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董加耕》（74）
来源:董加耕 作者:郝鸿鸾 时间:2026-08-22 点击:
相濡以沫 患难与共 董加耕郝鸿銮夫妇的合影.
我和董加耕的生活趣事
郝鸿鸾
郝鸿鸾
董加耕在1961年高中毕业时毅然放弃保送北大深造的机会，立志耕耘，回乡务农。我在1962年经人介绍认识了董加耕，他当时给了我一个笔记本和一张照片，作为定情礼物。那时，他在葛武的董伙，我在葛武的旭东，相距15里。一路上小桥多，路是水田岸多，路又湿又窄，单走这段路要走一个上午才能到对方家。所以我们从1962年春到1964年冬天，近三年的时间，除了到葛武开会时可能遇到，但也不好意思讲一句话。那时候人未结婚前看到对象还要躲起来，我虽不是完全这样的，但也不好意思。同时，我不认为他出了名，就该低三下四地去找他。所以在这近三年里，由于他工作太忙，在外开会多，从中央到省、地、县、公社村的会议，他都得参加。我们既没有书信来往，更谈不上互相走动。
可他那边追求的人是美女如云，我这边上门介绍的也川流不息。他母亲想要为他找一个学历比我高、条件比我好的女孩做媳妇。我父母则希望我找一个学历和董加耕差不多、家庭条件比董加耕好的，且有正式工作的。他们特别害怕政治人物风险多。因为我们是一见钟情，双方互相有对方，心里都容不得他人。但是有一些群众认为，董加耕一年去北京开会几次，并成了毛主席生日宴的座上宾，肯定不会娶我做老婆了。我们家这边的一些群众甚至认为，即使我送给董加耕，他都不要了。可两年半以后，奇迹般的故事出现了，真使一些群众料想不到。我和董加耕在1965年10月1日结婚了。他用小木船把我带回家。我们年纪相差5岁，他一直把我当作他的小妹妹。他认为我的学历低，再加之他处处为别人着想，尤其董伙有好多知青，有的年纪比我小，到农村后连路都走不起来，就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把我的教师名额让给了女知青周一鸣同志，而让我到生产队当社员，干农活中的重活，如挖草塘、挑河工、挑河泥等等。这一切都是董加耕把事情定下来以后，才回家做我的思想工作。当时，我虽然有些想不通，但一句话没说，因为我想：到了董家门上，这是支持丈夫工作的第一步，今后夫唱妇随的事情可能还多着呢！我娘家的条件好，出嫁前父母就对我讲了，媳妇好丑要让人家看三年，叫我到董家后要少说、多做、多看、少出头露面。这是因为我们结婚时，还是宣传学习董加耕的高潮，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有拍电影、电视的，有记者采访的，有专程赶来学习董加耕的，有工作组的领导。我不要说做，就是看也看得眼花缭乱。可我是新媳妇，从不出头处理事情，不多一句话，安安稳稳地处理好他这个家庭，照应他的母亲及家人，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媳妇。
结婚半年后，董加耕就离家了，组织上让他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到滨海县担任社教工作队队长。那时我才22岁，就挑起了他的两个担子：一是担任生产队队长，原来加耕是队长，他走后，大家又选我做队长。生产队有几十户人家，既要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又要安排好队里所有乱杂的事情，还要掌握全队及家人的思想动态、生活状况。二是承担起家里所有的事情，包括家务劳动。家有妹妹读书，还有小脚的婆婆，而且我们住在距离庄上很远的地方。现在想起来，我还怕呢。可我想，我既然选择了董加耕，爱他，就要爱他的一切，爱他的事业，爱他的家人。所以二话没说，严格地要求自己，挑起了这两副重担，再苦再累都要勇于承担。等我任劳任怨，挑好了这两副担子，董加耕和干群也就真的认可我了。
可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董加耕在这期间经过五次审查，我成了反革命家属。他经历了非凡人生的岁月，我经受了不少的苦难，我们都坚定地扛过去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恩爱如初。首先谈他，他还是把我当作妹妹。经过“文革”十年，双方的病很多，一天工作下来都有不适，我们互相体谅，互相关心。首先从语言上，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比如我有事找他时，就问人家看见我家董郎没有，有时他手上正处理着事情，他看到我去添乱，就很生气的样子，我就逗他和大家笑，说：董郎，人家来向你请示事情嘛，你可别生气呀！你生气，我好害怕呀！说得声音温和一些，大家都笑了，他也就不好意思对我发脾气了。我对婆婆也是这样。她生气了，我拿出好乖巧、和气的样子，她就不好意思对我怎么样了。由于吃苦太多，我经常生病，董加耕回家后什么活都抢着干。他无论到哪里工作，都把我带到最好的医院去看病。他干部当得再大，对我总是不离不弃。特别是我生三个孩子时，他都不在家。由于种种原因，使我重病缠身，从二十几岁到现在每天身上都有病痛，一直与病魔作斗争。1974年春天，第二次掀起宣传学习董加耕的高潮，他又当了大干部，担任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团中央领导和县委副书记，但他对我还是不离不弃，恩爱如初。这一点，我佩服他，群众和全家老小都很尊重他。这里，我说说几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
