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秦博，来自上海电视台，是一名记者。

两年前我和同事开始策划，想在医院蹲守拍摄一个纪录片。两年的时间，我和同事蹲守在各个医院，去看医院里的故事。这个片子虽然是在我们的地方台播出的，谁知在全国范围内却广泛地传播。

 其实在拍摄的前面这一年，我们没有进行任何的摄像，只是去医院，化身一个医生：跟医学生是一样的，学医学的基础知识，穿上白大褂，每天早上七点半跟着他们去查房，然后开会。在抢救室里头，我们学基础的抢救知识，在手术室学无菌规范。

一年之后我们的摄像才进入了这个现场。因为我已经具备了一些相应的医学知识，我知道在什么地方拍合适，在什么场景当中可以进去。医生也非常信任我，这样的话我可以不影响他们。在抢救的关键场景，我们有的时候还要给摄像器材做防菌服。

我想说说我在医院里的几点体会。第一个当然是医患关系。这是上海市瑞金医院心脏外科病房的一个监护室。底下的一堆小板凳是病人的家属晚上坐在这儿守夜的。

这堵墙，墙那头就是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医生，包括他们的病人。有的人说，这堵墙听到的祷告比在教堂里听到的还要多。在墙的那边护士是12个小时不眠不休，因为她们要看监控仪器上的表格。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有一堵看不见的墙，这是我体会非常深的。

 我在普外科的时候，就曾经看见过一个老大爷，挂完号直接到医生的办公室，进去冲着医生说：“你们这个医院太黑了，怎么能这么贵。我挂的是普通外科，为什么给了我一个专家号？”这个医生就有点诧异，说：“我就是专家呀。”老大爷说：“我明明挂的是普通外科，那就应该是普通大夫，你怎么可能是专家呢？”

普通外科”这个称呼实际上闹出过很多的笑话。当时昆明暴恐袭击的时候，因为很多都是砍伤，国家卫计委当时在北京的协和医院，派了普外科最好的专家到现场去救治。结果呢，网上的网友就喷了，说国家都到什么时候了，你们怎么还派普通的大夫，不能派高级的大夫吗？

 实际上大家对于医学的不了解，陷入到一个不在同一语境里谈话的局面。类似这样的案例其实还是非常多的。我在急诊室蹲守的时候，因为病人来往非常多，都是输液的，护士忙不过来。有的时候这个病人就看自己的点滴，已经快滴完了，他非常着急，就直接喊：“服务员，服务员，过来，满上满上。”

 我们在麻醉科蹲守的时候，医生跟我说过他们有一次做完手术，手术很成功，但是因为病人是麻醉的，有一个逐步复苏的过程。医生在推着病人进入病房的过程当中，会提醒病人“放轻松、张大嘴、深呼吸”。可这个病人恰恰姓张，他因为麻药没有过，仿佛听到别人在讥笑他，说他嘴大，叫他张大嘴，第二天他就把这个医生给投诉了。后来麻醉科里再遇到张姓的病人，医生们就尤其小心，他们不敢说张大嘴，只敢说“放轻松、深呼吸”。

 这些都是医生的吐槽，但是你如果站在患者这一方，你也能听到很多的吐槽。

 我们相信很多患者还是通情达理的，他们来到医院，其实就是想把病治好。但是到了医院之后，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医生也是必须要拿出一个知情通知书让患者签字。有的时候可能医生比较忙，态度就不是太好，那患者就觉得命在别人手里，只能签字。签完字医生走了之后，他们就会跟我们抱怨，说我们很理解医生，但是为什么到了医院会凭空地冒出这么多的风险？

 这就是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有的时候我回答不上来，只能在各个方面去观察。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医生他从来没有碰到过医闹。他是谁呢，他叫黄飞鸿。那个时候还是清朝的末年，两广总督张之洞还给他写过一个匾叫“医艺精湛”。黄飞鸿其实可以含笑九泉了，因为现在有的医生真的是在练功夫、练拳脚了。

