮合在一起的窝窝，就这都吃不饱；白面，一年只两次，麦收时能吃一次，春节时能吃几天；说到肉，除了春节，一年到头吃不上，偶尔羊摔死了鸡病死了才能解解馋；往公社拉粮送粮，就是个拉拉车，在十几里磕磕绊绊的河边小路上颠簸，人拉着象牛一样低着头铆着劲，肩膀都磨破了；种庄稼，不管多高的山都是人挑着担子，春天，一担一担地往上送粪，在陡坡上摇摇晃晃地挪，有一次我还差点掉到崖下去；收秋时，一担一担地往下担粮，呼闪闪地往下出溜，一般人没这个本事；农历七月天，那是最热的时候，这种天，农民们都不会让自己的孩子上山。可我们也是孩子啊，那时16岁17岁。我一天不拉地在空山峁上大太阳底下无遮无拦地锄地。赤着脚，光着膀子，推着个光头连草帽都没有。完全晒傻了，就在那机械地拉着锄头。老乡们也晒得受不了，但十几个人之间又不好意思说，就拿我说事，问我：“刘英群，受下受不下？看，话都说不出了！”我那会儿就一个愿望：什么时候能锄完这块地呀！心底就一个声音，坚持、坚持、再坚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文革中典型的、决心克服困难、坚持到底的毛主席语录，要是将来能听到同学们念这条语录，就证明你是在主动吃苦了）。农民们受不了了，说“锄完这块咱就回，下午干点别的”。又说：“哎呀，咋把这娃受下了！”延安人好，他心疼你。冬天，为了省柴我一直睡凉炕，把腰睡坏了，痛得大气都不敢出。 每天收了工，人都累得散了架子了，我还要坚持往厨房挑水，还要把我的窑和别的知青窑的水缸挑满，天天如此，那就是个拼命。也不想这是为什么，就知道改造思想应该这样做。 要我评价插队时的劳动，拿现在的话说，炼狱！就是这样，对自己也是毫不放松，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你能干什么我就一定要学会什么。锄谷是技术活，咱把它学会；揭地最难，咱就一定要把这牛鞭拿到手！ 说这些好像离题了，是在标榜自己，不是的，在座的这些老知青都有这段光荣经历。这里，我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和一个有趣的现象。 山沟沟里的延安知青吃的苦是别地方的知青没法比的，但他们日后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是在整体知青中最突出的，为什么？ 世界上成功的人，无一不有吃苦受罪的磨难经历，为什么？ 再来谈谈一个有趣的现象。延安知青们都对那段非常的艰苦有着刻苦铭心的记忆，按常理，他们应该憎恶那段经历。但是让人解释不通的是，除了极少数怨天忧人的知青外，绝大多数知青都对那段吃苦的经历怀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局外人说，是因为延安农民的善良，也有人说是因为延安这个地方的说不明道不清的神奇，这些因素都有，但最重要的也是近些年知青理论界达成的共识，是：“因为吃苦”，是因为知青们认识到了吃苦是人生财富，也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曾经战胜了艰苦而感动自己。 不同的世界观对吃苦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是耻辱，有的认为是财富。 我归纳了一段话，适用于还未进入社会的年青人： 吃苦的过程，就是磨炼意志和锻造能力的过程。就是说，吃苦带给人的是适应环境的坚强意志和解决问题的出众能力。主动吃苦的人、不惧怕吃苦的人将来走上社会，一定能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成为强者、胜者，反之就是弱者、败者，怨天忧人者。所以我们的个别知青朋友们，当年我们是否主动吃苦了？是否严格要求自己了？我们的现在就是答案。怨天天不应，怨人人不助，唯有靠自己的吃苦奋斗，才可得到“时来天地皆同力”的结果。不经大苦大难，安谈人前人后！ 现在知青中流行着一句话，多是出自表现突出的普通劳动者、成功的企业家以及高中级干部。他们说：“当年那样的苦我都吃过了，现在还有什么困难能难倒我！” 我想，这就是当年毛主席的初衷。培养接班人哪！结果那些能主动吃苦的人当了接班人，而怕吃苦的人被边缘化在那里怨天尤人。也真是没办法，在后知青时代的机遇中，还是那些能吃苦的人在做成事情，而怕吃苦的人依然无动于衷继续怨天尤人。还不明白呢，总在原谅自己。 古人的“卧薪尝胆”“悬梁刺股”，共产党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军人和艺人的“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民间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都是在说“要吃苦要奋斗”；就连上天都是把机遇送给那些吃大苦耐大劳，为他人为社会的上进有为的人。 以孟子的话作为概括：故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现在中国城市里的很多母亲取一种错误的爱孩子的思维，不愿让孩子吃苦、吃亏，以各种方式溺爱孩子，致使中国出现了两代令人堪忧的现代阿斗，这是国家的不幸，但国败焉有民存！ 可喜的是一些清醒的父母正在反思“吃苦是财富，享乐是毒酒”的道理。比如姜文送子新疆吃苦、央视编导倡导吃苦游。 我在想，在历史将证明上山下乡是正确的关头，我们的老知青应该先知先觉。一方面，在后知青事业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在帮扶阿斗、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中，替代当年的贫下中农，做新时代再教育的鲜活的老师。 我当兵的部队是在新疆南疆，每年都要调团队去西藏阿里守防，我们俗称“上山”。藏北高原那不是正常人能待的地方，特别是一线哨卡。常年吃不上蔬菜，高山反应能对人造成摧残，一个班卡就那么几个人，成天大眼瞪小眼的，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视，身边除了山除了雪就是大风，一点绿色 都没有。要不是经常学习，能把人闷死憋疯。这是物质精神的双重艰苦。一次在山下，我见几个四川兵在吵架，其中一个在骂：“鸡儿！你上过几次山哟，敢在这儿给老子摆龙门阵！” 你看，他把这个苦当做了资本，当做了荣誉，没吃过这份苦的人连吵架的资格都没有。你说这是为什么？ 本文系作者在2014年10月14日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大学、全国知青联盟等举办的《中国梦知青情·弘扬延安精神》事迹报告会上的发言。  (责任编辑：铁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