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走近80后的真实世界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柳森 时间:2017-06-19 点击:
6月6日,一份关于上海80后经济禀赋、家庭生活和生活方式的调查报告,随着微信公众号“上海发布”的发布,飞入众多上海市民的视野,获得了“10万+”的点击量。
这份“力求真实反映80后世界”、也确实引来不少80后的共鸣和社会各界关注的报告,究竟发现了哪些前人未曾发现的“真实”?细密的数据报表背后,折射出80后一代怎样的现实疑难和未来困惑?这些问题的解决,又需要哪些公共政策的配套?
应《解放周一》之邀,本次调查的负责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胡湛,对上述问题一一做了回应。
一些发现与预想大不同
解放周一:这项大型社会实证调查缘起于8年前。从2012-2013年的基线调查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追踪调查,到今年已是整个系列调查的第三次,最后汇聚为这份报告。报告中,有哪些发现是出乎你的意料的?
胡湛:经历了8年的追踪,我们最大的发现是,上海80后的分化加剧了,这不仅体现在收入上,他们在生活方式上的分化更多、更明显。这一点我们在调查前有过预期,但最终的情况还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与此同时,调查数据还淋漓尽致地表现出80后“传统”的一面,他们表现出对家庭的责任感、对父母养老的责任感、仍然坚信自身努力非常重要、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拼爹”……可以说80后的“三观”非常正。这与他们在少年期时常被人诟病为“小皇帝”“小公主”,在青春期被批评“叛逆”“自我”“特立独行”,进入职场后被指出“月光”“啃老”等所谓的“斑斑劣迹”,形成了较大反差。所以,我们这次报告发布会用了这样一个主题——“告诉你一个80后的真实世界”。
解放周一:你怎么看80后群体在经济禀赋和生活方式上的分化?
胡湛:到今年,1980年生人已经37岁,1989年生人已经28岁了,哪怕读到博士,今年也该毕业了。这意味着,80后已经全面进入职场。而随着80后进入职场的深度不断加强,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乃至分化势必产生,个体间的差距会拉开。即便不同的两个人的收入差不多,但他们的发展前景却可能完全不同。这是我们实施调查的八年间,上海80后群体呈现出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以收入为例。在2012年,上海80后群体年收入前10%和1%的门槛分别是12万和30万;在2014年,这个数字变为15万和30.6万;但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20万和50万。与此同时,上海80后2016年的年收入中位数为7.8万元,其收入中位数与平均数的差距在逐年拉大,80后的收入分化趋于扩大。可以预期,在未来几年中,这一情况将更加明显。
解放周一:除了80后在经济状况上的分化,还有什么情况同你们预想中很不一样?
胡湛:比如,上海80后换工作的频率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高,有三成的人在进入职场后没换过工作,三分之一的人只换过一次到两次。换言之,80后人群中超过60%的人在踏上职场后几乎没怎么换过工作。
又如,我们预期了80后家庭与其父辈家庭之间的强联结。在2012年的基线调查中,我们就发现很多80后夫妇需要父母来帮忙带孩子。这次调查特别关注了这个问题,我们希望知道有多少80后家庭需要父母帮忙照看孙辈。这个比例在我们想象中,可能是百分之六七十,而且他们并不一定每天都需要父母的帮忙。但最后我们看到的汇总结果是,超过91%的80后已婚家庭坦言,孩子在上学前一定需要父母帮忙来带,其中超过70%的人每天都需要父母来帮忙。这么高的比例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略超出我们预期的还有,80后跟父母之间往来的频繁程度。80后经常会给父母一些现金支持或礼物,用以回报父母长久以来对自己和自己的小家庭的付出;在那些与父母分开居住的80后中,有将近40%的人几乎每天通过电话、短信、微信、视频等方式,与父母保持紧密沟通和联络。
是什么导致了80后的“回归”
解放周一:在读了报告以后,网友纷纷感叹:“80后的真实世界为何与我们想象中如此不同”“80后身上能明显看到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这除了能说明过去人们关于80后的一些成见、标签确实不准确,还能说明什么?他们为何与我们的想象存在这么多的不同?
