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过去了，提起本村上海知青刘育英，村里现年80多岁的老支书陈旭勤仍然是感慨万千，念念不忘，迭声称赞这位在农村整整待了九年、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上海女娃，是“群众的好领导，党的好女儿”。

刘育英原是上海市平凉中学1969届初中毕业生。在1970年3月20日，她作为学生干部带领10名知青离沪，到逊克县逊河公社跃进大队插队落户。那时候的跃进大队，其实名不符实，那是一个袖珍版的小山村。全队仅有12户人家50余口人，依赖40垧耕地糊口填肚子。生产工具除了传统的弯钩犁，还有几匹役使马与几头役使牛。村道上脏乱差，鸡鸭猪羊牛马遗粪比比皆是，一不小心就会踩上一脚。下雨落雪天，道上泥泞，难于步行。那时是全公社贫穷落后的生产队。

知青的到来，让这个小山村沸腾了。老百姓看着眼前这些长得白白净净、细皮嫩肉的城市娃，既高兴又心疼，热情地把他们拉到家中嘘寒问暖，端上了热汤热饭。乡亲们的关怀温暖着知青的心，刘育英由此开始了她的插队生涯。

她刚到大队，作为知青代表参加队革委会，先后担任过民兵排长、团支部书记、知青食堂炊事员、赤脚医生，还放过羊，最后成为全队的领头雁——村党支部书记。在农村九年，她坚强、执着、肯干、热心，赢得老百姓很高的赞誉。

知青的好当家

知青们初来乍到，借住在老社员家里。他们和老百姓同住茅草房，同睡一铺炕，晚上点的是煤油灯。在昏暗的光亮下，知青还是认真地看书写字，鼻孔熏得黑了。住的问题不算小事，吃的问题更严峻。知青正处在长身体的年龄，白天繁重的体力劳动，亟需有食物补充体能。但是东北的三四月，正是蔬菜青黄不接季节，知青食堂每天的菜单就是“老三样”，就是过冬的白菜、萝卜与土豆，很难的见一点荤腥。“老三样”，被知青们戏称为猴子敲锣“汤汤汤”。在知青食堂干活的人往往是吃力不讨好，每天承受窝囊气。派上去的人，干干，就撂挑子了。几轮过去，谁来担当？大队革委会安排刘育英挑起这副担子，刘育英二话没说，当上了食堂炊事员。为了改善伙食，她起早贪黑，先在每天三餐的主食上下功夫，即使是白面馒头与杂粮稀饭的做法，也是经常变着花样。她还在副食上下功夫，利用食堂下脚料养猪养鸡，带领知青在房前屋后种植本地蔬菜以及南方菜类；她认真保管知青们的口粮，经常倒库、通风、晾晒，防止粮食霉变。繁重的体力活，经常累得她腰酸背痛，胳膊抬不起来。但她咬牙坚持着，努力着，使知青食堂满意度有了大提升。有一次，村里一些社员家里发生鸡瘟，她闻讯后第一时间赶到食堂。看看自己养的鸡还好好的，但怕染上鸡瘟，她只能忍痛割爱，决定把鸡全部杀掉。从未杀过鸡的她用了个笨办法，直接把十几个鸡的脑袋剁了。

她心系同伴。一次去县开会，到车陆公社下道干大队去看望中学同学。同学得知她插队在沟沟里，生活艰苦，特意送了一条大江鱼给她。她二话没说，拎起大鱼就往远在150里开外的跃进屯赶。在食堂里与知青们一起分享鲜美的鱼汤。大家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黑土地的隆冬来临，下乡的第一年春节，大部分知青没有回家，留在村里过年。为了减轻知青们思乡的忧伤，她尽量搞好知青食堂伙食。她学着推磨做豆腐，在小山村本来寒冷寂静的夜里，从知青食堂传出慢慢的轻轻的推磨声。蔬菜豆腐配着猪肉，她做出十来个菜，让大家吃到香喷喷的年夜饭。她和伙伴们说着笑着唱着，以大家庭的温暖，冲淡了对家的思念。

无私的好青年

由于她在农村的突出表现，在1972年乡亲们推荐她去上大学。当时本大队落到一个上海医学院的名额，对上海知青来说那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但刘育英考虑到知青小刘没有母亲，本人还体弱多病，她坚定地说服大队领导把这个机会给小刘。小刘满怀感激之情去上海读书深造去了，刘育英还继续奋战在这片黑土地上。乡亲们对这位心地善良无私的姑娘充满了敬意。

隔年，队里又来了15名北安知青。有一次，安排北安女青年在宿舍剥麻。生产队新建的知青宿舍里放了满满一屋子麻杆。由于缺乏经验，炉膛的火把麻杆点着了。刹那间，火焰腾起，浓烟滚滚，在屋里干活的北安女知青被这场面吓呆了，不知谁喊了声：“刘姐，着火啦”！她闻讯后带头冲进屋子，一边抱着麻杆往外扔，一边呼喊:兵分两路快救火！女青年们这才缓过神来，扑火的扑火，浇水的浇水，一屋子的麻杆全部抢出，火被迅速扑灭。望着每个人的大花脸，她们都会心地笑了。