 我第二个体会是关于医学。我有的时候在想，医患之间有些不信任、矛盾，怎么样才能克服呢？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说我们需要医改，需要体制上的改变，这个没有错。但是体制改变之后，是不是医患矛盾就自然地缓解了？我觉得至少在我们不了解医学的情况下，这个矛盾依然会存在，信任依然不会建立。

 这是我经过大半年的培训之后，能够站到心脏外科主任赵强的身边，我就看着他做心脏的手术。

大家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会觉得还是挺震撼的，但是我在现场会有另外一番感受。为什么，因为在外科手术当中，他是拿电锯锯开人的胸骨，然后用高频的电刀一点一点地把皮肤划开。为了让这个人不流血，高频电刀都是高温的，是会把肉烤熟的。那在现场，你除了会看到这些画面，你还会闻到这种带着血腥气的烤肉的味道。

 病人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有麻醉，看不到这些，但是有一次就比较恐怖了。旁边的手术室在做骨科的外科手术，大家可以想象，它是电钻再加上这种嘀里哐啷的声音。这个时候隔壁心脏外科的病人推了进来，这个人没用麻药，他本来已经心理建设了好几轮，觉得没有问题、可以手术了，一听到那个声音，突然就崩溃了。他说怎么这么可怕，医生就轻轻地给他弹回去说：“隔壁在装修，你不用慌。”然后趁着这个病人不注意，给麻醉医生使了一个眼色，麻醉医生赶紧把药打好给他注射进去，然后他就睡着了，手术继续进行。

 大家在上面这张图上可以看到插着很多管子，其实人最主要的生命通道有两个大的管子，叫主动脉和主静脉，它是连接心脏的。主刀医生在剪这个主动脉的时候，大家都是身子往后一仰。我因为第一次见，很新鲜，就把脸往前凑，想去看怎么回事，结果一股血就直接喷到我脸上，我也不敢动。但是在那一刻，我就开始真正地接触到现代医学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怎么就发展到了今天。

 这个医生叫沃纳·福斯曼，他在1929年的时候是一个年轻的外科医生。当时的外科已经非常发达了，但是有一个论调，讲的是心脏是外科永远抵达不了的禁区。为什么，当时的人们觉得心脏停跳就一定代表着人的死亡，所以心脏是人最神圣的一块地方，外科是不可能到达的。

这个年轻的医生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他找了一个橡胶的导管，就这样插进自己的静脉，然后就一直捅一直捅，直到觉得自己心脏有点难受了，那可能是进到心脏里面。他就跑去让伙伴拍了一张胸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胸片边上是有一个异物进入心脏的。

那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导管是可以通过血管进入到心脏，那一些药物就可以注射进去，那么心肌炎等一些疾病就可以去治疗，进行外科的干预。他在20多年之后才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也就几十年的时间，现在的医学发展成什么样了呢？这是在心脏外科手术上用的机器，叫体外循环机。

这个机器是干什么的？非常神奇，它可以让人不呼吸，心脏也停跳，但是还依然存活。其实道理很简单，它就是通过这样的导管把人的静脉血抽出来，然后经过这样的机器处理成动脉血，再打回到人的体内。医生可以趁这样的间隙进行心脏的缝合。

 如果现在来看的话，几十年的医学发展医生已经好像是神仙了——我可以让人不死嘛，但是医生真的是神仙吗？

我们在心脏外科的重症监护室一直蹲守，拍到这样的一个案例。这个转运床上躺着的年轻人，他患有急性的心肌炎，状况紧急到了医生只能在转运床上给他做心肺复苏。推到监护室的时候，已经来不及送到二楼三楼的手术室。怎么办？就是布帘子一拉，现场就要开刀。

他的心跳是停止的，但是外科手术需要在他的腹股沟侧拉开一个口子。怎么办？医生就在旁边拼命地做心肺复苏。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无菌的环境，这边在做着心肺复苏，他的身体就在这样抖。医生要用手术刀拉开他的皮肤，然后寻找血管，就像刚才的福斯曼一样插入导管，那么有可能这个年轻人就有机会。