例子一董加耕被深挖“5.16”回家不久，到尚庄公社担任第八副主任。当时，我在尚庄的南堡村小学教书。我母亲由于舍不得我受这样的磨难，焦虑得经常睡不着觉，加上患有高血压，后来就去世了。可董加耕正被关押着，没能回家送我母亲。从我的角度讲，他欠了我们家一个情。到尚庄时，我母亲已去世三年了。那天他打电话给我，叫我带着孩子先去，他马上去。他那时正在乡里西南片的一个村里组织群众抗洪排涝，有的踏水，有做小圩子，有的用水桶往外打水，有的用抽水机排水，他带干群日夜巡看圩子和圩口，防止外水渗透成灾等，无法脱身，所以没有去祭扫我母亲。那天，他知道我有点不高兴。当时，我们住在南堡大队部里，他早早在大队部门前等着，一看我回家了，就陪着笑脸来叫我，并对孩子讲“妈妈太辛苦了，你们都要听妈妈的话。”他对我说：“我到河东圩接你几次了，看到好几个妇女，等我上前迎接时才知道错了。原来，现在才是我们家美女到家了！他说得我也就不好意思向他发脾气了。在南堡的一个春天，他虽然是公社的第八副主任，可在村里和群众打成一片，天天和群众一起劳动。有一天中午回家吃饭，我知道他荒饭，怕他肚子饿，就赶忙下了大半锅的面条。我说面条好啦，自己装着吃吧，就到河边洗两件孩子的衣服。等我回家时，他把大半锅面条都吃了。等他知道我和孩子都还没有吃，连忙打招呼说：“老郝，你下的面条太好吃了，锅里的面条都被我吃完了！”说完，他哈哈大笑。我只好重新做饭吃。1973年，生活还不像现在这样，只要能吃饱肚子就算不错了。他当时是20元一月工资，我6元，另记工分。我记得1979年左右，他被审查完与“四人邦”有牵连的人和事以后，第三次回家了。他虽然没任何职务，可一点没闲着，白天帮助村里办厂，参加公益劳动。他在家里也是倒手不闲，一是在田里种一些茨菇、萝卜、山芋等作物；二是把猪养得像小牛，最后这口猪大得出不了圈，就在圈内杀了，将肉搬出来。县里副食品公司都来总结经验。就这样，我原来走路经常跌跟头，跌得鼻青脸肿的，后来经多方调理，特别是加耕对我热心呵护、关爱，就逐渐好起来了。
例子二从董加耕第三次回家一直到1981年，他被分配到郭猛公社做副主任。那时，我的小脚婆婆已得重病。我记得他开始抓副业，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在家搞的副业不错，他跑到每个地方都有话说。可不到半年，他又被组织叫去抓乡镇企业。在郭猛，我们住两间房子，我们夫妻俩一个房间，还有一间，分成两半，一半给三个孩子住两张铺，一半放一张桌子吃饭，放一张床给我婆婆住。我们房间的南边墙外，搭了一个鸡棚，养一百多只鸡。再有一间厨房，厨房南头是猪圈，这个猪圈一年至少要养8只猪仔。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家里很忙，我还至少带三个班级的四、五年级的数学课。董加耕看到家里太忙，而且口粮田与家相距18里，还要过大河，经常受到大风大雨的袭击。他就决定把户口迁到郭猛六队。刚迁到郭猛，他就立即向乡政府报告：“我家的户口转掉啦！”大家都认为我们全家都转成国家户口了。那天，他把我带到乡里一并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大家都为我全家转了户口而高兴，说现在转成国家户口不容易。我当时想：他做这件大事，我怎么不知道呢。正在大家赞声不绝时，董加耕笑起来说：我家户口真转了，可不是转成国家户口，而是农转农了，就是由葛武的董伙村转到郭猛的刘垛村六组。这样，种口粮田省事省劲多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又在逗我开心。
例子三家里有睡在床上的婆婆，外边种着二亩多田，猪舍里不离几只猪，鸡舍里有上百只鸡，董加耕回家看到鸡喊猪叫的，有时不太高兴。我就主动上前打招呼说：“哎呀，我们的董郎回家了，好难呀！”我一边唱《学习董加耕》的歌曲，一边做饭给他吃。他看到我这样热情，想发脾气也没了。有时我在外边回家迟了，回家时看到董加耕在喂猪或喂鸡。我生怕他肚子饿，有时主动上前叫董郎吃饭，有时嘴里哼着小调，说：“学习董加耕只做不作声”；有时唱着东台谱的小调，“咯噔，咯噔噔，骑马到盐城，盐城有个董加耕”……另外，户口虽然迁到郭猛，但要种二亩多口粮田，到插秧的时候，家家忙。只有耙过田，才能栽秧，可生产队只有一头牛。他为了不影响工作，都是起早带晚或在夜里用人工把田耙平才插秧，这个活好重呢。一张大耙有几百斤，加上还要放几只装满泥的粪桶。人在水里往田里拉。我看见他的脸憋得通红，好心痛！这时我的灵感来了，有时也站在水田里帮他一起拉，嘴里还哼着小调，比如《天仙配》的一段。我要帮他分散注意力，忘记身上的重量。我看他尽管脸憋得通红，但绝不和群众去争牛用。在郭猛虽种二亩多田，但收到的一季庄稼要装几十个袋子。那时没有收割机，也没车子，我家离郭猛粮库有三百米远，他就向群众借板车往粮库里拉。到了那里，他像扛着炸药包一样，把几十个袋子的粮食从下面扛到高高的粮堆上面去，送上去。他一边扛，一边嘴里哼嗨呀嗨的叫着。我真是心疼他，中午或晚上回家时，我总对孩子讲爸爸今天如何如何吃苦，你们已有十几岁啦，要帮老爸分担责任了。孩子们听我这么一说，有的帮着找手巾给他爸爸擦身子，有的帮助盛饭，有的去照应奶奶。我赶快去倒点酒或茶，并哼着小调请他坐下来享用。这时，他真的体会到全家在一起的温暖，立即叫大家和他一起吃饭。
例子四那时家有三个孩子读书，一个婆婆生重病，要维持这个家，两个人工资低，不这样种好田，再搞个副业不这样维持一家是维持不下去的。
