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南瑶
骆玉明，复旦名师，也是如今民间与B站上最受欢迎的中国古典文学宣讲人。从《诗经》《楚辞》、古典诗词鉴赏到《世说新语》《红楼梦》，因独特的视角、令人耳目一新的精彩观点，以及斐然的文采吸引了各种年龄、不同行业的听众。 在他的引领下，人们悠然游荡于中国古代经典文学的世界中，发现感悟着中国人最根本的生活哲学。骆玉明说，生命常常不是人自己能够把握和支配的东西，在“时运”所给定的范围，循着简单的善意，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无甚忧愤，无甚妄想。这种看似丰满实则极简的人生，最不是易得的状态。 1 在红楼一梦里看到无常之美 今年2月开始，骆玉明在《夜光杯》上开设了专栏“红楼札记”。隔周写一期，“一般总是凌晨三四点写完，再花两三个小时删到编辑规定的字数内，直到删无可删。” 骆玉明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翻开“红楼”，是在小学五年级时，花了两天三夜，一口气读完。不同年龄读到的，是不一样的“红楼”，如今，骆玉明七十岁。骆玉明点评曹雪芹：一个作家，若没有对人、对世界至深的理解和一种非常热烈的感情，是写不出这样一部巨制的。他忠实于他自己，不为任何社会的意志、社会的力量、社会的道德而改变，忠实于他所认识的、所理解的那些女子。所以，辉煌到陨落，虚幻与现实，“红楼”中的浮华一梦依然是美的，因为曹雪芹在女性的身上看到希望。 曹雪芹写得细，骆玉明读得也细，以致让读者不时生出自己当年读的“是本假红楼”的感叹来。慢慢的，人们读出了骆氏说红楼的中心：“无常是美”。世界是不在把握之中的，一切美丽的东西都会消失。但也正是因为无常，美才格外动人、格外珍贵。 上世纪90年代，复旦中文系有两个才子众口相传，一个是教古代文学的骆玉明，一个是教现代文学的许道明。1994年，许道明在《夜光杯》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说骆玉明》。“他好棋，棋艺却并不老到，经常顾此失彼，又爱一意孤行，所以老是输棋。”“酒量的问题，他宣称‘无非一醉’，不服气酒量大的人。”“他懂得很杂，脑中所映现的影像也特别多，所以什么地方都要伸一笔杆进去。”……好朋友难道不就是那个可以正话反说地怼你一下的人嘛——老是输棋，“因为他实在心计难工，要盘算那些复杂的道道，总是不耐烦，吃亏是难免的。”学问很难说得清，“也确有资格自信。”“天南海北的学生说起这位老师，也都为听过他的课感到荣幸，说他有风格，有激情，有启导之力——只是太也不知节俭自身的精力。”字字句句，背后都是挚友才有的懂得。 如今，骆玉明依然清晰地记得，2005年许道明病中的最后一次探望。豁达智慧如骆玉明，也只说了一句：“勿要紧，会得好额。”许道明只答：“勿会得好额呀。” 送别挚友，送别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一次又一次，死神在骆玉明面前，抖开黑色的大袍，遮蔽日月，让天地一时无光。 有笑有泪，有阴晴，人来人往，只是日常。骆玉明说，我一辈子都很辛苦，人生的无可奈何见多了，真实的生活是不可能轻快的。从这一点上，骆玉明认同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论述，生活中的苦痛来自于种种欲望，只有泯灭这些欲望，才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上升到美的高度，而这个过程本身是一种美。而且我们相信，人在面对无常的时候，还是有力量的，因为人类是一种双重性的存在——它既是自然的一环，又是自身历史的创造者。 2 不要去凝视那些无望 骆玉明说自己最喜欢的一句七绝就是“葡萄美酒夜光杯”。酒筵上，甘醇的葡萄美酒盛满在珍贵的夜光杯之中，热烈的琵琶声声催促忘情的畅饮。请君不要笑话这在生死之间的纵放，古来出外打仗的能有几人返回家乡？“如此悲壮，贪生却并不怕死，很轻松地说着沉重的话题，这是我欣赏的人生态度。” 骆玉明说在读书的道路上，小学时代有一个破桌子是一个“重要条件”。那时，每天他都很早去教室，为的是确保那个台面有一条很宽的缝的桌子能放在自己的座位前，这样，就能保证他上课时可以“安全”地读自己的闲书。那时，中小学只上半天课，每天下午他就轮流去当年上海主要的五家旧书店看书，而从虹镇老街的家到最远的淮海西路店要走两个小时。父母识字都不多，带着六个孩子住在现在人不可想象的斗室里艰难度日，除了逢年过节，能够吃饱的日子屈指可数。初中读了一年半，“文革”来了。在荒诞的现实中，骆玉明带着感情更投入地阅读。“人会经历各种生命经验，高贵的，装腔作势的，平淡的，低贱的，生命体验会在阅读中碰撞，又无限扩展了生命的可能性。” 在考进复旦前，骆玉明在崇明新海农场待了六年多。没有经历正规和系统教育的好处是，“被漫无边际的无知和疑惑压迫着，必须尝试自己去探求，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能够把完全看起来不相关的东西联系起来”。但毕竟，所有的广泛的阅读都没有确定的方向，所有的点不能构成完整的网。“如果不能进复旦，今天的我可能会开个小旧书店，在网上写些不痛不痒的文字吧”。 