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八十周年

来源:广西师大出版社 作者:陈丹青 时间:2018-02-22 点击:

一、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几十年来,中国历史远远近近的大人物几乎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从五十年“政治话题”到近二十年的“鲁迅争议”,中国毕竟有所进步了,今天,鲁迅的读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鲁迅生前的语境。
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还原”。
鲁迅先生的寿命是五十多年,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鲁迅著作是一份遗产,被极端政治化的鲁迅是另一份遗产。鲁迅的幽灵、鲁迅的读者,八十年来始终在两个鲁迅、两份遗产之间游荡。
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歌德、黑格尔、托尔斯泰、尼采、马克思……都是巨大的历史公案、文化公案,他们在身后也不断被解读、塑造、发掘、延伸。他们属于不同的国族和时代,但不属于政权;他们对文化与政治发生深远影响,但从未被现实政治吞没;他们的主张阶段性过时了,因为后人接续了他们的文脉;他们历久常新,因为他们早经熔铸为文化之链与历史坐标。
鲁迅身后的命运正相反: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头牌,但始终抵押在政权手里;他对现实政治其实毫无影响,却沦为政权的超级打手;他被悬置,但难以过时,因为他身后既不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等量齐观的人物;他历久长在,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响,而是最高规格的孤立状态;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与当今文化难以建立活的关系。
相比被封杀、被遗忘,鲁迅身后的命运与处境更其诡谲,更其悲哀。
九十多年前,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
今天,我们的命题可能是:“救救鲁迅”!
二、我始终觉得,鲁迅根本无法还原,重要的不是鲁迅,不是还原,而是“我们”的变化。
最近,香港凤凰台来访,给我一组关于鲁迅的质疑。有的早就听过,有的闻所未闻。在半小时访答中,我无法展开谈论。现在顺着问题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见,问题在我们,在那份鲁迅政治的遗产。
其一,鲁迅可以商榷吗?
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极权文化才会提出的问题——所有人物与思想都可以“商榷”,理应 “商榷”。但我不用“商榷”这个词,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当“商榷”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正是抹杀批评,禁止怀疑的年代,我们是思想被封锁被掐灭的几代人证。
其二,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
我的回答是: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直至珠圆玉润。
其三,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
阿弥陀佛!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有趣的倒是看看别的国家、别的时代,文学家思想家怎样骂人:有人问福楼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向他们头上倒粪便;托尔斯泰一辈子骂人,谁都骂,骂皇帝和教主,骂莎士比亚和尼采,骂前辈赫尔岑,骂老朋友屠格涅夫,当然,也骂他自己;尼采的咒骂则指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说,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稣,而“耶稣教”是两千年来欧洲最大的政治……
三、我们几代人早已被塑造为另一群物种。我们的思维模式、话语习惯、价值判断及无数生存细节,几乎无法与鲁迅及他的同代人衔接对应。我们的困难不是不认识鲁迅,而是不认识我们自己。要还原鲁迅,恐怕先得借助鲁迅的生存经验,做一番自我还原:
譬如,
鲁迅在中国数度迁移,但不必到派出所申办户口或暂住证;
鲁迅与好几所大学有受聘解聘的关系,但从来没有一份人事档案尾随其后;
鲁迅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但从未受制于任何单位领导;
鲁迅被特务监视,但弄堂里没有居民委员会;
鲁迅的文章常被封杀禁止,但从未写过一纸思想汇报与书面检讨;
鲁迅被多位友朋明攻暗伤,但并非出于卑怯的检举揭发;
鲁迅被不同阵营污蔑围攻,但从未被国民政府“打倒”并发动全国性批判;
鲁迅活在战祸频仍的时代,但从未领教过举国民众的武斗;
鲁迅最擅逃亡,但不是为了逃避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或遣送下乡;
鲁迅活画出旧文人孔已己的凄惨末路,但对学者教授沦为囚犯或贱人的经历毫无感知;
鲁迅为我们留下永恒的阿Q,但绝想不到阿Q同志后来可能当上役使乡民的村长,甚至县长;
鲁迅私通乱党,名列通缉,但从未被戴上一顶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帽子,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被平反的狂喜与委屈;
许多人讥嘲鲁迅是位“绍兴师爷”,可他从未经手一件我们时代哪怕最卑微的“冤假错案”;
兄弟失和诚然是鲁迅最难释怀的内伤,此外,要论无可申说的个人委屈和无妄之灾,他身后的大小文人都比他阅历深厚;
晚期,鲁迅主动阅读马克思学说,但从未被命令以唯物主义检讨、修改、以至公开否定自己的著作;
不消说,他从未申请入党,从未听说全国文联作家协会,从未被阻止或恩准阅读“内部文件”,从未由于行政级别分到或分不到一间住房,从未受过哪位人事处科员的威胁或奉承;
他的葬礼与为他抬棺的巴金同志的葬礼完全不同,不是国家操办;
他被覆盖《民族魂》大旗的殊荣不是根据国务院或中宣部的指令;
还有,鲁迅生前从未见过粮票和布票。
四、八十年历史,是我们与鲁迅成为彼此的异类的历史。
今天不论怎样谈论鲁迅、阅读鲁迅,我们的感知系统或研究手段,其实都很难真的奏效。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岂止是他,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与人格类型中,消失净尽。
我们只有一位鲁迅。当我们这代人被纵容阅读鲁迅及不准阅读胡适,乃出于同一的原由和性质。而鲁迅死后,他的价值追求便被成功地窒息:或者割裂、或者歪曲,休想继续传递、提升、展开。
鲁迅的大半命题在今日中国远未过时,却被迫停在过去时。同时,那份政治化的鲁迅遗产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输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迹象——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而今 “与时俱进”的国情又将鲁迅和马克思的脸涂得又红又白,他们仍然被孤零零吊在中国现代史上空,既当圣人,又做恶人。
不是吗?今日千千万万中学生大学生对马克思或鲁迅敬而远之,又不得不与之周旋:他们年年必须背诵马克思教条(俗称“马概”)以便通过政治考试,又年年被迫阅读鲁迅并书写读后感。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鲁迅有哪些价值?孩子们根本不在乎。在今日知识谱系中,马克思与鲁迅被重视的程度是半世纪以来最低点,除了屈就而厌烦,年轻人对他们没有尊敬,没有爱。
这也是为什么维护或质疑鲁迅的种种絮叨,均难发生真的影响和说服力。
鲁迅早将自己烧毁了,他的价值可能照亮的,应该是我们——我们愿意被照亮吗?

节选自《笑谈大先生》(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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