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近照
谢春彦画王蒙书，陆康题记（2003）
◆吴南瑶 89岁的王蒙作为舞台剧《活动变人形》的小说原作者，参与了2023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的开幕大戏。 “春天的旋律，生活的密码，这是非常珍贵的。”这是王蒙早年短篇名作《春之声》的句子。拥有了春天，便保证了不会被虚度的一年。 这个春天，王蒙一如既往地繁忙：推出了新作《霞满天》；接受邀约在鲁迅文学院开讲“春天第一课”…… 白云苍狗，他已经用诚实的、真挚的态度写了70年，写自己跌宕而又壮阔的经历，各种嬉笑怒骂，快意而坦荡。如今的他，如一条发源于高原的江河之水，一路奔腾而下，转过多少险滩，终于汇入平静的港湾。 人这一生该如何面对逆境，如何抵抗时间，王蒙给出的良方是——尽力去生活，尽力、尽情、尽兴、尽一切可能，哪怕只是普普通通的日子。 1 “看似燃烧的文学人生，不过是琐碎的日积月累” 离王蒙写作《活动变人形》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更不要说，故事的场景设置在兵荒马乱，价值体系分崩离析的20世纪40年代。然后这部奇丽而深刻的作品，一经搬上舞台，再一次收获了新一代观众（读者）的共鸣。 出于对这部作品无可替代的感情，王蒙甚至为话剧版贡献了自己的原声，哼唱一首记忆中家乡河北沧州的民谣：“……打壶酒，咱俩喝。喝醉了，打老婆。打死老婆怎么过？有钱的，再说个。没钱的，背上鼓子唱秧歌。” 在王蒙记忆中与这首民歌一样，一生挥之不去的，还有对于父母间糟糕的、一辈子难以和解的关系的痛惜。《活动变人形》起始于家庭问题，男主人公向往西方现代文明而不可得，一生挣扎而终无所获。真实生活中，王蒙父亲王锦弟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境富裕，青年时留学日本，爱新文化，喜欢和外国人结交，但他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神经质而情绪化，很快败光了家产。母亲、外婆、小姨三人对父亲和生活束手无策，每日抱怨诅咒。家庭内的经济矛盾、文化冲突、双方亲人的介入，如此种种都不仅仅是某一个时代的困惑。人性的善与恶，徒劳的挣扎，存在的荒谬撕扯着写作者的内心。1985年，在北京门头沟区永定乡西峰寺，庙宇正殿边缘角落的一间小土屋里，在大连“八七疗养院”，一栋年久失修、门窗变形的小楼中，王蒙“流着血、撕裂着灵魂”开始写这部小说。他几乎足不出户，那些句子不是写出来的，几乎是“吐”出来的。但小说不是简单地重现童年记忆，它借代剧中人物的命运，反映了时代巨变中形形色色的诸多矛盾，揭示了民族性格中的痼疾，长期以来积淀的陈腐观念，以及新旧观念冲突。而那些深刻的提炼，玄妙的隐喻，奇异的想象又莫不是从真实的生活中升华出来的。 作品刚发表时，不少人认为自曝家丑，王蒙不孝，但王蒙慨然表示：“不论我个人背负着怎样的罪孽，怎样的羞耻和苦痛，我必须诚实和庄严地面对与说出。” 王蒙不相信命运，但命运感在他的一生都表现得如此强烈。原本优越的家庭环境一路衰败，王蒙七八岁就看尽了人生冷暖，“我后来很小就参加了革命，很大程度也是为了逃离家庭带给我的那种压迫感，认为上一代太痛苦了，这个世界需要革命，需要改变”。 生活中，王蒙的父母斗了一辈子，1949年后，王蒙遵从父亲的愿望，操办了他们的离婚。孰料这也并未带给两位老人真正的释怀和快乐，这种巨大的讽刺感让王蒙更小心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也造就了他外松内紧的个性。世人皆知王蒙有两段圆满的感情，越过山丘，站在89岁的山峦回望，王蒙感慨：“永远不要看不起琐碎的日常生活，其中包含着许多许多深刻的道理、有趣的知识和令人豁然贯通的启发。” 2 “生活不可摧毁，文学不可摧毁” 有些人，生来就是为了不平静地度过一生，燃尽一切去经历。王蒙就是。 将自己童年的家庭生活写进了《活动变人形》，又将自己“流放”新疆16年的所见所感结成了《这边风景》，王蒙说：“我懂得概念的重要性，但我的作品从来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绝对地从生活和感受出发。” 忙碌的4月，而王蒙已经迫不及待安排好5月的行程——回新疆。“到别处去，晚上总是睡不好，到新疆，头一挨枕头，就能睡着。”好多年了，除了去年，王蒙保持着每年去一次新疆的习惯。如同远行的游子，一回去便被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乡亲宠爱着，便又被注满了元气。 1963年，王蒙卖掉了北京的家具，主动申请离开北京，踏上了西行列车。他先是在乌鲁木齐，但是当时的领导认为王蒙政治身份不好，不能从事文艺工作，将他下放到伊宁县农村巴彦岱劳动锻炼。新疆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但王蒙说：这是我生命中很美丽的部分。 王蒙的学习能力，特别是语言能力极强。