我们在郭猛时，儿子十一二岁，很聪明，好顽皮。政府里的一些小青年看他可爱，经常逗着他玩。别看他小，和什么人都玩得来。他和老师像弟兄一样，无话不谈。在学校里，无论什么活动，他都积极参加。除了班主任，老师和同学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董加耕的儿子。三个孩子都是这样。他和乡政府里的几个小青年也玩得好，只要放学一有时间，他就和那些青年干部玩。有一天正是放暑假期间，天气很炎热，他们玩到了桥上，其中一个姓孙的青年干部，把我儿子从桥上往河里一推，那时我儿子上五年级了，有近一百斤了，他一下子栽到河心，游上岸时，脚心上有半寸长的口子，流血不止。这孩子不敢回家哭，因为他知道我在家很忙，有好多家务事要做，家里还有六口子的衣服要用手洗，所以一个人坐在河边哭。当时乡里有人立即跑到我家来喊我。这时天色已晚，董加耕正好从村上检查工作回来，看到儿子在哭，就问怎么回事。他看到我从家里赶来，就叫喊道：“放暑假没事，不带好孩子，让孩子受这么大的危险！”我知道势头不对，看他气势汹汹的样子，怕他打我，就立即举起来双手，像投降的样子，叫一声：“董郎，你不能打我，打我好痛呀！我今后小心就是了！”乡里来观看的干部看到我们这样，都笑起来了。他看到大家笑起来时，立即回头把儿子背回家了。我知道他回家就不要紧了，因为他很孝敬他的母亲，他不敢在母亲面前发脾气。
例子五在1983年到1984年间，董加耕的母亲病重，日夜要人照应。那时没有空调和烫婆子，没有保暖的工具。我只好跟医院要了几个盐水瓶子，灌了开水给婆婆取暖。可她还是叫冷，我们无法，只好叫三个孩子晚上轮流给奶奶焐脚，结果三个孩子都得了细菌性痢疾。特别是1984年正月里，天气特别冷，河里的冰上都能走人。我们只好把医生请到家里来挂水。这时候，孩子都已拉肚，婆婆也拉肚，总是拉在铺上，不但要洗被子，而且要洗衣服。那时没有洗衣机，也买不起，更没有尿不湿。我总是到河边的电影船外边去把冰敲下来洗，双手冻得通红，生了很多冻疮。那时我的身体也不好，但既要做好工作，还要种田，又要做这些家务，我觉得好累、好冷。董加耕从乡下回家看到这种情景，会马上走到我面前说一些温暖的话，讲一些好听的故事，唱一些好听的革命歌曲。这时，我身上的疲劳感一扫而光，好像轻松多了。
例子六我家有三个 孩子，老大内向，老二调皮，老三不饶人，但他们都很孝顺。比如我婆婆生病，叫他（她）们值班就值班。我生大子、二子、三子都落下了病，但拖着病体支撑着一切。孩子们看到我生病时，放学回家后主动帮我做家务，各人做自己该做的事，不让我操心。董加耕有时从外地出差回家，总是领孩子们到田间劳动。他施肥，孩子们除草。他有时给孩子们讲农民种粮食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有时讲他当年为什么选择下乡的故事，有时讲母亲在家里的不易等等。我知道，他一方面是教育孩子，另一方面是鼓励我的积极性。他抓乡镇企业三十多年，总是出差的多，但他每次回家都给孩子们分工，要求老大烧饭和洗衣服，老二每天把猪圈打扫干净，老三帮助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我呢，帮助督促孩子们完善每件事。我要求孩子们劳动、学习两不误。从实践来看，孩子每天有短时间的劳动，不影响学习，反过来到学校里写文章有话说。所以，孩子们成家以后都懂得要孝敬长辈，他们的孩子也都自己带，不用我操心。还有，一放暑寒假，董加耕就叫我带孩子到农村去，到生活比较困难的亲戚家去体验生活。这样，教育孩子从小要有自力更生的习惯，要学习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精神。一天，当孩子们问我们碰到困难该怎么办时，我们俩异口同声的说：我们年轻时除了艰苦的劳动，还认真学习，特别是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不但天天看，而且都能背出来，毛主席讲的，人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例子七我对三个 孩子比较严格。董加耕会背着孩子们说服我，要求我不打骂孩子。我总说他：你没带过孩子，等孩子大了，才来做好人。可他总是对我讲，身教重于言教。比如我们俩勤劳朴素，对人真诚，三个孩子都学得不错。再如我们孝敬长辈，孩子们也学得不错。还有不愧欠劳动人民的品质，孩子也学得不错，全家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我们既不在领导面前讨好，又不在群众面前卖弄自己，时时刻刻把自己作为一个平凡而又平常的人，孩子们都学得不错。如今，三个孩子都成家立业了，我可以自豪地说：他们都是好样的！
例子八信任对方是一个家庭稳定的基础。我们结婚后的前20年中，有18年不在一起。董加耕对我挑家里的两副担子绝对放心，对我的品德也绝对放心，所以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党工作。我对他，也是绝对放心。我们相信，对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心中都只有对方；无论什么人在我们面对说什么好话或坏话，都一笑了之。
