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知青的丛林态生存

毛泽东主席“12·21”指示发表已经45周年，近年来“天下知青是一家”、“我们共同的名字叫知青”等说法在各种场合不绝于耳，这是典型的集体记忆诗化。有诗化就有屏蔽，之所以要屏蔽，就因为那是集体记忆的隐私或“压痛点”，而一旦它被屏蔽，历史的真相就被扭曲。本文试从丛林法则和生态链之角度论述文革中知识青年的社会文化生存环境，给后人留下一个继续深入探讨的窗口。

　　一、丛林法则的社会政治态演变

　　丛林法则源自生物界的“弱肉强食”，在此法则下形成了生物界的生态链，即微生物、植物、昆虫、鱼类、飞禽、素食动物、杂食动物、肉食动物等。微生物、植物和昆虫是生物链的底端，而大型杂食和肉食动物则是顶端。这是不同物种之间的丛林法则。在群居的物种内部也遵循丛林法则，体大力壮，繁殖力强者为群体的最高统领，具有优先的进食权和交配权，但要负责群体的内部次序和外部安全，比如猴群、狼群、象群等。群居动物头领的更替，往往要经过血腥的搏斗和厮杀，胜者为王。

　　人类脱胎于动物，在猿人和原始社会阶段，其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也遵循强者为王的丛林法则。随着生产力的逐渐进步，人类文明进化到小农经济的氏族宗法阶段，丛林法则不再赤裸裸，而裹上了仁者为王的温情面纱。当人类社会进入到市场经济的法制契约阶段，其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更为复杂，丛林法则更是披上了公正平等的法律外衣，但其实质却更隐蔽更异化，丛林基因始终蛰伏在人类的记忆深处。在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法制完备的太平盛世，“文明法则”占据主导，生存竞争就温情脉脉；在经济崩溃、社会动荡、法制废弛的混沌乱世，“丛林法则”肆虐横行，生存竞争就血腥赤裸。

　　即便是在太平盛世，人类的丛林情绪也会以各种形式发泄出来，比如直接对抗的体育项目、武侠小说、警匪影视等。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的三部《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就隐藏着很深的丛林情结。

　　二、“文革”，丛林法则的复活与肆虐

　　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坪公园内有一个“红卫兵墓”。里面安葬着100多位文革中因武斗而丧生的红卫兵。据说当年在重庆市内此类墓地有24处之多，随着岁月流逝，这些墓地或被搬迁或被铲除，至今保持完好的仅存沙坪公园内一处，也是国内唯一。全国因文革武斗而丧生的红卫兵总共有多少？不得而知，档案馆里也不会有完整的记录。这一切因何而起，就因为文革的大民主。在大民主的冲击下，国家机器瘫痪、法制废弛、社会动乱，蛰伏在人们灵魂深处的丛林法则被激活并横行肆虐。任何人只要占间房、安张桌、插面旗、刻枚章就是草头王。你有第一司令部，我就成立第二司令部；有了第二司令部，我再成立个第三司令部；有了三个司令部，老子再来个“‘炮打司令部’造反兵团”。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1966年文革爆发到68年12·21指示发表两年多时间，全国一共有多少自发的红卫兵组织，档案馆也不可能有完整的记录。但我们可以做一下简单的推断。以上海为例，一月风暴有32个群众组织参与夺权，其中一半是市级红卫兵组织，当然还不包括靠边站的老保红卫兵；各区县、大专院校一级不下百家；各中专技校、普通中学校一级的红卫兵组织不下千家。北京比上海只多不少。那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全国共有多少各级各类红卫兵组织了，至少不下万家（有多少大中专院校和普通中学，就有数倍于它的红卫兵组织）。

