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南山区——我梦想的摇篮

    1969年4月，作为一名上海知青，我来到了偏僻的浙南山区渡龙大队插队落户。20年后，我成了大学教师，30年后我成了一名国际经济研究专家学者。谁能想到，我的成长与浙南的大山息息相关，那里是我梦想的摇篮。

 梦境

下乡时，我国正遭受文革的摧残，经济非常落后，交通极为不便。记得我是在上海十六铺码头排了一天一夜的队，买到一张统铺船票，然后乘坐一天一夜的海轮，一路呕吐到达温州码头的。上岸后，再晕晕乎乎地乘上汽车颠簸4个多小时，到达一个破落的小镇，再步行半个多小时，才找到我插队的村庄。我累坏了，一屁股坐在渡龙村口，以为这辈子再也回不了上海了.

在农村生活中，同成千上万的知青一样，艰苦的环境锻炼了我坚强的意志。不同的是，我超早地受到了市场经济的熏陶。奠定了我最初的梦想。

改革开放后，大家都知道温州是市场经济的摇篮，可是你知道她最初的萌芽状态吗？我有幸目睹了她在母腹中蠢蠢欲动的一切。

我下乡的那个地区，真正是市场经济的发源地。那个时候就到处是地摊云集的贸易市场，琳琅满目的各类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姹紫嫣红、争奇斗艳。赶集的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每天晚上都有夜市，街旁摊位的煤油灯一闪一闪的，犹如一条长长的火龙。

那块土地上的人们，天生就有经商的基因，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赚钱的天赋，他们无缝不入寻求商机，苦心经营。即便在严厉打击“投机倒把”的形势下，仍然“顶风作案”，还能绝地逢生！

我插队那个县人多地少，而全县只有二家国营企业，还有为数不多的几家集体企业，老百姓的出路只有走出家门做买卖，以求生存。人们除了摆摊经营农副产品和小商品外，还各施其能，如作坊加工、票证交易、倒运贩卖、行医卖药、养蜂酿蜜、理发裁缝、采石捕鱼、外出务工……只要是能赚钱的活，样样都干。我们村里的一位婶婶，每天挑着担子到镇上去卖牛肉羹赚钱养家。我在集市上常看到她吆喝着兜售牛肉羹。她乌黑的长发在风中飘逸，黑里透红的脸上堆满了笑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心里。

后来这些小商小贩都发展成了民营企业。在温州，对民营企业家的创业之路，有四个“千”作了精准的描绘：“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这就是温州模式的市场经济之路。后来，我进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读研究生时，温州的市场经济雏形时时浮现在我脑海中。再后来，我出国学习和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经常会在某国的某个城市遇到来自温州的移民，他们把当地的餐饮等商铺经营得红红火火的，享誉海外。甚至在华尔街也会遇到来自的温州精英们。

温州的发展犹如一场梦，我就在这样的梦境中接受着市场经济的熏陶。

筑梦

我在温州农村生活了五年。这五年中，我干过农活，修过水利，纺过棉纱，打过草席、养过猪牛、当过保管员、赤脚医生和“私熟先生”。耳闻目睹了那里个体经济的萌发、滋生和发展，并对经济贸易产生了好奇和兴趣。当时，我梦想自己能上大学读书和从事科学研究，摒弃和解放那些枯燥繁重的劳作，可以不再像村里的叔叔婶婶那样，倒运贩卖，投机倒把了。如能从事经济和贸易工作，那多有挑战性啊。

1973年，有人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知青上山下乡的困境，毛主席作了批示。打那以后，我们回乡插队的知青跳出“农门”的机会多了起来，我的筑梦过程也就此展开。我有幸被推荐到省城去读书。在杭州外国语学校学习了三年，经过努力，我成了中学教师。那段时间里，插队的情形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仍然希望能多读一点书。我就边教书边复习功课，准备有朝一日继续深造。1977年恢复了高考，又给了我机会。1978年，我任教满两年，有资格参加高考了，我考上了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又寒窗苦读了四年，毕业后分配到杭州电子工学院任教。

那时候，人们都意识到了知识的重要，学习的气氛特别浓厚，争取进修和读研的老师越来越多，我也充分利用业余时间抓紧学习，巩固基础和专业知识，准备报考研究生。在专业选择上，我还是遵循内心所愿——学习经济，去探索我国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这还是插队时浙南山区给我打下的烙印，还是那时萌生的愿望。于是，我报考了复旦大学国际经济专业研究生。1986年，我如愿进入复旦校园，开始涉足经济学研究，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三年后，我回到浙江，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圆 梦

温州人确实很有经济头脑，在个体经济的发展中不断探索逐步深入，开始民间集资用于投资项目和开展研发，或创办企业和产业等，温州模式已成为我国个体经济发展的先导。现在，温州人不但自筹资金建设了农民城，建设了渔港、铁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还开办了许多实业，如采矿业和房地产开发等，还出现了民营财团，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这一切，促使我这个从浙南山区走出来的学者，下决心去攻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堡垒。每年，我都到原下乡地开展有关经济研究的课题和项目，带我的博士生去体验当地农村生活和商务风情，浙南山区已经是我教学和科研不可或缺的基地。

在浙江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期间，我先后担任了学校国际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应用经济研究重点中心副主任，9211卓越教授、博导和女教授联谊会副会长，还兼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家委员、浙江省国际问题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杭州市妇女问题研究会副会长等职，还是德国耶拿大学WEB全球企业社会责任联盟发起人之一。近年，我又被聘兼任浙江大学宁波理工经贸学院院长，兼职宁波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金融学会副会长、金融研究院副理事长等。这些职务为我更好地从事经济、金融教学和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些年来，我以“求知为乐,从教为荣”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认真从事国际金融与投资、贸易理论、区域经济和技术经济等教学和研究。长期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国利兹大学合作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些研究已处于国内前列，在SSCI、《管理世界》、《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等权威和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90余篇。我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4项，其中1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已顺利通过免鉴定结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科技厅软科学基金、社科基金，以及国际合作项目等课题10余项。出版专著7部，其中有1部获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外译资助，自译成英文，在全球发行。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国家教育部、商务部、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奖，浙江省科技厅等部门的优秀科研成果一、二、三等奖。我还主持完成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宁波市人民政府、台州市人民政府、上海市张江高新区、杭州市决策咨询委、杭州市高新区“十一五”规划、奉化市人民政府委托课题、玉环县人民政府委托课题、宁波市北仑区“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商务厅“十二五”规划等政府委托课题10余项。完成的多篇资政报告获得浙江省省长、常务副省长、副省长及贸促会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并向有关职能部门推广。能为政府咨政和为企业服务，这是我不断求知和选择经济学从教的初衷，亦是我源于下乡时的知青梦。

我常想，自己学习和研究国际贸易和金融，与经济打交道，不断地筑梦、追梦,最终圆了我的知青梦，正是我下乡插队时受到了当地乡亲们经济思想和经商意识的感染和影响！
 

（作者系原温州平阳渡龙插队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