例子九我和董加耕1962年自从相识后，相互只有对方，心里装不下别的任何人。觉得两个人成了一个家，就应该要对家庭有一种责任。追求董加耕的美女如云，他高到在团中央工作，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知青标兵，可他想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想的是对家庭的责任，照顾好老人、妻子，教养好孩子，所以外边的世界再好，他都不忘自己的责任，从不沾花惹草。所以党组织很放心他，我们全家都很放心他。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董加耕工作忙时忘记家庭，我记住对家庭的责任，照顾家庭，从不考虑当官谋财，从不羡慕外面的花花世界。董加耕倒霉时，有人叫我和他划清界线，组织上做工作，两方父母也做工作，叫我离开这个家。我考虑夫妻恩爱，同甘共苦，肯定有苦苦甜甜的，不可能一帆风顺，相互都要能承受，必须担当起家庭这个责任。我永远记住董加耕说的两句话：你能接受这么大的荣誉，就要承受这么大的磨难。他对我讲的。
例子十我们现在都七八十岁了，经常为小事争吵。董加耕由于五次受审查，住小班的时间太长，被迫害心里憋屈，患了冠心病且比较严重，过去被打的地方现在经常疼痛。他还患有高血脂、重度脑梗。我特别不放心他。他睡觉时打呼噜，我们通过协商分开睡觉。可我不放心，经常夜间去看他。如果听不到他打呼噜的声音，就去摸他。我是学过医的，他大把大把地吃药，我总看着让他按标准吃。董加耕忘不了过去的苦日子，剩饭剩菜，他都要想办法吃完。为了这些事，我经常和他争。有时我告诉儿子，儿子对他老爸说：“妈妈是爱你的，是爱护你的，你肚子不好，剩下的饭菜就不要吃了，更不要吃药太多。”儿子这么一说，把我们俩都逗笑了。
再说，我也有两个坏毛病：一是由于董加耕被审查，我焦虑不安，落下了失眠病，有时几天几夜睡不着觉，走路随时会倒下来。经常这样就造成了高血压、心脏病以及脑神经过能症。由于长时间夜里外出奔走，还引起了全身风湿性关节炎。二是由于生孩子时抄家被吓唬，从1971年到现在四十多年。我夜里梦哭的时候不少，发病厉害时就要住院，董加耕看到我这样心里难过。我经常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责备自己，就拼命地加强锻炼，小病不告诉他。可他特别关心，经常到我床头来问寒问暖。我60岁以后住了几次医院，每次身上疼痛，他都帮我推拿。我住院期间，他日夜守护在我身旁，不时地问这问那。我俩有时也会争论，但只要有一方知道自己错了，马上检讨。比如他错了，他会说：“老郝，对不起，我错了，今后改正。”假如我错了。我马上到他面前检讨说：“董郎，对不起，我做错了，无论你怎么打我骂我，我都不生气嘛，只要你不生气就好。”我们这样，孩子们在外边也就很放心。他们三个孩子回家从来没有空过手，我们两个人的衣服、鞋子都是孩子们给买的。每个星期，他们都打一两个电话来，问寒问暖。孩子们回家，有的打扫卫生，有的帮助做饭，有的帮助洗衣服。再说董家、郝家的侄男侄女，他们只有受株连的份，没有一个沾到光。他们自力更生，到外面去挣钱，从不记恨我们，还经常回来看看我们。我们有这样已经很满足了，为党为人民受的委屈，从不放在心上。
例子十一我们夫妻在群众面前威信比较高，究其原因，我认为，一是愿意吃亏，二是奉献精神，三是低调做人。我们与朋友、亲友、邻居、同事和庄上的群众，干部共事多年，从来不想多占别人一点便宜，只有比别人多花钱、多做事，多吃亏，比如在大集体种田时，我们都挑重活，脏活干，好活轻活给别人干，而且是一样的工分。群众见此情景，哪有不拥护的呢？我记得有一次，与我家邻近的一个村干部的田里稻子长得比我家的差，他老婆对其丈夫说，我放了他家的肥料。如果是一般群众，肯定要跟她家吵个没完，但我走到他家诚恳地说：“我从不会要群众的一针一线，如果我放你家的肥料，就喝你家厕所里的大粪。”他们听我这么一说，感到难为情。从此，我们还是好朋友。这事让群众对我刮目相看。当年在尚庄、董伙时，我经常回家很迟，有时孩子肚子饿了，就在别人家里吃一碗半碗的。我心里有数，总要给人家双倍，我在放学后一般到田里干活，孩子们在外边玩，有时跟人家打架，经常打得鼻青脸肿的。我不但不去找人家孩子算账，反而劝人家父母亲不要打孩子。现在这些孩子都五十多岁了，遇到我们还提起我们当年对他人宽容的事呢！我们都认为，与人相处吃亏是应该的，所以从不计较这些事。
二是奉献精神。我们认为，无论到哪个地方，都有好事和巧事，可我们想的都是奉献，比如做农活时，自己做完了，要千方百计地帮助别人。做工作时，每到一处，有关公益的事情，我们抢着做，比如过去没有公勤员，早上到办公室先要烧开水，打扫卫生，来客倒茶，我们都抢在别人前头去做。又如，我们每到一处相处不少人，有媳妇与公婆闹矛盾的，有父母与孩子之间产生矛盾的，有姑嫂之间有矛盾的，等等。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人有什么矛盾，我们都主动说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为了救人命有多少次帮助做工作。做这些，我从不计较自己的时间，想的是：只要对人民做有益的事是应该的，从不计算报酬，不争名利。即使走在路上，看到老人要帮，看到小人闹要说和，让人高兴离开不留名。这是我们一贯的奉献精神。
三是低调做人，董加耕那么高的地位，在家和农民一样的劳动，拣重活脏活干，与群众谈天说地，把群众的事当作头等大事。比如：他到边远地区解决矛盾，调查情况；到地震灾区抗震救灾，一去就是几十天；到农村抗旱排涝，这些苦活都是他领先，从不叫一声苦。我工作四十年后退休，每个乡镇的熟人特多，从不拉帮结派，从不多拿一分钱的东西。我认为是老百姓，就该安份守己。我坚决不当领导，但做的工作不比别人少，每到一处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和三八红旗手之类。总的一点：我们只会做工作，不会制造矛盾，不会要名利，所以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爱护。我们会永远在群众之中。