　　文革中拉山头绝不是小孩子玩家家，要想拥有话语权，还要看谁人多，谁胆大，谁的拳头硬，光靠读语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砸四旧，我揍黑五类，他批学术权威；贴科长处长大字报是小儿科，斗局长部长才是真本事；揪走资派不是革命的根本，夺取他们手中的权力才是革命的根本，因为权力是丛林的最高法则。多少顽主、小混蛋在街头斗殴中致伤致残致死；多少花季少女变成铁骨铮铮的革命派；当血统论甚嚣尘上时，昨天的红五类却一夜之间就成为狗崽子。当然，对于经历文革的亿万青少年而言，真正参与冲冲杀杀的只是极少数，但他们从动乱中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棍棒里头出真理，拳头底下出政权。

　　有这样的老兵、新兵，被收拾到乡下去似乎是必然。但他们是带着深深的文革“丛林烙印”下去的。

　　三、知青生态的丛林现象

　　上山下乡知青群体中有没有丛林法则的生态链？主流媒体没有明确表述官方档案也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个人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我相信绝大多数有过知青经历的人都有与此相似的感觉，只是他们大都善良的采取“选择性遗忘”罢了。

　　生物界的丛林法则表现在种群间与种群内，文革中的知青生态亦如此。其具体表现为：外来知青群体与当地人群之间；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学校、不同派别、不同家庭背景的知青群体之间；同一知青群体内部。

　　首先，外来知青与当地人群的文化冲突难以避免。落后闭塞的乡村与繁华热闹的都市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大城市女知青的打扮，会被当地人视为臭美。而落后闭塞乡村的某些习俗，如老娘们在光天化日里扒下老光棍的裤子玩弄挑逗，却让知青所不齿。而在那个特殊年代又往往表现为文革思潮与传统文化的激烈冲突。在江西农村就曾发生过下乡知青冲击乡民婚娶队伍，被乡民捆绑致死的事件（钱建国口述）。我下乡的生产队（察哈彦，三十多户老乡，二百来位知青）也曾发生这些事。1970年春耕之前，一群农妇下地捡拾去年遗留的麦穗、谷穗，正当她们满载而归时，一群女知青冲上前去，夺下她们的麻袋，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农妇坐在地上哭天抹泪，女知青却义正词严。还有一天晚上放电影，村支书的胞弟在黑暗中摸了某女知青的屁股，此事被知青和下乡干部上纲上线闹大，最后该老兄被关进了笆篱子（监狱）。其实在那时，当地男女青年在黑暗中你捏我一把，我摸你一下根本不算回事。1974年底75年初，全国农村进行“路线教育”。我们大队也进驻了工作组，工作结束前，要换届领导班子。工作组按惯例由大队党支部和公社革委会指定，而知青则坚决要求进行民主选举，为此，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在一次社员大会上，与会全体知青放声高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到底谁怕谁？”最后，工作组不得不让步，由民主选举进行队委会换届，数名知青代表被选进队委会，并专门设置一位知青生产队长。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在下乡知青人数占优的地方，知青与地方势力的博弈，知青往往占上风。比如在知青占劳动力大多数的黑龙江呼玛县，知青就占据着话语权的上风。

　　在“12·21”指示发表之前，有一批66、67届高初中毕业生先行下乡，他们中的相当部分是自愿报的名。他们带着大城市文革的余热来到兵团、农场，发现那里的情景与他们的故乡大相径庭，竟还停留在“十七年”，于是要揭开兵团、农场文革的盖子，把“斗批改”进行到底。其结果是“斗批改”没有进行到底，自己却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但是，外来知青与当地人群的文化冲突，在更多的情况下是知青受挤压。知青被当地人捆绑吊打的情况比比皆是。1971年春节前夕，上海下乡江西知青杨志坚等人在回沪探亲途中被大队民兵和县人武干部捆绑押回，在祠堂里吊打，其原因是村里碾米房的钱款被盗。后来证明盗案是在他们离队之后第二天发生的，并有人做不在场证明。但大队党支部仍以“案子一天不破，嫌疑一日不得摆脱”为由，拒绝平反。据杨所述，那个吊打他最凶的老表民兵队长曾与他比武失败而记恨而挟私报复（杨志坚：《1971年冬季的那个风暴血夜》）。在那个年代，即便是党政机构也无法无天，大行“丛林之道”。

