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与还原：鲁迅这个人（1）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李静 时间:2016-09-23 点击:
编者按：今年是鲁迅先生（1881.9.25-1936.10.19）诞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为纪念这位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立人”精神的伟大源头，热风版——这个借用了先生杂文集名的版——今日和10月13日将刊出专版，通过采访几位卓有成就的鲁迅研究者，来正视数十年来对先生的若干误读与误解，还原他的几许真相与真意。人们需要看到鲁迅先生的真实肖像。但愿本版的努力，能将公众对“鲁迅真相”的认知，推进一毫米。
鲁迅53岁生日照
受访者
张梦阳，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著有“鲁迅大传·苦魂三部曲”、《鲁迅研究学术史概述》等；
赵京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著有《周氏兄弟与日本》、《寻找精神家园》等，译著有《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近代的超克》等；
止庵，学者，作家，编有《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与王世家合编），著有《周作人传》等；
黄乔生，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著有《八道湾十一号》、《鲁迅：战士与文人》、《鲁迅像传》等，编有《回望鲁迅》、《回望周作人》等丛书；
高远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现代如何“拿来”》等。
鲁迅的字
误读1
鲁迅是打人的“棍子”
李静：我们经常会说：“鲁迅是被误解最深的文学家。” 对他的误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其中最深的误解，就是把他当作一条打人的棍子。原因是什么？
黄乔生：一个人是难免被误解的，伟大人物更引人瞩目，更被人详细考察，也就更容易被误解。所谓的误解（误读），应该分为有意和无意。如果是无意的，那或者因为我们与历史人物所处时代和社会有隔膜，因而理解不了他的意图和心情，这是可以弥补的；如果是有意的，那就是“曲解”，应该纠正。
后人对鲁迅的误解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评价过高，或者过低，可能因为怀着什么目的，可能因为同情理解不够；二是对一些事实没有弄清楚，对鲁迅所处的时代不熟悉，因为材料的限制，不明白真相。
我认为，研究鲁迅，首先应该弄清楚基本事实，并对这个历史人物有同情的了解。不能一味崇拜，把他的一字一句都当真理。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神”的人。鲁迅是文学家，他的文字是不是完全可信？要不要做些考证，这其实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过去常有偏颇，或者思考不周的地方。
利用鲁迅来打压政治对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很普遍的，鲁迅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这就是利用，是有意的曲解。我曾把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中出版的鲁迅言论集做了梳理，写成《20世纪70年代鲁迅批孔反儒形象的塑造——以批林批孔运动中鲁迅言论集为中心》一文。我发现，将鲁迅文本中的一些精彩的或有用的段落摘出来，编辑成《鲁迅语录》、《鲁迅箴言》之类，颇有风险，会造成对鲁迅思想文章的有意无意的曲解和误读。
有的误解是因为读者不了解鲁迅当时的处境，对鲁迅生平和时代背景知识有所欠缺，看到表面现象就下论断。例如，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来，鲁迅在已经有一位妻子的情况下，与一位青年女子同居，法律意义上就是重婚。但如果认真地看一些资料，理解鲁迅的真实处境，对那个时代社会生活有一些了解，就不一定明确宣布这是道德败坏和违法乱纪了。
鲁迅自己也误解过别人。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学生到他家骚扰一回，他就怀疑这是有人指使，因此还写了一篇文章《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后来知道了真相，赶紧声明道歉。性格多疑，是很容易误解别人的，鲁迅在这方面很警惕，后人应该引以为鉴。作为研究者，作为后代人，对于前辈，务必要实事求是，平心而论，不能存利用之心，不能有偏颇之意，更不能恶意地迁怒。
鲁迅的字
误读2
鲁迅在“幻灯片事件”上有意说谎
李静：在鲁迅的自述中，他弃医从文的理由是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后来有日本学者考证说，并不存在那样一张幻灯片，这个场景是虚构的。就像他后来在《野草》的《风筝》里，也虚构了一个粗暴地毁坏弟弟风筝的“我”，后被周作人和周建人证明没有这回事。您怎么认为？他虚构的动机是什么？
止庵：鲁迅在其通常被视为“记实”或“回忆”的文字中，虚构的内容并不止你所列举的这两例。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他有所误读——关于鲁迅，其实有个“读法”的问题，但是好像一直没有人对此认真考虑过，包括那些毕生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从本质上说，鲁迅最接近于一位诗人，他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他需要这样的事实，或者说他盼望事实如此，这有点类似于写《反回忆录》的马尔罗。