我们教育孩子们要学习和继承爷爷，要有立志务农的志气；改变家乡耕作制度的胆气；文革中站稳立场的骨气；面对贪污的浩然正气，祖祖辈辈跟党走的勇气和豪气。
责任编辑：日升
可他那边追求的人是美女如云，我这边上门介绍的也川流不息。他母亲想要为他找一个学历比我高、条件比我好的女孩做媳妇。我父母则希望我找一个学历和董加耕差不多、家庭条件比董加耕好的，且有正式工作的。他们特别害怕政治人物风险多。因为我们是一见钟情，双方互相有对方，心里都容不得他人。但是有一些群众认为，董加耕一年去北京开会几次，并成了毛主席生日宴的座上宾，肯定不会娶我做老婆了。我们家这边的一些群众甚至认为，即使我送给董加耕，他都不要了。可两年半以后，奇迹般的故事出现了，真使一些群众料想不到。我和董加耕在1965年10月1日结婚了。他用小木船把我带回家。我们年纪相差5岁，他一直把我当作他的小妹妹。他认为我的学历低，再加之他处处为别人着想，尤其董伙有好多知青，有的年纪比我小，到农村后连路都走不起来，就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把我的教师名额让给了女知青周一鸣同志，而让我到生产队当社员，干农活中的重活，如挖草塘、挑河工、挑河泥等等。这一切都是董加耕把事情定下来以后，才回家做我的思想工作。当时，我虽然有些想不通，但一句话没说，因为我想：到了董家门上，这是支持丈夫工作的第一步，今后夫唱妇随的事情可能还多着呢！我娘家的条件好，出嫁前父母就对我讲了，媳妇好丑要让人家看三年，叫我到董家后要少说、多做、多看、少出头露面。这是因为我们结婚时，还是宣传学习董加耕的高潮，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有拍电影、电视的，有记者采访的，有专程赶来学习董加耕的，有工作组的领导。我不要说做，就是看也看得眼花缭乱。可我是新媳妇，从不出头处理事情，不多一句话，安安稳稳地处理好他这个家庭，照应他的母亲及家人，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媳妇。
结婚半年后，董加耕就离家了，组织上让他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到滨海县担任社教工作队队长。那时我才22岁，就挑起了他的两个担子：一是担任生产队队长，原来加耕是队长，他走后，大家又选我做队长。生产队有几十户人家，既要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又要安排好队里所有乱杂的事情，还要掌握全队及家人的思想动态、生活状况。二是承担起家里所有的事情，包括家务劳动。家有妹妹读书，还有小脚的婆婆，而且我们住在距离庄上很远的地方。现在想起来，我还怕呢。可我想，我既然选择了董加耕，爱他，就要爱他的一切，爱他的事业，爱他的家人。所以二话没说，严格地要求自己，挑起了这两副重担，再苦再累都要勇于承担。等我任劳任怨，挑好了这两副担子，董加耕和干群也就真的认可我了。
可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董加耕在这期间经过五次审查，我成了反革命家属。他经历了非凡人生的岁月，我经受了不少的苦难，我们都坚定地扛过去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恩爱如初。首先谈他，他还是把我当作妹妹。经过“文革”十年，双方的病很多，一天工作下来都有不适，我们互相体谅，互相关心。首先从语言上，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比如我有事找他时，就问人家看见我家董郎没有，有时他手上正处理着事情，他看到我去添乱，就很生气的样子，我就逗他和大家笑，说：董郎，人家来向你请示事情嘛，你可别生气呀！你生气，我好害怕呀！说得声音温和一些，大家都笑了，他也就不好意思对我发脾气了。我对婆婆也是这样。她生气了，我拿出好乖巧、和气的样子，她就不好意思对我怎么样了。由于吃苦太多，我经常生病，董加耕回家后什么活都抢着干。他无论到哪里工作，都把我带到最好的医院去看病。他干部当得再大，对我总是不离不弃。特别是我生三个孩子时，他都不在家。由于种种原因，使我重病缠身，从二十几岁到现在每天身上都有病痛，一直与病魔作斗争。1974年春天，第二次掀起宣传学习董加耕的高潮，他又当了大干部，担任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团中央领导和县委副书记，但他对我还是不离不弃，恩爱如初。这一点，我佩服他，群众和全家老小都很尊重他。这里，我说说几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
