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知青的生活情景时常浮现在脑海。对那段人生的经历，如今也看得很淡了。当年的知青，如今的名人和富人，时常拿那段经历当“事儿”说，什么没有那时的“艰苦磨炼”，便没有今日的“功成名就”，借以证明：凡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有的甚至将那“第二故乡”做为投资的对象，大发“慈悲”，似救命的“菩萨”。其实，无非是炫耀。当然，“投资”也是为了回报；亏本的买卖他们是不会做的。

1968年下乡那会儿，我还不到20岁，是个小嘎子。当年上山下乡，说句实在话，就是老师到家中动员，苦口婆心地讲一通大道理，说到底就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就只得报名了。

那年，在奔赴广阔天地的火车上，毛主席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记得车上的许多与我相仿的青年们欢呼雀跃了一阵，纷纷说这条路走对了。说句心里话，当时我是不情愿下乡的，便不以为然，因为在一两年之前有许多我的同学都进了工厂，加之那时候小知识分子的气味很浓，所以心理总不平衡。那时候不懂什么大道理，什么“与工农相结合”，什么“改造世界观”，什么“广阔天地炼红心”啊，只觉得那都是口号，与己无关的。中国人都有恋家的习惯，尤其是年青人。其实，只要看到当年许许多多的年青人与亲人与父母离别的场景，就知道都不愿意远离家乡，否则就不会伤心得珠泪滚滚了。

我下乡的地方是大兴安岭。当时由于没有滥砍滥伐，兴安岭还保持着那种原始而野性的风光。返城后我曾经到过许多地方，看过许多名胜古迹和高山大川，也看过雪山和草原，但觉得最美的还是那莽莽苍苍的大森林，还是那高高的兴安岭！美的粗犷，美的雄奇，美的令人心醉，美的让人终身难忘！如今在梦境中还时常再现那时的情景。

刚去大兴安岭的时候，我们干采伐和修路的工作，都是重体力劳动。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吃的是高粱米、各种干菜，吃顿豆腐算是改善生活。有一年修“战备路”，冬天顺着河套进去，秋天修好路才能出来。那年，我们十个月没有吃上一顿猪肉和一顿鲜菜。多数知青的脸色蜡黄，有些人还得了肝炎。不过，这样的苦日子毕竟短暂，后来知青们都得到了妥善安置。有的当了教员，有的当了司机，有的进了医院，还有的进了机关，多数成了林区各条战线的骨干。许多知青还同林业工人交上了知心朋友。那些林业工人粗犷、豪放，有着大山一样的胸怀，他们只要认定你是朋友，便会把心扒给你看。跟他们在一起，你会忘记诸多烦恼与忧愁。

我后来调到林场卫生院。卫生院的院长姓阮，长的很胖，大家都叫他胖院长。一次，他到省城哈尔滨出差，不小心被街上的摩托刮个趔趄。回来后，他开玩笑似地对我们说，这大城市可不能去，乱哄哄的闹心，搞不好小命儿都保不住。咱这山里多好啊！当时，我对他的话并不在意，后来细细地琢磨，还真有些道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在哪里生活，其实就是个习惯。在哪里呆贯了都一样。如今的农民工看似恋着大城市，其实内心深深地爱着他的家乡；那里，山亲，水亲，人更亲啊！

当年我们在大兴安岭的时候，国家并没亏着我们。城里的青年工人每月工资只有二三十元，我们却挣七八十元，与我在城里工作的父亲的工资差不多。因为，大兴安岭属于高寒禁区，有地区津贴。那时候，国家的工资制度基本上是合理的。

后来，“返城风”刮起来了；搅动了平静生活的知青们。下乡的时候，无论是干部子弟还是工人子弟，大家都一样接受再教育。然而，由于老干部陆续得到“解放”，昔日的“走资派”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有的“走后门”将下乡的子女送去当兵，甚至搞“空中飞人”，连户口都不要了。有的“走后门”将下乡的子女送去上学（工农兵大学生）。有的则利用职权将下乡的子女直接调回城里。而大多数工人子弟则依然在广阔天地里继续接受着再教育。多数知青并不认可什么“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的挑拨，也并不认为乡下就“不是人呆的地方”。千千万万的农民、农工和林业工人，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农场和林区，他们都是“劳改犯”？“不是人呆的地方”，――可人家怎么呆来着？而且一呆就是一辈子！

追求平等也许是人的本性。最让知青们感到愤怒的是“走后门”造成的知青与知青的不平等。因为老子是个当官的，子女就高人一等？这是什么狗屁逻辑？――这与封建社会有什么两样？！不平则鸣。于是，知青们反抗，知青们怠工，知青们闹返城。当然，知青们闹返城也还有其他因素，但追求平等却是主要原因。

当年，如果没有“走后门”，知青们也许不会闹；是“走后门”伤了知青们的心。哪里有特权行使，哪里便不会安宁。古今中外，莫不 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