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见《山海经》中无尽宝藏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栾吟之 时间:2023-12-09 点击:
《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及神话的重建》刘宗迪 著商务印书馆
图为清代地方官府绘制的河南府登封县境内水系分布图《登封县河图》（资料图片）。《山海经》中的《海外经》和《大荒经》原本是两幅绘制于商代晚期的地图，这两幅地图早已散失，我们今天看到的文本是对这两幅地图的记述。从这些文字记述可以看出，这两幅地图采取中央透视的视角，用写意图像描绘海洋、山丘、河流、泉渊、沼泽等自然景观和众多方国、都邑、祭祀圣地等人文景观，在景观图像旁边标注地名、国名以及简单的文字说明，图的中央书写了一长段大禹造地和众神造物的神话。直到明清时期的地图，还延续了这种中央透视、图文并茂、纪实加写意的制图传统。
古书《山海经》，近些年为什么这么火？或许人们觉得它是“怪物志”，就像鲁迅先生在《阿长与〈山海经〉》中所写，书里“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让幼时的他渴慕不已。
在学者刘宗迪（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眼里，《山海经》不仅是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学典籍，而且还是一部时间之书。它所呈现的四海八荒的空间格局和殊方异物的博物知识，是战国秦汉之际知识界赖以想象异域、构建世界的唯一的知识来源，而那些仅从地理学角度无法解释的内容，从天文学和时间范畴来理解，就会迎刃而解。
用现代科学知识“解码”古代宝书，让我们跟随《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及神话的重建》（以下简称：《众神的山川》），进入那个众神守护大地、星空与山峦交辉的“前华夏”世界。
记者 栾吟之
这是一份上古
“自然资源调查报告”
读书周刊：所有曾经翻阅过《山经》的读者，印象最深的可能都是书中触目可见的怪兽异鸟。但您的解释很让我信服。比如“柢山之鯥，鱼类而陵居，其状如牛，蛇尾有翼，身生羽毛，一身而兼具鱼、牛、蛇、鸟之形体……”您说柢山上的鯥只不过是穿山甲，因为上古时期博物学初创，尚未建立像现代生物分类学这样的语言体系与描述方式，更没有博物绘画术和照相术，按照当时的描述方式，形形色色的动物都被当成怪物。难怪读者会评价，您的一系列《山海经》相关著作“为怪物卸妆，为神话祛魅”。
刘宗迪：《山海经》是一部非常古老的书，也许是中国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一部书。但它长久以来被当作怪物志、妖怪谱、神话书，这些根深蒂固的成见障蔽了人们的眼目，阻挡了通往《山海经》世界的道路。想要真正找到进入那个古老世界的道路，必须扫除各种成见。
其实，《山海经》本身就是一幅“山中藏宝图”，也是一幅古人留下的时光地图。一旦读懂了它，不仅能按图索骥发现古人藏宝的地点，还能在这幅时光地图的引领下穿越时光，回到那个神秘的“前华夏”世界。所以，与其说我是给这本书“祛魅”，不如说我给这本书“复魅”，把涂抹在其上的那些无中生有的误解和浮夸去掉，恢复其真正的魅力。
读书周刊：我们要把《山海经》拆分为《山经》和《海经》分开解读吗？
刘宗迪：是的。《山海经》包括《山经》和《海经》两部分，两者虽有关联，但无论是内容、体例还是成书过程，都大不相同，它们原本是各自独立的两部书，因此要分开来谈。简单地讲，《山经》是一部自然地理博物志，而《海经》则是一部四海方国民族志，前者讲的主要是自然地理，后者则主要是人文地理。
读书周刊：那么先说相对易懂的《山经》，您是第一个给各种山川和怪物“拉清单”的人。
刘宗迪：为了全面理解这部书，一个办法就是列表、拉清单，一旦把书中记述的各类内容、事物列出一个完整的清单，书的性质就一目了然了。《山经》26篇，分别按照特定走向，依次记述了将近500座山峦、200多条河流，以及生活、蕴藏于这些山、川中的数百种兽类、鸟类、鱼类、蛇类动物和植物、矿物等，头绪分明、脉络清晰，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自然资源调查报告。