　　我们再来看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状况。云南兵团之所以是知青回城浪潮的策源地，有其特殊原因。上海下乡云南兵团知青周公正在其文章中写到：“云南是极左路线祸害的重灾区之一，农垦系统更是受害其深，当一些极左做法在内地已是偃旗息鼓，云南却是‘紧跟’、‘高举’，各种流毒还在大行其道、甚至变本加厉地发挥，划线站队、痛打落水狗、奸污女知青、吊打捆绑男知青其惨烈程度在全国农垦系统是首屈一指的”（《云南知青大返城风潮解析》）。1973年7月，中央关于惩治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文件都是针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其时云南兵团共发生捆绑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达1894人，其中2人被打死；调戏奸污女知青的干部有286人，受害女知青达430人（张卫：《云南知青大返城来龙去脉》）。

　　综上所述，在外来知青与地方势力的冲突中，总体上知青处于受挤压的弱势。那些知青占上风的少数地方，除了人数优势，还有其他的原因，如对外比较团结，风气积极向上，劳动踏实肯干，其实际表现，让当地老乡对他们的态度由排斥到接受再到难分难舍。若对外不团结、正气不抬头，光靠人数多仍免不了要受挤压。

　　其次，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学校、不同派别、不同家庭背景知青群体之间的冲突，也是知青丛林态生存的一种表现。在十年文革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凡知青集中的地方几乎没有不曾打过架的，而在不同地域知青混杂的地方，这种冲突表现尤甚。

　　上世纪68、69、70年，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哈尔滨等地的大批知青相继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相处初期他们之间就时常发生矛盾冲突。上海下乡黑龙江兵团33团知青朱铁军曾写到：69年6、7月的一日午饭后“我们正在女生宿舍里闲话说笑。突然，XXX气急败坏地推门进来，大叫‘不好了！’原来，由于老知青外出，哈尔滨知青趁机‘发难’，要欺负我们上海的某某女知青，顺便也给我们这些新来的上海知青一个下马威。我们一等血性汉子闻讯十分气愤，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懂得在那个年代，忍让就是懦弱，就意味着甘愿受辱，如若我们不出来应战，以后就可能被他们踩在脚下翻不了身。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全力出击。这时我不由想起了以前常看的武侠小说中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侠客义士。我从小就十分崇敬仰慕他们，总企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他们的一员。今日当‘侠士’的机会来了，怎能轻易放过。在一阵躁动下，我和一干弟兄们冲出门去，仗着几分蛮力，我在伙房边，顺手抽出一根单杠铁棒，迎着‘寻衅滋事’的哈尔滨青年而去。他们见我气势汹汹胆大妄为的样子，知我不是等闲之辈……一霎间，便作鸟兽散”（《从侠士到斗士》。在那种乱世里要做到相安无事，往往要经历如此这般的斗争。

　　美国纽约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当年插队江西清江县山前公社西塘大队上海知青刘贤方，曾在其著作《改变命运的人生兵法：从下乡知青到美国教授》中，向人们精彩描述了他在下乡期间的两次打架经历。第一次是他在镇上赶集时遇到一伙高安县的上海知青，向他发动突然袭击，起先他单打独斗占了上风，可后来被人拦腰抱住吃了亏。回到生产队后，他才知道那伙人是与他发生口角的同户知青通过周家村的小孙叫来的。于是他又跑到周家村狠狠教训了小孙一顿，其过程惨烈之极。刘贤方原本是个内向腼腆的白面书生，开会发言都要脸红。可那个丛林态的生存环境，唤醒了他的野性，也正是这股野性让他变得强大。

