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立民 错过北京的展览，我一直在期待它来上海，黄永玉曾说过：“人生在世，我是比较喜欢上海的。”上海，对于他的木刻而言，意义也非同一般。这些木刻来上海，是与往昔的时光、那么多的老朋友“重聚”，是向他的那些师长们“汇报”……期待没有落空，今年11月下旬，“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展”在中华艺术宫开幕了。 隔了七十四年，上海又等来了他的木刻少年。 1 故事从木刻开始 一个年轻人教书攒机票钱，要到上海来，干什么呢？搞木刻。 “上海是个开眼界的地方，我想乘这个好机会努力把木刻刻好，别的就没有什么了。”这是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走读1》里，张序子对朋友讲的话，黄永玉先生这部自传体小说，充满无数的人生细节和历史记忆，如果把“张序子”的事情替换成“黄永玉”倒是件件属实，不算唐突。 1947年年初，黄永玉背着木刻刀、木刻板和一些书从厦门来到上海的。上飞机前，行李被狠狠地检查了一番，尤其是对那刻刀，检查人员起初是充满敌意的，后来听说报上的版画都是这刻刀刻出来的，还跟他讨论起“木刻好不好学”。背包里的木刻，他后来拿到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给李桦、邵克萍、杨可扬看。杨可扬告诉李桦：“他把所有的木刻板都带到上海来了。”黄永玉的说法是：“除了它们，我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好带。”（《走读1》第197页）——我们可以理解为：木刻板，是黄永玉的全部家当；木刻，是他当时人生的中心内容。 七十三年后，筹备他的“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展”时，他透露了保存那么多木刻板的秘密：“我年轻时用厚帆布做了个大背囊，装木刻板、木刻工具、喜爱的书籍，还有一块被人当笑话讲的十几斤重的磨刀石。听到枪声、炮声，背起背囊跟人便跑。”（《序言：入木八十年》，《入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万水千山，就这么一路背到上海。 真像一位前辈说的那样：你那么小啊。是啊，当年黄永玉不过二十三四岁，俨然是经历过抗战的老木刻家了。1946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十二位常务理事，黄永玉名列其中。别忘了，这个协会可是顶着“中华”“全国”的名号啊，难怪素以排资论辈看人的某些人背后议论：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当理事。 黄永玉不是“阿猫阿狗”，也不是空头艺术家，他自谦是个“不敢苟且，不敢懒惰”的劳动者，在上海衣食有忧的岁月里，他却是最活跃的木刻家之一。历史资料可以说话：1948年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编的《中国版画集》（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8年10月出版），它是从三届全国木刻展五百余幅作品中“由本会第二届评审委员会会同监事会慎选而来”，这本版画集中收了黄永玉三幅木刻作品，而享受三幅待遇的也只有杨可扬、朱鸣冈、章西厓、李桦、陈望和黄永玉六个人。苏联人罗果夫编的木刻作品集《新木刻》（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8年9月版）中黄永玉有四幅作品入选，而全书有四幅作品入选的作者也仅有李桦、龙廷霸、赵延年、杨可扬和黄永玉五人。这些都证明黄永玉在当时的影响力、活跃程度，当然，还有他的勤奋。连远在昆明的表叔沈从文都禁不住赞扬他是“一个技术优秀特有个性的木刻作者”，说他的作品：“粗豪与精细同时并存而不相犯相混，两者还共同形成一种幽默的雅典。”（《一个传奇的本事》，《沈从文全集》第12卷） 于是，天才、鬼才、大师，这样的帽子没少往黄永玉的头上飞，近年愈甚。记得他九十岁那一年来上海，这样的帽子也收获了一箩筐。终于，在离开上海时有一次不公开的小小爆发。大家送他上飞机，我和他走在前面，照例，他不喜欢别人扶他，我只是乖乖地静静地陪他走着。突然，他冒出一句：大师，什么大师，我不过运气好罢了！ 他一字一句说得坚定，我一下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尽管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敬佩他的态度。我记得，透过机场过道的玻璃，一束强烈的阳光那时正穿了过来。 归来已成“大师”，归来已不是少年，这让我想到他新出版的诗集《见笑集》里那一首《一个人在家里》，其中有几句：“我，我惹了谁啦？/我老不老干谁什么事啦？/‘老’又不是我发明的。/‘老’又不是我街上捡的。”（《见笑集》）又想到媒体喜欢称他为“老顽童”，固然，他幽默、快乐、不循规蹈矩，骨子里有一种“顽”性，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一点也不“顽”，比如为人、处世，看人生，看世界，忧郁，悲悯，感恩……认真、庄正、宏大着呢。即如《一个人在家里》，我读它，笑不出来，反而要落泪，虽然也许是“蜜泪”。 2 画巴金故居要画个大的 2011年12月1日，巴金故居面向公众开放，黄先生莅临揭幕仪式。故居门厅里挂着他的巨幅画作《巴先生》，他说这是那一年他画得最好的画之一。