《山经》的作者是最早的自然探险家，他在崇山峻岭、深谷密林中独自探险，所到之处，猛兽潜藏、毒蛇出没、怪鸟来往，但他保持着冷静，以科学家一样敏锐、细致的观察力和会计师一样条理分明的记录能力，系统地梳理出一份山川自然资源的地理博物志。
山川是自然资源宝库，古人更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所以无论古今中外，国家都重视对自然资源的调查与开发。在《山经》成书的上古时期，一定不乏此类国土物产志或山川博物志，但这种文献属于官方文书，只是写给相关部门的官员看的，而不是给一般人阅读的。这些档案或账本藏于官府，不会流传于民间，由于改朝换代、古国覆亡，此类文献大都随之散失，《山经》可能是唯一有幸流传下来的。
读书周刊：《海经》也是一部类似的“调查报告”吗？
刘宗迪：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海经》包括《海外经》和《大荒经》两部分，它们都是“看图说话”，是对古地图中画面内容的描述和解释，这幅地图非常古老，当出现于商代晚期。西周、东周时期，这幅地图大概也是一直藏在秘府，一般人看不到，到了战国时期，王纲解纽，官府图籍散布民间，这幅图才被当时的学者看到，为了便于抄录、传播，有人将图画转写为文字。因为图画不利于复制、传播，所以只有文字传了下来。这部书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古史地理信息，对于上古历史地理研究非常重要。
读书周刊：既然在您看来《山海经》这么有价值，那为什么后来的地理学家都不太重视它？
刘宗迪：首先是因为书中充斥着众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神灵物怪、海外异人，内容光怪陆离，驳杂夸诞，所以人们都把它当成海外怪谈来看，没当成正经书。其次，就算有人认识到这部书的地理学价值，但由于对它的地理记述方式、地理范围等问题缺乏科学的认识，因此也无法正确估价这本书的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史料价值。
神话背后的
原始天文学和地理学
读书周刊：您的概括很有意思——《山海经》构建了一个以上帝为中心、以天地山川群神为主体、以祭祀为表达形式、以地理景观为依托的原始宗教地理学体系，与这种体系相伴的许多原始神话，或许正是我们了解我们的先民的一把钥匙吧？
刘宗迪：《山海经》记载的众多上帝栖居之地和众神司掌之山，都是上古宗教祭祀的圣地，是古人祀神祭天的地方。这些场所被古人选作圣地，自然源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独特景观。圣地一旦被选定，就被赋予了神圣性，这种神圣性借由祭坛、神庙、碑石等人工建造的方式被标识，与周围广袤的山川大地区别开来，作为世世代代朝圣、祭拜的场所。
圣地的意义诉诸神话，流传于世的许多传说从圣地、神庙、遗墟等神圣景观生发出来。《山海经》记载的一系列上帝之迹（帝之下都、帝之密都、帝之搏兽之丘、帝之平圃、帝之囿畤）、群神之名（英招、陆吾、长乘、江疑、耆童、蓐收、红光），以及黄帝采玉于峚山、炎帝之女死后化为精卫、钟山之子化为鵕鸟等传说，所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些以圣地、地名和传说形式存在的神话。
神话的原始形态正是这些散落于神圣景观中的地名和传说，它们跟随自然环境生发和流传，而不是从开天辟地开始说起、按部就班展开的创世叙事。
读书周刊：《山海经》里的“神仙”“上帝”究竟是怎么来的？
刘宗迪：现实世界中不存在什么“神仙”和“上帝”，宇宙星辰、天地万物、风雨雷电都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和自然运动的现象。但古人不会这么看待世界，他们对星空大地、霹雳闪电和洪水暴雨肯定满怀敬畏和恐惧，他们想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但又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因此想象着有造物主操纵或鬼神作怪，于是就有了对于神的信仰，也就有了神话。追本溯源，所有民族、宗教崇拜的神最初都是自然现象，都源于对自然现象的想象和人格化。