　　有时要摆平不同知青群体之间的暴力冲突，并非都要靠武力。1970年入秋，呼玛县各公社派民工（有知青有老乡）去修筑塔河至十八站的森林铁路。在这其间，金山公社察哈彦的上海知青与荣边公社的上海知青因口角进而发展为群殴械斗。察哈彦知青贺小林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塔河的知青争斗很快在县里传开了，十八站公社高我们几届的上海徐汇区知青张庆来塔河出面调停。张庆其人我很早就知道，当时在徐汇区的知名度不小。文革中一次返校，正赶上五十四中学两派红卫兵武斗，就是这个张庆，召集了众多社会人员，用两部大客车运送现场，参与对盘踞在教学楼里另一派红卫兵组织的围攻，这场武斗最后在市革会的干预下才被终止。

　　谈判是在我们帐篷里进行的。我当时正好胃痛趴在铺上，耳闻目睹了这近似黑社会斗狠的一切。无非就是相互摆谱，看谁认识的人多，各自在上海滩撑的“市面”有多大。对方有三人，号称在虹口、闸北一带颇有名气。从口气上可以听出，若是张庆徒有虚名，他们会让他竖着进来横着出去。三人烟不离口，一根接着一根。不知他们是想增加一点唬人的气势，还是想证明他们早已出道，无形的火药味充满整个帐篷。张庆不愧是个玩转社会的人，沉着应对，气势凌人。他向来人列举了他在上海对方区域内一些举足轻重的朋友，姓名、外号、个性等准确无误，令来者不得不服。中午，对方恭敬地请张庆去他们帐篷喝酒，从而彻底结束这场知青争斗，化干戈为玉帛（《往事并不如烟》）。张庆之所以愿为察哈彦知青调停，是因为察哈彦知青也是来自徐汇区，知青以各自区域抱团的倾向可见一斑。而我更从中看到了知青“亚社会”的生存态。

　　说完了外来知青与当地势力、不同知青群体间的丛林态冲突，接下去就要探讨知青群体内部的生态链。为什么前两者要用丛林态，而后者却用生态链？我认为它们有所不同，前者对抗的成分多些（当然也有合作），而后者合作的成分多些（当然也摩擦甚至冲突）。

　　知青群体生态链的顶端是什么？一般来说是年长者和届别高者，这也比较符合中国社会长者为尊的传统。所以，当一个知青群体中有几位长者，这个群体往往比较稳定（当然，也有一山不容二虎的情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下乡前学校的学生干部（红卫兵头头），在下乡后也往往处于生态链的上部。当然，光凭以上两点就不一定能稳坐顶部，还要在各方面以身作则，这一点很重要。往下就是追随者（粉丝），再往下是落单者（逍遥派）。一般来说，当外部压力大或没有利益诱惑时，知青群体内部就比较团结，比较稳定。而当出现参军、招工、调干、上学等利益诱惑时，这种团结和稳定在人们心里就会很脆弱。而这些利益机会往往是在知青生态链内从上往下依次分配。这种状态会引起人们心理的不平衡，在丛林态的大环境下，就会出现挑战者和投机取巧者。上海插队吉林知青盛中波曾经历过一次“丢钱风波”：

　　那天早上我还在睡梦中，就被挨着我睡的一个户友吵醒了，说他昨晚压在枕头底下的5块钱不见了。集体户出贼了！可别小看这5元钱，在70年代可是5斤猪肉钱呢！集体户男生都有嫌疑，但我的嫌疑最大，因为该户友靠墙睡炕梢，我就挨着他，“行动”最方便。可人家又没指着我的鼻尖明说，我也不好申辩……户长最后发话说：“谁拿了钱，今晚之前悄悄扔到炕梢，就算完事，绝不追究。”可是，一连几天也不见那丢失的钱还回来，我们只能跟着偷钱人背黑锅。

　　一天，小队书记找到了我，说是要和我唠唠嗑，他跟我兜了几个圈子，最后终于说，这位户友怀疑我偷了他的钱，让我最好如实交代。我一听，这不是往我头上扣屎盆子吗？差点气炸了肺，我指天发誓说没偷钱，可是我说破了天，能有几个信呢？