在后来担任文化部部长期间，他多次展示了自己的英语、德语、日语。因此，在新疆16年，他能熟练地用维吾尔语交流甚至写作这件事，也显得顺理成章。那些年，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维吾尔谚语就是“男子汉应该经历四方”。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王蒙没有任何机会发表文章，但他依然拿着纸与笔，津津有味地记录维吾尔族人用铁锨的三种套路、牛是怎样被杀的、一次别有风味的宴请与弹唱、小丫头们的友谊……1978年，王蒙基本写完了自己想写的，次年，这叠手稿随着王蒙从新疆到北京，而后，在数次搬迁中不知所终。直到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王蒙的儿子王山发现了这些珍贵的手稿。尘封将近40载之后，“不悔少作”的王蒙几乎没有作大修改地将《这边风景》结集出版，只是在每个章节后设计“小说人语”，忠实点评自己当年的局限和想法。这本书后来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王蒙在前言里写道：“我找到了，我发现了：那个过往的岁月，过往的王蒙，过往的乡村和朋友……本质上仍然是那亲切得令人落泪的生活……是琐细得切肤的百姓的日子，是美丽得令人痴迷的土地，是活泼得热腾腾的男女。” 生活本身是不可摧毁的，作家忠于的是生活，忠于的是人的善良、人的美好，“我们应该相信什么问题都有解开的那一天，今天你无法办的事明天就会有办法，宇宙有办法，光阴有办法，历史有办法。相信时间，时间对善良有利，对智慧和光明有利，对狭隘不利。” 人生，就是这样。看似没有答案，其实处处都可以是答案。 3 就算“明年我将衰老，今天仍然青春万岁” 王蒙的忘年交，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认为王蒙是个具有鹰的气质的人——他的迅疾，他的机警，他的敏锐，他的自信。为人处世，王蒙身上一直有一种难得的松弛和坦荡。以一件小事佐证，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蒙担任文化部部长时，批准了开放舞厅，有人反对，说去舞厅跳舞的没有好人。王蒙回答“那正好可以一网打尽！”尽管写作曾带给他磨砺和流离，他依然认定，自己一辈子只想好好写小说。1986年，出任文化部部长时，他提出“我只能做3年”，并且说到做到。三年任期期满卸任后，知交莫言写了首打油诗书赠老友：“漫道当今无大师，请看矍铄王南皮，跳出官场鱼入海，笔扫千军如卷席。”而又有了大把时间写作的王蒙则自诩为爱“撒着欢儿”写作的“隔壁老王”。 1992年，经邵燕祥介绍，王蒙给本报《夜光杯》投来了第一篇稿件《天街夜吼》，自此与当时副刊部负责人严建平、与中国报纸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副刊《夜光杯》结下了友谊，至今，王蒙仍保持着自己当年的承诺：每年岁末与《夜光杯》的读者分享“年度小结”。接下来的十多年，散文、评论之外，王蒙还写了一批微型小说，“王氏段子”陆续发表在《夜光杯》和其他一些媒体上，所有小故事的主人公都叫老王，老王呆气又精明，豁达而幽默，王蒙说：“我个人觉得书里那位老王比我本人这个老王更可爱。” 2016年，《夜光杯》创刊70周年时，王蒙特意写了一篇《我为什么喜欢<夜光杯>》：因为这个杯虽有夜光，但是比较柔和，没有戾气，只有和气；没有高调，只有常温；没有看不懂的新词怪词，只有平常话；没有故意较劲，只有随遇而安与自由处置；没有作秀作态，只有凡人生活日常；没有与人为恶，只有与人为善。 若以人以群分的道理回味起来，似乎王蒙喜欢《夜光杯》的理由，也正是自己的为人准则。 这些年，王蒙出版了《精进：极简论语》《原则：极简孟子》《得到：极简老子》和《个性：极简庄子》，将自己毕生读经史的感悟分享给年轻人。他最擅长触类旁通的提点，早年，他在旧金山渔人码头看到一家商店的大招牌：“One is all”——“一即一切”，大为赞叹。他还津津有味地将波斯诗人莪默·迦谟的一首鲁拜体诗译成中文的“五绝”：“无事须寻欢，有生莫断肠，遣怀书共酒，何问寿与殇。”直译是：“空闲时候要多读快乐的书，不要让忧郁的青草在心中生长，饮酒吧，让我们开怀痛饮，哪怕是死亡的阴影渐渐靠近。” 电话采访完当天晚上，王蒙从微信里分享了当日的步数：8674步。显然比一般坐办公室的年轻人多不少。他有着这个年纪老人的睿智、通透，同时依然有着年轻人的好强和好奇心。 前一阵，89岁的王蒙上了“兵马俑老师”的直播间，重读了自己70年前的代表作《青春万岁》的序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读罢，老王的眼睛湿润了。 “请用座机打给我，因为我耳朵现在不太好……”接受自然规律，但能学习的他还在学，有兴趣的文章也还在写，因为就算“明年我将衰老，今天仍然青春万岁”。 这封写给世界的情书，王蒙还要深情地写下去。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