《山海经》中提出有力的证据：太阳神叫“羲和”，“羲和”的本义就是阳光，“羲和生十日”指用甲、乙、丙、丁等十天干记旬的历法制度；月亮之母“常羲”生十二月，指以十二个月相变化周期为一年；星星之母叫“登北氏”，就是指北斗星，因为北斗星一直悬挂于北方夜空，所以古人称它为登北氏，它生了两个女儿叫“宵明”和“烛光”，也是两颗星星的名字；“羲和”“常羲”“登北氏”都是“帝俊”的妻子，帝俊是《山海经》中的至上神，是古人想象出来的宇宙主宰，也就是“上帝”。因为自然现象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古人想象出很多自然神，但这么多神没有统一的领导就会乱套，所以又想象出一个至上神“上帝”。
深入研究和了解神话、宗教，不仅不会让人陷入宗教信仰，反倒会让人摆脱宗教信仰，用科学的、历史的目光看待一切崇拜和信仰，把它们归结为自然、历史现象。
读书周刊：现代人了解上古先民的天文观和地理想象，意义何在？
刘宗迪：如今，天文学和地理学都成为专门的学科，一般人好像不必太关心。其实，天文学和地理学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知识，天文学告诉我们时间，地理学告诉我们空间，时间和空间是我们须臾不可或缺的知识，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离不开时间与空间，因此也离不开天文学和地理学。可以说，离开这两门学科给这个世界确立的时间和空间秩序，不仅我们会在世界上寸步难行，生活陷入混乱，精神也会方寸大乱，陷入混沌，整个世界瞬间就会崩溃，那就是神话中所说的天崩地裂。
《山海经》记载的丰富的原始天文学和地理学内容，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这两门知识最初的样子。在此意义上说，《山海经》具有哲学、认识论的价值。
从山东地理
到黄河流域的族群迁徙
读书周刊：您为什么说《众神的山川》是“投向古史学界的一块石头”？
刘宗迪：历史地理学界一般把《尚书·禹贡》视为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学经典，并基于《禹贡》认识中国上古地理版图。实际上，《山海经》的成书远远早于《禹贡》。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都是基于《禹贡》所记述的战国时期中国的地域范围理解《山海经》，把《山海经》当成对整个中国的地理记述。我的《众神的山川》一书的主要工作，就是推翻这一成见，证明《山海经》的地域范围远远小于人们的想象，它记述的主要是上古山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理。认识到这一点，上古史的一些重要事件、重要地点，比如夏墟、殷都朝歌、牧野之战的战场何在、上古黄河下游河道的走向等，都需要重新认识。
就拿上古黄河下游河道的走向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黄河贯穿中原地区，古人谈地理时往往以黄河为参照（如河南、河北、河内等），黄河的走向对于认识古书中的地理记载特别重要。但古代黄河经常改道，上古史料不全，所以历史地理学家特别重视研究上古黄河河道的走向。
《山海经》中经常提到的河水就是黄河，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即《〈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根据这些记载重建了一条其他书中从来没有出现的黄河下游河道，这条河道沿着太行山东麓在河北平原向东北流，在今天天津附近流入渤海。然而，对于黄河入海口，《大荒北经》有明确的记载，书中说在北齐之国附近有一座先槛大逢之山，“河、济所入，海北注焉”。河就是黄河，济就是济水，这里说得很明白，黄河是在齐国附近、跟济水并流入海的，这只能在山东北部、渤海西北的黄河入海口，今天的黄河入海口也在这个地方。