中国人被当做俄国侦探，被日军砍首，围观的中国民众神情麻木。此为当时日本报纸的报道。1905年摄于中国东北开原城外。
赵京华：鲁迅提到留学仙台时于课间看到过日俄战争时期日军处死给俄国人当侦探的中国人幻灯片，主要是在追述早年生活的《〈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两文中。的确，在如今的日本东北大学（前身为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还保存有15张日俄战争的幻灯原版片，但其中并没有处死中国人“俄探”的内容。对此，日本学者渡边襄先生曾做过详细的调查和整理。不过渡边襄同时指出，在当时的报刊和杂志上曾有关于处死中国人“俄探”的新闻报道和插图、剧照等，鲁迅对这些应该是有所见闻的。就是说，鲁迅的记忆可能有虚构的成分，但并非一无所本。他“虚构”幻灯片事件，无疑是为了更好地托出自己早年弃医从文的人生选择，赋予其后来所从事文学事业一个生动有力的“理由”。我们从鲁迅的追叙中，可以形象地了解到其文学的起源，包括以启蒙的文学来“立人”和“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形成过程。
高远东：“幻灯片事件”因为直接导致鲁迅“弃医从文”行为的发生，被视为是鲁迅文学发生的原点之一，鲁迅在《呐喊·自序》也是这样解释的。一些人因为否认启蒙是鲁迅文学的出发点，进而质疑“幻灯片事件”的真实性，如竹内好《鲁迅》的观点，非得把鲁迅文学的发生假定在鲁迅在绍兴县馆抄古碑的幽暗时间，但这是玄学而非事实。一些人从实证的角度怀疑鲁迅讲述的真实性，因为至今没发现情节和构图完全符合鲁迅描述的幻灯片，如李欧梵和王德威。据日本东北大学的学者研究，部分符合的有（如日军枪杀或刀砍俄军的中国人间谍并有中国人围观），基本符合的新闻图片（不是幻灯片）也有。因此一般认为“幻灯片事件”可能是鲁迅有关经验的诗性概述，并非传记性事实。就现有事实而言，这样解释有其合理性。不过实证结论必须穷尽一切事实证据才行，才是真实可信的。由于条件所限，这在今天已不可能做到了。因此仅凭极其有限的实物，就得出鲁迅“幻灯片事件”是虚构同样是不足采信的。我相信“幻灯片事件”中的屈辱感是真实发生在鲁迅内心的，也相信“弃医从文”这一铁定事实，也愿意相信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就我个人而言，在没有确凿的铁证否定鲁迅回忆的情况下，仅凭推论和不完全证据，是不能让我采信质疑者的说法的。在两者之间我是宁信鲁迅而不信质疑者，因为就“弃医从文”这一行为而言，鲁迅的内在动机及与其环境的互动，是极其微妙和主观的，几十年后研究者的理解和推测，已属隔之又隔了吧。另外，主要是鲁迅没有作伪的理由。
至于《野草·风筝》中的叙述，情况和《呐喊·自序》不一样。《野草》属创作，不是写事实。周作人周建人从事实角度看那篇作品，本身就比较奇怪。可能和作品写了回忆有关吧，不过《野草》中的回忆和《呐喊·自序》的回忆属性不同，一为作品一为创作谈，不能一视同仁。
误读3
兄弟失和，势不两立
周作人（1885-1967），学者，作家。原名櫆寿，字起孟，又字启明，晚年用名周遐寿，鲁迅的二弟。
李静：关于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这段公案，假如排除今天已无法证实的私人原因，您觉得兄弟二人在精神上会有“分手”的一日吗？他们二人精神层面最根本的不同在哪？
止庵：在我看来，周氏兄弟不是因为在精神方面的不同而导致失和，而是失和造成他们在精神方面的不同，虽然不是立即造成了这种不同。在二人失和几年之后，准确地说是在与创造社、太阳社之间发生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之后，他们分别向着不同方向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和立场，这才显示出彼此精神方面的不同。我想这也许是因为失和使两人的交流出现障碍，抑或有意要与对方区别甚至对立。此后鲁迅是左翼文学运动的领袖，而周作人比以往更明显地成为一个个人主人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者和一个文化批判者。尽管如此，两人也并不是全无一致之处。
高远东：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事，对二人情感虽都属精神创伤，但客观而言，对二人的精神发展都是有益的。二人都是五四新文化的巨子，从相近相连的两棵大树分别长成了两片独立的树林，各有花木，各有种属。互相映衬，多好！至于二人的不同，在思想上他们应该是同大于不同吧：鲁迅是新文化之阳，周作人是新文化之阴。
止庵：在我看来，周氏兄弟不是因为在精神方面的不同而导致失和，而是失和造成他们在精神方面的不同，虽然不是立即造成了这种不同。在二人失和几年之后，准确地说是在与创造社、太阳社之间发生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之后，他们分别向着不同方向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和立场，这才显示出彼此精神方面的不同。我想这也许是因为失和使两人的交流出现障碍，抑或有意要与对方区别甚至对立。此后鲁迅是左翼文学运动的领袖，而周作人比以往更明显地成为一个个人主人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者和一个文化批判者。尽管如此，两人也并不是全无一致之处。
高远东：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事，对二人情感虽都属精神创伤，但客观而言，对二人的精神发展都是有益的。二人都是五四新文化的巨子，从相近相连的两棵大树分别长成了两片独立的树林，各有花木，各有种属。互相映衬，多好！至于二人的不同，在思想上他们应该是同大于不同吧：鲁迅是新文化之阳，周作人是新文化之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