例子一董加耕被深挖“5.16”回家不久，到尚庄公社担任第八副主任。当时，我在尚庄的南堡村小学教书。我母亲由于舍不得我受这样的磨难，焦虑得经常睡不着觉，加上患有高血压，后来就去世了。可董加耕正被关押着，没能回家送我母亲。从我的角度讲，他欠了我们家一个情。到尚庄时，我母亲已去世三年了。那天他打电话给我，叫我带着孩子先去，他马上去。他那时正在乡里西南片的一个村里组织群众抗洪排涝，有的踏水，有做小圩子，有的用水桶往外打水，有的用抽水机排水，他带干群日夜巡看圩子和圩口，防止外水渗透成灾等，无法脱身，所以没有去祭扫我母亲。那天，他知道我有点不高兴。当时，我们住在南堡大队部里，他早早在大队部门前等着，一看我回家了，就陪着笑脸来叫我，并对孩子讲“妈妈太辛苦了，你们都要听妈妈的话。”他对我说：“我到河东圩接你几次了，看到好几个妇女，等我上前迎接时才知道错了。原来，现在才是我们家美女到家了！他说得我也就不好意思向他发脾气了。在南堡的一个春天，他虽然是公社的第八副主任，可在村里和群众打成一片，天天和群众一起劳动。有一天中午回家吃饭，我知道他荒饭，怕他肚子饿，就赶忙下了大半锅的面条。我说面条好啦，自己装着吃吧，就到河边洗两件孩子的衣服。等我回家时，他把大半锅面条都吃了。等他知道我和孩子都还没有吃，连忙打招呼说：“老郝，你下的面条太好吃了，锅里的面条都被我吃完了！”说完，他哈哈大笑。我只好重新做饭吃。1973年，生活还不像现在这样，只要能吃饱肚子就算不错了。他当时是20元一月工资，我6元，另记工分。我记得1979年左右，他被审查完与“四人邦”有牵连的人和事以后，第三次回家了。他虽然没任何职务，可一点没闲着，白天帮助村里办厂，参加公益劳动。他在家里也是倒手不闲，一是在田里种一些茨菇、萝卜、山芋等作物；二是把猪养得像小牛，最后这口猪大得出不了圈，就在圈内杀了，将肉搬出来。县里副食品公司都来总结经验。就这样，我原来走路经常跌跟头，跌得鼻青脸肿的，后来经多方调理，特别是加耕对我热心呵护、关爱，就逐渐好起来了。
例子二从董加耕第三次回家一直到1981年，他被分配到郭猛公社做副主任。那时，我的小脚婆婆已得重病。我记得他开始抓副业，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在家搞的副业不错，他跑到每个地方都有话说。可不到半年，他又被组织叫去抓乡镇企业。在郭猛，我们住两间房子，我们夫妻俩一个房间，还有一间，分成两半，一半给三个孩子住两张铺，一半放一张桌子吃饭，放一张床给我婆婆住。我们房间的南边墙外，搭了一个鸡棚，养一百多只鸡。再有一间厨房，厨房南头是猪圈，这个猪圈一年至少要养8只猪仔。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家里很忙，我还至少带三个班级的四、五年级的数学课。董加耕看到家里太忙，而且口粮田与家相距18里，还要过大河，经常受到大风大雨的袭击。他就决定把户口迁到郭猛六队。刚迁到郭猛，他就立即向乡政府报告：“我家的户口转掉啦！”大家都认为我们全家都转成国家户口了。那天，他把我带到乡里一并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大家都为我全家转了户口而高兴，说现在转成国家户口不容易。我当时想：他做这件大事，我怎么不知道呢。正在大家赞声不绝时，董加耕笑起来说：我家户口真转了，可不是转成国家户口，而是农转农了，就是由葛武的董伙村转到郭猛的刘垛村六组。这样，种口粮田省事省劲多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又在逗我开心。
例子三家里有睡在床上的婆婆，外边种着二亩多田，猪舍里不离几只猪，鸡舍里有上百只鸡，董加耕回家看到鸡喊猪叫的，有时不太高兴。我就主动上前打招呼说：“哎呀，我们的董郎回家了，好难呀！”我一边唱《学习董加耕》的歌曲，一边做饭给他吃。他看到我这样热情，想发脾气也没了。有时我在外边回家迟了，回家时看到董加耕在喂猪或喂鸡。我生怕他肚子饿，有时主动上前叫董郎吃饭，有时嘴里哼着小调，说：“学习董加耕只做不作声”；有时唱着东台谱的小调，“咯噔，咯噔噔，骑马到盐城，盐城有个董加耕”……另外，户口虽然迁到郭猛，但要种二亩多口粮田，到插秧的时候，家家忙。只有耙过田，才能栽秧，可生产队只有一头牛。他为了不影响工作，都是起早带晚或在夜里用人工把田耙平才插秧，这个活好重呢。一张大耙有几百斤，加上还要放几只装满泥的粪桶。人在水里往田里拉。我看见他的脸憋得通红，好心痛！这时我的灵感来了，有时也站在水田里帮他一起拉，嘴里还哼着小调，比如《天仙配》的一段。我要帮他分散注意力，忘记身上的重量。我看他尽管脸憋得通红，但绝不和群众去争牛用。在郭猛虽种二亩多田，但收到的一季庄稼要装几十个袋子。那时没有收割机，也没车子，我家离郭猛粮库有三百米远，他就向群众借板车往粮库里拉。到了那里，他像扛着炸药包一样，把几十个袋子的粮食从下面扛到高高的粮堆上面去，送上去。他一边扛，一边嘴里哼嗨呀嗨的叫着。我真是心疼他，中午或晚上回家时，我总对孩子讲爸爸今天如何如何吃苦，你们已有十几岁啦，要帮老爸分担责任了。孩子们听我这么一说，有的帮着找手巾给他爸爸擦身子，有的帮助盛饭，有的去照应奶奶。我赶快去倒点酒或茶，并哼着小调请他坐下来享用。这时，他真的体会到全家在一起的温暖，立即叫大家和他一起吃饭。
例子四那时家有三个孩子读书，一个婆婆生重病，要维持这个家，两个人工资低，不这样种好田，再搞个副业不这样维持一家是维持不下去的。
我们在郭猛时，儿子十一二岁，很聪明，好顽皮。政府里的一些小青年看他可爱，经常逗着他玩。别看他小，和什么人都玩得来。他和老师像弟兄一样，无话不谈。在学校里，无论什么活动，他都积极参加。除了班主任，老师和同学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董加耕的儿子。三个孩子都是这样。他和乡政府里的几个小青年也玩得好，只要放学一有时间，他就和那些青年干部玩。有一天正是放暑假期间，天气很炎热，他们玩到了桥上，其中一个姓孙的青年干部，把我儿子从桥上往河里一推，那时我儿子上五年级了，有近一百斤了，他一下子栽到河心，游上岸时，脚心上有半寸长的口子，流血不止。这孩子不敢回家哭，因为他知道我在家很忙，有好多家务事要做，家里还有六口子的衣服要用手洗，所以一个人坐在河边哭。当时乡里有人立即跑到我家来喊我。这时天色已晚，董加耕正好从村上检查工作回来，看到儿子在哭，就问怎么回事。他看到我从家里赶来，就叫喊道：“放暑假没事，不带好孩子，让孩子受这么大的危险！”我知道势头不对，看他气势汹汹的样子，怕他打我，就立即举起来双手，像投降的样子，叫一声：“董郎，你不能打我，打我好痛呀！我今后小心就是了！”乡里来观看的干部看到我们这样，都笑起来了。他看到大家笑起来时，立即回头把儿子背回家了。我知道他回家就不要紧了，因为他很孝敬他的母亲，他不敢在母亲面前发脾气。