　　回城后，偶然听说这位当年的户友因车祸致残……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不计前嫌去看望了他。他热情地非要留我吃饭，被我婉言谢绝了。我起身要走时，他突然“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说：“兄弟，有件让我悔恨的事一直埋在我的心里，不敢也没有机会向你说……当年那‘丢钱事件’是我瞎编的……不是为了害你，是怕你和我争咱们集体户的一个返城名额……如今我真是遭了报应！”（盛中波《青春记事》）

　　一个屋檐下一口锅里吃的户友竟然干出如此无良之事，真让人心寒，但我们反思过里面深层次的原因么？不过，盛中波还算是幸运的，我队也曾发生过一起类似的丢钱事件，其“嫌犯”被打得屁股开花。回城后，该“嫌犯”经过努力当上了政府机关的正处级官员。时至今日，该丢钱事件仍是个谜。但我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切身利益面前，人的兽性会如何按捺不住。

　　农村生活的艰苦，“脱农”机会的稀缺和论资排辈，就像一支催化剂，促使知青群体分化。分化最普遍的形式就是“转点”，并以此为跳板，最终脱离农村。此处不容爷，自有容爷处。在中央正式打开知青回城的闸门之前，大部分知青都是通过“转点”这种曲线形式来达到“脱农”目的。新的落脚点有比原知青点更好的社会人脉资源，能更容易脱离农村。丛林态生存，让生活其间的人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开后门的、卖友求荣的、唱高调的、牺牲爱情的、出卖色相的，当然也还有坚守信念洁身自好韬光养晦的。

　　平心而论，身处群体顶部的知青，绝大部分是正派的。但“脱农”机会对他们的特别关照也是不争的事实。但顶部以外的知青中就没有人才了么？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大批默默无闻的知青在考试中脱颖而出，就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四人帮的垮台，文革的终结和改革开放，最终改变了知青的丛林态生存，让生存竞争趋于理性与公平。

　　四、知青，丛林历练的扭曲与升华

　　有人说，因文革而中断的高考是文革后恢复的，严格讲并不十分准确。1973年在全国范围招收工农兵学员曾实行过考试的形式，并掀起了一股复习迎考的热潮。但是，四人帮利用张铁生的一纸白卷将其粉碎，大学招生又走上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审批，学校录取”的轨道。从表面看，此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当时那个教育资源匮乏、社会法制不全的大环境下，必然走向以下歧途：看谁的靠山硬，谁的势力强，谁的手段多，最终落入丛林法则的窠臼。上学如此，其他“脱农”渠道亦如此。

　　试想一下，如果知青点长期封闭无分流，且每年只有一、二个“脱农”指标，长此以往知青点会是什么状态，会不会因为内压过大而爆炸？答案是：会，一定会，而且是大爆炸！丛林法则虽然遵从弱肉强食，但强弱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当弱势一方为了一个目标团结一致，就会变得无比强大，历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1978年秋冬时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爆发知青罢工和群体上访事件，以后波及各地，成为改变中央知青政策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开启了知青返城的闸门。具讽刺意味的是，知青因“造反”而下乡，又因“造反”而回城。对大多数知青而言，知青生活的丛林经历始终是场梦魇。不同的是，有人在梦魇中沉沦，有人在梦魇中隐忍，有人在梦魇中奋起。纵观后知青时代的成功者哪个不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性格，这似乎又和他们知青生涯中的丛林历练不无关系。那个特殊的年代今后再难复制，但那段特殊的经历即可沉沦为包袱，积淀为怨气；也能激发出动力，升华为财富；就看其态度如何。

　　生存竞争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只有在道德法律的规范下才呈现有序的正能量，否则就是无序的布朗运动。知青一代在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的丛林洗礼后，不少人染上了复杂而矛盾的双重特质：或绵羊或野狼。在后知青时代多多少少能从他们身上看到这双重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