她干活风风火火。一次在食堂切菜不慎伤到了大拇指，伤口一时难以愈合。大队领导见状，叫她暂时离开食堂，去放集体的羊。她干一行爱一行，每天早起把羊圈打扫得干干净净，为了让羊吃上新鲜的嫩草，她经常把羊赶到离村子很远的地方，羊群返回时都会发出吃饱喝足的满意叫声。一次，她发现一只刚出生的羊羔不能站着吃羊妈妈的奶，饿得有气无力，她就把上海带去的奶粉冲成牛奶喂小羊。小羊得救了，“咩咩”地叫，她就像自己喝了牛奶一样心里甘甜。在公社知青代表会上，她作了题为《我为革命放好羊》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当年的《黑河日报》刊登了她的这篇文章。

乡亲的贴心人

1974年因工作需要，她担任起大队赤脚医生。这对医药知识一窍不通的她来说，又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她在公社卫生院培训一个月后走马上任，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卫生院的培训资料不能满足她的求知欲，急忙写信给父母求助，从沪上寄来了医学书籍供其阅读。跃进村本是“克山病”与“大骨节病”的重灾区，道上可见老社员以及家属患大骨节病的比较多。她经过仔细阅读赤脚医生手册和其他医书，得出心得体会：地方病的客观原因是本地水源有问题，但是在主观方面，老百姓缺乏卫生常识、缺医少药也是问题。水源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但是，她认为在推广卫生知识、树立防治地方病的信心、积极配合医治疾病等方面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于是，她在村里积极宣传防病治病知识、帮助大家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她上山采草药制成药剂，保障患者有治疗疾病的药物；她组织妇女进行妇科病普查，帮助她们改善卫生条件。她的宣传和行动向乡亲们打开了一扇科普知识的窗，他们心里豁然开朗了，了解了许多以前懵懂的知识，极有利于地方病的预防与医治。她成了群众信任、可以依靠的赤脚医生。

生产队有一姓陈的社员，家庭生活困难，老婆因忧郁症，跳井自杀，尽管打捞上来时已经停止呼吸。但刘育英仍不肯放弃，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进行人工呼吸，实施心肺复苏抢救，直到最后…… 老陈的孩子生病送医院救治，刘育英日夜陪护照顾，给失去母亲的幼童送上了暖暖的母爱。刘育英对乡亲们倾注了全部的情感，大家信任她，爱戴她。尤其是妇女，家里的大事小情都爱找她唠唠，说说心里话，见面时一开口，就是亲切地称呼：“刘啊”。她显然已经成了她们的贴心人。

群众的领头雁

由于知青的到来，公社下拨了拖拉机、收割机等机械设备。队里原来的40垧地显然不能适应发展，开荒种地，扩大耕地面积成了当务之急。但由此引发了与临近的军马场九连的矛盾。九连机械化程度高，人员也多。他们不顾跃进村民的反对，在已被跃进社员开垦的土地上播种了小麦，又再撒上燕麦。跃进大队干群不干了，要与九连理论。矛盾激化，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大队领导先后向公社和县机关作了汇报，请示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军马场是省管单位，县机关领导建议跃进大队直接去省城解决问题。大队领导在物色人员时，首先想到了处事稳重、有见识又有胆识的刘育英。刘育英既感觉到事态严重，又清楚解决此事的重要意义，所以就挺身而出，带着另一位社员代表连夜搭车去省城哈尔滨，上访省革委机关。在那里，一位省级领导亲自接待她俩，在跃进“状告书”上签署意见，责成黑河地委解决此事。她俩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黑河城，拿着“尚方宝剑”来到黑河地委，地委非常重视，很快进行批复，明确划分了地界。就这样，刘育英上访成功，依靠上级组织理性地解决了问题。老百姓奔走相告，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开荒种地了。因为划清了分界，跃进大队与九连的关系反而越来越好了。

刘育英下乡后，一直追求理想，申请加入党组织。但是，她的入党问题受到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变得很坎坷。因她母亲所谓“历史问题”的牵连，她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其实她母亲在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因为在白区，从事秘密的地下工作。到了“文革”初期，一大批解放前曾在白区工作的党员遭到无妄打击。她母亲也遭到批斗。尽管她表现出色，总有人以“家庭问题”为由表态：再考验考验。直到1976年初，她终于获得本队党员以及社员群众的一致认同，通过了入党申请，被纳新入党了。当年又出任大队支部书记，这是众望所归，水到渠成。此后，她以磊落、坦诚、无私、坚毅的品格影响着全大队群众。全队干群同心协力，大干苦干搞生产，开源节流创效益。他们大队由原来的40垧地发展到200垧，粮食总产量70万斤，公社五项指标评比，跃进在四项中独占鳌头，彻底打了翻身仗。

刘育英用她一颗赤诚的心温暖着父老乡亲，用坚毅和执着帮助大家脱贫致富，也用她无愧于心的青春述说动人的故事。

附记：

几年前，刘育英携其先生专程探访第二故乡，来到了跃进村。她了解到跃进村现有44户人家、203口人，还是以种地为主。耕地约400垧。有15—30马力四轮车农用车30台、31—55马力的机车37台，80马力以上的机车10台。还有收割机8台，家用小汽车31台。全村人在县城里买楼41户（套）。跃进村学子已有20名大学毕业，2名在读研究生。年粮豆总产量在500万斤以上。平均每人向国家交2.5万斤粮豆。她得知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村里的老人见到刘育英也是十分兴奋与激动，纷纷说：跃进村民有钱了，都亏党的好政策，也得益于当年知青留下的好底子，尤其是刘育英这样的好青年，不仅是在当年带领大家摆脱了贫困，还影响教育出当地的年轻人，敢于拼搏，善于学习，才有今天的跃进村新面貌。
 
（责任编辑   晓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