当初，我怯生生地请李辉老师转请黄先生给故居开放画一个藏书票。 给巴先生的故居画画，怎么能画个这么大的……他一面说着一面用手比划着，一面笑呵呵地说：我要画个大的！巴金先生在他的心里，是海阔天空的那种“大”吧。他书里写过：“巴金一生，在道德、文化、情感上对祖国的奉献那么大，那么漫长，那么深厚，那么美，那么义薄云天！……”（《走读1》）他也不止一次对我说：坐在巴先生对面，有一种怕，不敢说话。巴先生是何等人物啊，他可以给每一位朋友提意见，每个朋友都会心悦诚服地接受。 故居开放仪式次日，刚上班，我接到消息，黄先生搬离我们安排的宾馆。我气喘吁吁惴惴不安地赶到他新换的酒店，生怕有哪些地方安排不周让老人家不满意，那时候，我与他并不熟。老人家在酒店大厅已经等候多时了，他客气且认真地跟我说：活动已经结束，剩下是我自己的事情，不能再住你们的酒店。 我无话可说，我深知湖南人的执拗，更何况他是黄永玉。 黄先生倒是提出一个要求，要去红房子吃西餐，尽管我们一再解释此房子早已不是彼房子了，老人家还是坚持要去。坐下来，茶还没有倒上，故事来了，这回的故事有些“出人意表”，他说红房子是巴金四川老家的一个老管家开的，当年，巴先生请他们吃西餐时，红房子老板是如何毕恭毕敬地接待他们。咦，这个故事，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巴金的家人也没有听过。黄先生是认真，还写到他的书中呢，在《走读1》第240页。那么，就是待考了？可是不必考了，一面吃着饭，一面听黄先生讲故事，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学习。他讲的故事，大家都爱听。 3 念旧也是一个人的品德 对着黄浦江，听他讲张正宇、陆志庠，感叹章西厓的命运。 讲唐弢、臧克家、李桦和更多帮助他的前辈，话语中充满了感恩以及对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感慨。 讲当年吃不上饭，靠近中午了与小伙伴商量怎么办，去找某电影明星解决午饭吧。去了，明星还睡眼惺忪呢，在被窝里早已识破他们的诡计，亲切地对他们说：钱在抽屉里，你们自己拿着去吃饭吧，我再睡一会儿。 讲戴英浪先生的革命生涯，听来感觉比电视剧还精彩。问我认不认识他的儿子戴铁郎，我连忙摇头。可是提到这位是《黑猫警长》的创意和导演，哎呀，仿佛太熟了。他说好久没有见到戴铁郎了，当年在台湾，他们是一起泡咖啡馆听音乐的伙伴。又是戴英浪先生通知他台湾警备司令要派人抓他，安排他离开了台湾。 我通过报社的朋友帮忙联系到戴铁郎先生。一个冬天，两位老朋友在上海见面了。我坐在一旁听着他们讲了一个下午的话。记住了最有趣的对话是，戴先生说这些年是狗陪着他，接着他神秘地对黄先生说：你知道，我有几条狗？黄先生认真地等着他回答，戴先生得意洋洋地伸出三根手指，大声说：三只！黄先生笑呵呵地回答：我有三十只。 有一段时间，见到黄先生，他就关切地问起唐大郎的书，听说有人编好了没有出版社肯出。我告诉他，张伟、祝淳翔二位已经搜集、整理唐大郎文字有年了，老先生记在心上，主动找了相关的人为出书助力，后来给文集题了书名写了序言。他一再急切地催问：书什么时候出来呢？为此事，我特意跑到西郊拜见张伟老师，中心思想就是：快点，再快点。 我们得理解老人家这种心理。念旧，也是一个人的品德。 4 木刻少年的初心之地 我给黄先生寄过一本薄薄的《李桦日记一九四四》。他总是说：到哪里找李桦这么好的人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了…… 当年在上海，李桦在狄思威路的家，是他们的艺术沙龙，也是经常打牙祭的地方。后来，黄永玉和章西厓搬进来了。一群画家、作家成了这里的常客，这里也留下黄永玉的汗水和木刻梦。这个地方，黄永玉描述：“进大弄堂右手第二家就是，楼下小花园，种着满墙肉色十里香，前后两房……”（《走读1》第209页）其实很小：“一间三公尺乘四公尺的房间，一个门，一个窗户，外带一块两张双人床尺寸的洋灰地‘花园’。”（《余所亚这次真的死了》，《比我老的老头》）黄先生清楚地记得这里是904弄5号，可是在上海1947年的老地图上，我查不到904弄，根据黄先生的描述这里“对面一片荒凉广场”，我感觉应当在浙兴里或它附近，地图上它的旁边就是大片的“农场”和“空地”。今天，穿过溧阳路，到四平路，这里是一片大工地，巴金先生曾住过的麦加里也找不到了。 另外一处被黄永玉看作木刻者的圣地的地方，今天也化作一片绿地了，那是大名路65号，当年台湾银行上海分行的三层，是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的办公地。小说里是这样写的：“眼前序子要去的那条路叫大名路，是条不过外白渡桥绕着百老汇大厦往左走，从方向看又算是跟外白渡桥一条线，顶着这个方向的一座大楼上（什么名字，多少层都忘记了），我们中国伟大的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就在那里。这几乎是序子的一个圣地，耶路撒冷！木刻总司令部。”（《走读1》）如今，站在这片绿地上，枫叶正红，银杏叶正黄，时光交错，金石不存，所幸黄永玉的四百多幅木刻留下来了，它们正在黄浦江对岸展出。 去年初夏，疫情尚未结束时，一天上班，我收到黄先生五六页的长信，其中有这样的话：“我始终忘不了上海……我至今仍然注心于上海文艺界朋友，看到你们的活动，一代代、一辈辈，相呼相携，像翻着带幽香的书页，好珍贵好温暖。”他还表达了大家共同的愿望：“疫情期间，大家都在想朋友，我也是。花园花事已过叶成荫也是一番盛景，就希望有朝一日太平了，约几位熟（人），坐在底下吃晚饭。”是啊，盼望着您回来，九十八岁的少年。我用“回来”，那是因为上海从来都是把您当作“阿拉自家宁（人）”。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