例子五在1983年到1984年间，董加耕的母亲病重，日夜要人照应。那时没有空调和烫婆子，没有保暖的工具。我只好跟医院要了几个盐水瓶子，灌了开水给婆婆取暖。可她还是叫冷，我们无法，只好叫三个孩子晚上轮流给奶奶焐脚，结果三个孩子都得了细菌性痢疾。特别是1984年正月里，天气特别冷，河里的冰上都能走人。我们只好把医生请到家里来挂水。这时候，孩子都已拉肚，婆婆也拉肚，总是拉在铺上，不但要洗被子，而且要洗衣服。那时没有洗衣机，也买不起，更没有尿不湿。我总是到河边的电影船外边去把冰敲下来洗，双手冻得通红，生了很多冻疮。那时我的身体也不好，但既要做好工作，还要种田，又要做这些家务，我觉得好累、好冷。董加耕从乡下回家看到这种情景，会马上走到我面前说一些温暖的话，讲一些好听的故事，唱一些好听的革命歌曲。这时，我身上的疲劳感一扫而光，好像轻松多了。
例子六我家有三个 孩子，老大内向，老二调皮，老三不饶人，但他们都很孝顺。比如我婆婆生病，叫他（她）们值班就值班。我生大子、二子、三子都落下了病，但拖着病体支撑着一切。孩子们看到我生病时，放学回家后主动帮我做家务，各人做自己该做的事，不让我操心。董加耕有时从外地出差回家，总是领孩子们到田间劳动。他施肥，孩子们除草。他有时给孩子们讲农民种粮食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有时讲他当年为什么选择下乡的故事，有时讲母亲在家里的不易等等。我知道，他一方面是教育孩子，另一方面是鼓励我的积极性。他抓乡镇企业三十多年，总是出差的多，但他每次回家都给孩子们分工，要求老大烧饭和洗衣服，老二每天把猪圈打扫干净，老三帮助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我呢，帮助督促孩子们完善每件事。我要求孩子们劳动、学习两不误。从实践来看，孩子每天有短时间的劳动，不影响学习，反过来到学校里写文章有话说。所以，孩子们成家以后都懂得要孝敬长辈，他们的孩子也都自己带，不用我操心。还有，一放暑寒假，董加耕就叫我带孩子到农村去，到生活比较困难的亲戚家去体验生活。这样，教育孩子从小要有自力更生的习惯，要学习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精神。一天，当孩子们问我们碰到困难该怎么办时，我们俩异口同声的说：我们年轻时除了艰苦的劳动，还认真学习，特别是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不但天天看，而且都能背出来，毛主席讲的，人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例子七我对三个 孩子比较严格。董加耕会背着孩子们说服我，要求我不打骂孩子。我总说他：你没带过孩子，等孩子大了，才来做好人。可他总是对我讲，身教重于言教。比如我们俩勤劳朴素，对人真诚，三个孩子都学得不错。再如我们孝敬长辈，孩子们也学得不错。还有不愧欠劳动人民的品质，孩子也学得不错，全家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我们既不在领导面前讨好，又不在群众面前卖弄自己，时时刻刻把自己作为一个平凡而又平常的人，孩子们都学得不错。如今，三个孩子都成家立业了，我可以自豪地说：他们都是好样的！
例子八信任对方是一个家庭稳定的基础。我们结婚后的前20年中，有18年不在一起。董加耕对我挑家里的两副担子绝对放心，对我的品德也绝对放心，所以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党工作。我对他，也是绝对放心。我们相信，对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心中都只有对方；无论什么人在我们面对说什么好话或坏话，都一笑了之。
例子九我和董加耕1962年自从相识后，相互只有对方，心里装不下别的任何人。觉得两个人成了一个家，就应该要对家庭有一种责任。追求董加耕的美女如云，他高到在团中央工作，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知青标兵，可他想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想的是对家庭的责任，照顾好老人、妻子，教养好孩子，所以外边的世界再好，他都不忘自己的责任，从不沾花惹草。所以党组织很放心他，我们全家都很放心他。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董加耕工作忙时忘记家庭，我记住对家庭的责任，照顾家庭，从不考虑当官谋财，从不羡慕外面的花花世界。董加耕倒霉时，有人叫我和他划清界线，组织上做工作，两方父母也做工作，叫我离开这个家。我考虑夫妻恩爱，同甘共苦，肯定有苦苦甜甜的，不可能一帆风顺，相互都要能承受，必须担当起家庭这个责任。我永远记住董加耕说的两句话：你能接受这么大的荣誉，就要承受这么大的磨难。他对我讲的。