骆玉明说，生活中有很多不能克服的东西，比如家境贫寒、遭遇意外的不幸、过早直面生死等，但人不要去凝视那些无望，人所要做的，无非是不要把个人的痛苦放得太大，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我对世界不重要，世界对我也不重要。”这样，不会太痛苦，如果遇到狗屎运，也不过是狗屎运罢了。 1975年，复旦等少数高校招了一种特殊的研究生班，中文系的这个班，没读过高中的只有骆玉明一人，他说“那真是混乱中的侥幸”。但聊以自慰的是，在一般文史知识方面，骆玉明发现自己并不弱于大学本科毕业的同学和一些“文革”前留校的年轻教师。他说：“这个有根据的。”朱东润对这位弟子的评价是：“书还是读过一点的。”开始的导师是负责古典文学教研室的王运熙先生，每隔一段时间会找研究生交流。老先生的这种 谈话和指点不是严格的课程，但对骆玉明走上学术道路，仍是重要的开端。1977年骆玉明毕业后留校任教，朱东润先生要求他好好练字，“不然你的字怎么写到黑板上去呢？”骆玉明自创了用钢笔抄一本影印的宋刻本的习字法，后来的作业给朱先生看，先生说“可以了”。跟随朱东润先生读《诗经》时，先生指定了3本必读的本子：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朱熹的《诗集传》，此外还要兼顾其他。据说每次骆玉明去图书馆看书，场面都很壮观——他得将数种书在桌上摊开，铺满一桌，彼此对照着看。别人看书都坐着，他看书不但要站着，还得来回走动。1996年，骆玉明以后辈的身份，与章培恒先生合作出版《中国文学史》时，由于突破了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写得活泼、有趣，曾引起不小的轰动，被认为是一部从人性出发的文学史，是一部“拿着剑与扇子边舞边写的文学史”。 3 那些生而为人的责任和道义 在复旦，几代学生给了骆玉明“最有魏晋之风的教授”的名号。他给本科生开的《世说新语精读》风靡一时，课堂上，走廊里、地板上都坐满了人。晋人中，骆玉明喜欢陶渊明的人生态度，“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把人生的无奈看得很透，但以一种既源于庄子又有具体生命实践内容的方式，同时还带着一种儒家的积极性，给予了生命新的解释：不要过度贪图享受，不要去追求荣誉，要顺势自然地生活，从耕作中感受生命的真实性。 和曾经跟随过的几位前辈学者相比，骆玉明说自己没什么专业，只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读书人”，但内心始终对那一辈老师充满敬意和感情：“我知道他们总是守着什么，他们总是在想能为国家做什么。我们这些人也是有这样的念头，做一个读书人就要为国家守住一些东西，使她有更好的发展机会，这是我从我的老师们身上得到的最大启示。” 2021届复旦中文系毕业生欢送会上，骆玉明作为上海市教学名师、教师代表发言。他解释了善良、快乐、智慧和道义，“我就只能作这样几个词汇解释，拿来送给大家。祝愿大家以一种善良态度生活，拥有快乐，拥有智慧，并且始终执守道义。”这一年，和毕业生一起，骆玉明离开复旦校园，退休了。但他没有离开讲坛，他还不断试图将自己长期的深度性的研究，转化成通俗的浅近的读本，“在一个信息混杂的时代里，我想为年轻人提供一个可靠的知识系统，关系到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一种理解。” 骆玉明曾说自己只是个俗人，他年轻时写过一些现代诗，到了复旦后觉得幼稚，就全烧了。但后来人们还是不断被他日常充满哲思的句子吸引。他从来不是保守的人，但对于当下语言，特别是网络语言表达的“粗鄙、越来越不讲究”，还是充满了无奈和不甘。他坚持认为读古典文学、读古诗对改造语言是有意义的，由表及里，语言的优美与情感、人生态度的优美都有着层层递进的联系。 “社会是什么，社会为何是如此，历史是什么，历史为何是如此；我是什么，我为何会是如此？读着读着，渐渐就会觉得这些事情都想明白了。不过，想明白了，生命也过了一大半了。”大家说骆玉明深入浅出，他说：“可能是因为我想得深，想得透，又喜欢用简单的方式来讲清楚。”在中国文学的长河里，骆玉明最喜欢的是司马迁和鲁迅。前者叩问生死大义，生命空间无比开阔，后者则带给他很多共鸣与感动。 许多人的感觉，骆玉明本质上是一个诗人和哲学家，这也是听过课的人都会被他吸引的原因。常常开始几句还有些磕磕绊绊，可说着说着，他仿佛被赋予了魔力，带着所有的听者走进了宇宙的无垠，所有的古人都是他的朋友，和他一起指点人间百态：“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人性本来是善的，人仍然要如此设定。这是因为，若非如此，人不能成为人。人是做了人，才去寻找希望的，而并非是有希望，才去做人的。” 骆玉明说，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富有创造力的东西，一种激发人不断向前走的因素，让人活得开心而不是憋屈，传统中的这种力量最终和中国人走向现代的趋势是一致的，因而它是值得关注的。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