大家可能觉得，好几十年前的人已经可以将导管插进去，那现在应该不是太难。但是，我们拍了几个小时，心肺复苏一直在压，可以看到他的胸口已经发紫了，但他的心脏功能还是零。零意味着什么，就像一个气球一样，所有的血管都是因为这个心脏不动了之后，全部萎缩在一起了，导管插不进去。

我们在影视剧上经常能看到的是，到了这个时候医生会走出病房，跟大家说对不起，我尽力了，那代表着这个人已经不行了。但是实际上，真实的状况是人的死亡是有一个过程的，尽管知道这个已经没有用了，但是医生还是要在不断地做心肺复苏，而且这个是演不出来的。为什么，它的力道之大，是有可能把胸骨压碎的。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那些按压其实都是假的，因为真的人是受不了的。

 所以医学界为什么流传这样的一句话，叫“有时是治愈，时常是帮助，总是在安慰”。这句话其实就是表示，医学即使再发达，它也是无法到达那个边界的，有的时候真的是无能为力。

 我们又拍到一个案子。这个人叫王斌，他患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叫马凡综合征，一般很难活过30岁。

这个病有一个特点，他的血管会自己生长，而且无法控制，所以就像塑料袋似的，有一天长到一定程度就会破掉，破掉就会大出血死亡。那怎么办？医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全身上下的主动脉全部换成人工血管。

 这其实是非常难做的一个手术，在全中国可能也没有几个人能接下来。瑞金医院的赵强和他的团队，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去设计这台手术。16个小时，不间断地进行血管缝合，一点一滴地换成这样的管子。这个手术竟然成功了。

是第二天，病人就莫名其妙地出现了肾衰竭，他的妈妈就这样在床头抱着他哭。

我也很沮丧，因为我跟拍了一整夜，医生也很沮丧。我就很纳闷，我说为什么，我们的设计都是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赵强就看着我，他说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知道就好了。所以我们可以觉得现代的医学发展得太神奇了，医生尽管是有通天的本领，但是他还是人，他不是神仙。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这是我们在视频监控拍到的，一个家属在无法接受最坏的那个结果的时候冲进了抢救室，一把掐住了车在前医生的脖子。

车在前是我们一个拍摄的主人公，我们曾经跟拍了他48个小时。

他在48个小时当中抢救了三个人，有两个是老年人，一个是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到最后没有抢救成功。这个年轻人只有24岁，仅仅是在过生日的时候去外面吃了一顿海鲜，海鲜有点不新鲜，引起食物中毒，细菌感染。

我的第三个体会，是关于死亡。

 我们也拍到了很多这样的案例。这是一个上海人，50多岁，他的肚子都扁掉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家属没有去过多地去苛责医生，而是突然想到这些器官能不能给别人用，就把他的器官捐掉了。

主动捐献器官在我们国家的观念当中是非常罕见的，也是瑞金医院的第一例。医生进行器官摘除手术之后，他们向他三鞠躬，给他换上了寿鞋，送他走。 

同样，我们在华山医院拍到一个四川的家庭。他的孩子也是20多岁，突然就有一个脑肿瘤。因为华山医院的脑外科非常好，他们就千方百计转到了华山医院，但是医生也没有办法，他还是脑死亡。脑死亡的时候，家属也是把孩子所有能用的器官都捐了。

 有一个细节，当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要签署“放弃治疗”这四个字的时候，这个爸爸是公安厅退休的老干警，但是仍然无法下笔。足足待了有分钟的时间，最后才把字签掉。

这个女孩叫张丽君，她只有26岁，是上海本地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结婚不到一年，怀着身孕，但是患了胰腺癌。她在生命的晚期，给孩子录下了18年的生日祝福。她觉得这是给孩子成长的一个最好的礼物，她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母亲是非常爱他的，也希望家人都能够理解她这样的举动。

她还偷偷地瞒着丈夫，让我们给她录下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是一首歌，唱的是张国荣的《共同度过》。她希望如果最坏的结果发生后，能用这样的方式有尊严地向丈夫告别。歌词里头有“风雨里都不退 谢谢你陪伴我”。