例子十我们现在都七八十岁了，经常为小事争吵。董加耕由于五次受审查，住小班的时间太长，被迫害心里憋屈，患了冠心病且比较严重，过去被打的地方现在经常疼痛。他还患有高血脂、重度脑梗。我特别不放心他。他睡觉时打呼噜，我们通过协商分开睡觉。可我不放心，经常夜间去看他。如果听不到他打呼噜的声音，就去摸他。我是学过医的，他大把大把地吃药，我总看着让他按标准吃。董加耕忘不了过去的苦日子，剩饭剩菜，他都要想办法吃完。为了这些事，我经常和他争。有时我告诉儿子，儿子对他老爸说：“妈妈是爱你的，是爱护你的，你肚子不好，剩下的饭菜就不要吃了，更不要吃药太多。”儿子这么一说，把我们俩都逗笑了。
再说，我也有两个坏毛病：一是由于董加耕被审查，我焦虑不安，落下了失眠病，有时几天几夜睡不着觉，走路随时会倒下来。经常这样就造成了高血压、心脏病以及脑神经过能症。由于长时间夜里外出奔走，还引起了全身风湿性关节炎。二是由于生孩子时抄家被吓唬，从1971年到现在四十多年。我夜里梦哭的时候不少，发病厉害时就要住院，董加耕看到我这样心里难过。我经常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责备自己，就拼命地加强锻炼，小病不告诉他。可他特别关心，经常到我床头来问寒问暖。我60岁以后住了几次医院，每次身上疼痛，他都帮我推拿。我住院期间，他日夜守护在我身旁，不时地问这问那。我俩有时也会争论，但只要有一方知道自己错了，马上检讨。比如他错了，他会说：“老郝，对不起，我错了，今后改正。”假如我错了。我马上到他面前检讨说：“董郎，对不起，我做错了，无论你怎么打我骂我，我都不生气嘛，只要你不生气就好。”我们这样，孩子们在外边也就很放心。他们三个孩子回家从来没有空过手，我们两个人的衣服、鞋子都是孩子们给买的。每个星期，他们都打一两个电话来，问寒问暖。孩子们回家，有的打扫卫生，有的帮助做饭，有的帮助洗衣服。再说董家、郝家的侄男侄女，他们只有受株连的份，没有一个沾到光。他们自力更生，到外面去挣钱，从不记恨我们，还经常回来看看我们。我们有这样已经很满足了，为党为人民受的委屈，从不放在心上。
例子十一我们夫妻在群众面前威信比较高，究其原因，我认为，一是愿意吃亏，二是奉献精神，三是低调做人。我们与朋友、亲友、邻居、同事和庄上的群众，干部共事多年，从来不想多占别人一点便宜，只有比别人多花钱、多做事，多吃亏，比如在大集体种田时，我们都挑重活，脏活干，好活轻活给别人干，而且是一样的工分。群众见此情景，哪有不拥护的呢？我记得有一次，与我家邻近的一个村干部的田里稻子长得比我家的差，他老婆对其丈夫说，我放了他家的肥料。如果是一般群众，肯定要跟她家吵个没完，但我走到他家诚恳地说：“我从不会要群众的一针一线，如果我放你家的肥料，就喝你家厕所里的大粪。”他们听我这么一说，感到难为情。从此，我们还是好朋友。这事让群众对我刮目相看。当年在尚庄、董伙时，我经常回家很迟，有时孩子肚子饿了，就在别人家里吃一碗半碗的。我心里有数，总要给人家双倍，我在放学后一般到田里干活，孩子们在外边玩，有时跟人家打架，经常打得鼻青脸肿的。我不但不去找人家孩子算账，反而劝人家父母亲不要打孩子。现在这些孩子都五十多岁了，遇到我们还提起我们当年对他人宽容的事呢！我们都认为，与人相处吃亏是应该的，所以从不计较这些事。
二是奉献精神。我们认为，无论到哪个地方，都有好事和巧事，可我们想的都是奉献，比如做农活时，自己做完了，要千方百计地帮助别人。做工作时，每到一处，有关公益的事情，我们抢着做，比如过去没有公勤员，早上到办公室先要烧开水，打扫卫生，来客倒茶，我们都抢在别人前头去做。又如，我们每到一处相处不少人，有媳妇与公婆闹矛盾的，有父母与孩子之间产生矛盾的，有姑嫂之间有矛盾的，等等。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人有什么矛盾，我们都主动说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为了救人命有多少次帮助做工作。做这些，我从不计较自己的时间，想的是：只要对人民做有益的事是应该的，从不计算报酬，不争名利。即使走在路上，看到老人要帮，看到小人闹要说和，让人高兴离开不留名。这是我们一贯的奉献精神。
三是低调做人，董加耕那么高的地位，在家和农民一样的劳动，拣重活脏活干，与群众谈天说地，把群众的事当作头等大事。比如：他到边远地区解决矛盾，调查情况；到地震灾区抗震救灾，一去就是几十天；到农村抗旱排涝，这些苦活都是他领先，从不叫一声苦。我工作四十年后退休，每个乡镇的熟人特多，从不拉帮结派，从不多拿一分钱的东西。我认为是老百姓，就该安份守己。我坚决不当领导，但做的工作不比别人少，每到一处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和三八红旗手之类。总的一点：我们只会做工作，不会制造矛盾，不会要名利，所以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爱护。我们会永远在群众之中。
我们教育孩子们要学习和继承爷爷，要有立志务农的志气；改变家乡耕作制度的胆气；文革中站稳立场的骨气；面对贪污的浩然正气，祖祖辈辈跟党走的勇气和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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