胡湛:做完这次调查后,我们也在反思这个问题。有一个视角是这样的:80后的父母以50后为主,也有60后,在他们的身影背后,能看出我们这个社会在过去60多年间的话语权变迁。
为什么80后曾经被标签化,或者用术语来说,是“污名化”?因为当80后还小的时候,社会的主力是50后,50后差不多是80后的父辈一代,于是他们就像教育自己的孩子那样批评80后。为什么忽然这些年,对80后的肯定、赞扬多了呢?因为有越来越多80后站到了舞台中央,有了话语权,他们释放自己声音的通道多了,当然这跟网络的发展也有关系。
但仅看到这一点还不够。事实上,越来越多的80后,尽管心中可能还有一些不安分的“小火苗”,但他们身上却或多或少体现了某种回归,回归传统,安于稳定的生活,某些方面与他们父辈越来越像。
解放周一:是什么导致了80后的这种“回归”?
胡湛:我认为有三种可能性,到底是哪一种,现在还不好说,还要继续跟踪这个群体的成长与发展,还要跟90后做比较。
第一种可能性是,80后骨子里就是传统的。这是他们父母这一代人给他们打下的烙印。只是在社会变迁带来的开放气氛中,他们曾经表现出了比较叛逆的一面。而随着他们成家立业、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他们选择了回归。
第二种可能性是,当他们带着理想、带着叛逆、带着自我进入社会中,碰壁了,反复碰壁了,他们就不得不被现实拉回来。他们发现,原来这样不行,还得按照这个社会的套路来,或者按照我父母告诉我的这套东西来。
第三种可能性是,他们根本就不是特例,每一代人可能都是这么过来的。俗话说“人不轻狂枉少年”,年少的人有渴望叛逆、渴望特立独行的倾向,但只要过了某个年龄段,成熟之后自然就会回归传统、回归稳定。现在人们也总爱议论90后怎么怎么样,但过一段时间,他们会不会发现,原来90后在某些方面也和前几代人差不多?
我们这一次调查用了60多个硕士生调查员,他们几乎都是90后。这些调查员做完调查回来跟我们讲,80后的青春年代的心灵世界跟当下的他们有太多相似之处。但为什么他们今天安于这样的生活?我们以后是不是也会被现实碾压?这些90后自己开始担心起来。
当然,我们的调查刚做了三次,还需要再扩充样本、扩充受调查者的地理区域,做更多的代际纵向比较,才能得出一个比较确凿可靠的结论。
呼唤家庭视角下的福利政策
解放周一:就社会科学的专业角度去预测,根据目前80后所反映出来的特征,你感觉未来几年,他们可能会遇到哪些较为明显的困难?
胡湛:相对而言,80后中前一部分年龄段的人,会更早遇到父母的养老问题。80后一代独生子女率很高,需要有社会层面的资源或服务能够帮到他们。
实际上,在少子老龄化的背景下面对养老这个问题,80后有能力做的事并不多。这就需要政府的力量、产业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抱成团,把可以利用的资源、服务对接起来,使整个公共政策体系和公共服务水平尽快跟上。
解放周一:在这些方面,你有哪些政策建议?
胡湛:我们发现,与民生有关的政策,越来越需要从家庭视角出发,进行统筹与思考。
目前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大多以个人为单位。我们的养老金、医疗保障都以个人为单位。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已经遇到了不少现实困境。
例如,我们曾开玩笑说某些地区的养老可能会出现“老太太问题”。因为通常女性的寿命会比男性更长,健康状况也可能更好,但当前的老年女性群体有相当比例在经济上比较依赖老伴。老爷爷一旦去世,老奶奶就只能靠子女了,还得遇到孝顺的子女才行。这种情况怎么办?
所以,能否用家庭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比如,社会保险及医疗保险能否考虑家庭需求,能否允许部分保险在配偶之间适当转移。又比如,在有些国家,社保中一部分钱是可以用来支付照护者的工资的。假设子女为了照顾卧床的老人需要经常请假,甚至放弃工作,是否能获得一部分补助或优惠?承担养老或育儿责任的家庭,其用水用电等日常开销明显会多,那么,这些共用消费品价格能否根据实际家庭规模和结构予以优惠?
解放周一:放开二胎后,80后中也有不少人表示,基于种种现实考量,不大敢多生。
胡湛:“能生”不代表“想生”、“敢生”。为什么有些人不敢生,特别是在上海这些一线城市,因为成本太大。上海职业女性比例高、社会地位也高,追求事业的愿望也高,但生育和养育一个孩子将牵扯太多精力、时间和金钱。如此一来,育儿应不应该完全成为母亲的责任?我们是否能基于家庭视角,通过各种政策的组合,有效释放出父亲在育儿方面的资源与能力,在社会的支持下使夫妻在抚育孩子上进一步合作?
所以我们认为,以家庭为视角来重新考量现有的社会政策,会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