车在前最动人的故事其实发生在后面。海鲜中毒死亡的那个年轻人的家属，在中秋的时候给车医生发来一条短信。短信上说，孩子现在已经入土为安了，我们全家尽管很悲痛，但是正在逐步地走出来，医学临床有各种风险，我们看到了你的辛苦，中秋快乐。

当时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机器没有停。车在前医生念完短信之后，他自言自语说：“这个病人我没救活，但是感谢信却来了。”

你经历过这种故事就会发现，其实人的教养是装不出来的。平时的时候你可能会装一装，但是到了医院，在生死面前，所有人的教养是装不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矛盾有的时候会频发的一个原因，因为大家用真实碰撞真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性。

 我做批评报道的时候，经常会把鲁迅的文章作为自己个人的圣经。我批评别人，我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弱点，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国民的劣根性。经历了这么多生死的故事之后，我在医院里有一天就突然醒悟了：圣经是宗教信仰，如果鲁迅的文章真的是圣经的话，那他是我的信仰，我应该是读给自己的。《圣经》里那些人性的弱点从来都不是别人的，从来都是自己的。所以我不是要求别人，而是要求自己。

 我有时候在想，假如我的亲人也面临这一天，医生拼命救，但是没有成功，我在巨大悲痛的同时，还能够想起来谢谢医生付出的努力吗？我觉得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听到一个故事，说的是文学家夏衍。他有一天突然非常难受，秘书看见说我赶紧去叫医生。夏衍这时候忍住剧痛，把这个秘书重新叫回来，说：“不是去叫，是去请。”然后秘书就走了，等回来的时候，夏衍就倒在书桌上，再也没醒过来。

这句话其实让我感悟很深。我们现不断地有各种各样的医生的负面报道，或者是医患之间的负面报道，因为这些个体事件，我们对于医生整体职业上的尊敬现在有些淡化了，但是他毕竟是救人性命的，我觉得他是值得让我们尊重这份职业的。

 我把这样的故事拍进了纪录片里。其中有一句话，是瑞金医院心脏外科赵强的微信签名。他写着“每天都要开心”。这个开心当然不是指心情，因为他每天是要做手术的，他是需要打开胸膛，打开别人的心脏。这句话在医务工作者的各种群里转，大家都告诉我说这句话好平常，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了之后就是鼻头会酸，会想哭。

我觉得我们的片子其实拍得并不是太好，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价值观，能够感动一些经历过现实无奈的人。医生最困难的不是经历刚才说的那些这样那样的失败，而是面对失败带来的种种挫折却没有丢失最初的热情。

 我们把片子的名字叫作《人间世》，是取自《庄子·内篇》。其中梁启超引用《庄子》的典故说过这么一句话，叫“饮冰十年，难凉热血”。其实说的是医生，也是说给我自己。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必要等到环境都变好了再去做，如果你厌恶那种黑暗，你就应该成为你喜欢的那种光。

 还是梁启超。其实梁启超早先就发生过一个医疗纠纷，甚至说是一个很严重的医疗事故。他在晚年的时候开始尿血，去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医生当时诊断，说他的右肾上有一个花生米般的肿瘤，有可能是癌症。梁启超很害怕，说切了吧。结果医生把他的右肾切下来，进行病理分析，一看，这个瘤是良性的，所以梁启超就继续尿血。他周围的朋友觉得非常生气，因为这属于明显的误诊，甚至坊间都流传北京协和医院的大夫把梁启超的好肾切了下来，坏肾留着。

 梁启超怎么做的呢？他用英文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名字叫《我的病和协和医院》，然后交给了协和医院，放在他的病历卡的底下。信的大意是说医生没有把我的肾切错，医生发现了这个肿瘤，只不过它是良性的，可能属于医学发展的有限。他跟身边的人说，因为当时的中国刚刚开始接受西方医学，这样的事情传出去可能不太好，会影响到大家的判断，中国人可能又开始退却了，不再相信西医。

 2016年我结束了瑞金医院的蹲守拍摄，两年的医院生活，我还是挺享受的。

 我现在是和人打交道，做新闻报道。我有时候想，我们一篇报道能不能端得平，不比调飞机小桌板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