这条记载足以说明，《山海经》的黄河是在山东入海，而不可能在天津入海，因此也不能流经河北平原。谭其骧先生之所以把黄河的河道说得那样靠北，正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山海经》记载的地域范围是以山东为主。
读书周刊：您如何解释《山海经》中出现了那么多山东之外的地名？比如洛水、伊水、渭水、泾水等，这些地名显然不在山东。
刘宗迪：今天这些地名当然都在山东之外，实际上，正是有见于这些分布于中国各地的地名，人们才相信《山海经》讲的是中国地理。但是，地名是会迁徙的，地名跟着族群走，当住在一个地方的人们迁徙到其他地方，他们也会把故土的地名搬到新的家园，北美、澳洲的很多地名就是欧洲移民从欧洲老家带过去的。历史上有两次重要的巨变，导致《山海经》的地名从山东移植到其他地方，一是周人灭商，尤其是周公东征，导致原本居住于山东地区的大量东方古国或主动或被迫迁徙到了西方、南方，人们在搬家时，也把山东故土的地名搬到了新的家园。二是秦始皇统一中国，要对新开辟的疆域起名字，地名不能随便起，要有所依据，秦始皇那时候能看到的唯一一部古地理书，就是《山海经》，但秦始皇认为它讲的是整个中国的地理，因此就用《山海经》中的地名命名新开辟的郡县，于是把很多地名搬到了中国的四面八方。
读书周刊：《大荒经》中还记载了很多在山东之外的民族，比如肃慎、东胡、北狄、犬戎等，这些北方民族又与山东有何关系？
刘宗迪：山东人能搬家到其他地方，其他地方的人也可以搬到山东来。商周时期，大量北方民族进入中原，直到春秋时期，黄河下游地区还有众多的北狄、东夷和戎人活动，《大荒经》中记载的这些北方民族，就是商代进驻山东半岛的东北民族，东北民族通过庙岛群岛和渤海西岸，很容易迁徙到山东。
实际上，只有认识到《山海经》讲的是山东地理，才能正确认识上古时期的族群迁徙状况，也才能对上古交通有更为全面的认识。比如说，《大荒经》中记录的大人国里的人，姓釐，釐姓也就是莱姓，莱姓就是商周时期居住在山东半岛的莱夷，今天的蓬莱、莱州、莱阳、莱西乃至莱芜等就是古代莱夷留下来的地名。《大荒经》说大人国姓莱，说明莱夷身材高大，莱夷可能是来自北方的一个身材高大的族群。近年来，山东大学的考古学家发掘章丘焦家大汶口遗址，就发现了很多身材高大的遗骨，证明上古山东确实存在一个身材高大的民族。胶东人身高在全国最高，因为他们是大人国的后裔。
找到那把钥匙
找到万事万物的原理
读书周刊：您研究《山海经》时，没有料到它会成为热门大IP吧？
刘宗迪：我是从1998年在北师大跟钟敬文先生读博时才正式开始研究《山海经》的，那时候它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热。
我以前读过《山海经》，虽然读不懂，但对书中那些稀奇古怪的内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本科是学理科的，看待世界、包括看待一本书的目光大概跟纯粹文史出身的人有所不同，文史学者重阐释，善于将一个文本纳入已知的理论或知识体系中进行阐释，赋予其意义，而理科学者更重考据，相信万事万物都有个原理。看待一个文本要首先搞清这个文本自身的生成和结构，我相信古人不会瞎编乱造，书中那些稀奇古怪的内容肯定有其意义，一旦我们找到进入这个世界的钥匙，那些乍看起来稀奇古怪、莫可究诘的东西都会迎刃而解。
那时我读到著名科幻作家、天文学家郑文光先生写的《中国天文学源流》，书中提到《山海经》中记载的几座日月出入之山是古人用来观测太阳出入方位的原始天文坐标系，这一观点让我茅塞顿开，意识到可以从天文学和时间范畴来理解《山海经》。这一发现让我马上决定以《山海经》为博士论文题目。正好我的导师钟敬文先生也是《山海经》的终身粉，他老人家在年轻时代就立志研究《山海经》，从文化史的角度写了好几篇论文。他听说我要研究《山海经》，当然高兴了，从此我就掉进这个“坑”里了。当时，钟先生跟我说，《山海经》够我研究一辈子，我还不太相信，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一辈子都研究不完。
读书周刊：您这几年依次写了《失落的天书》《山海经的世界》《众神的山川》等著作，有的特别学术，有的表达方式又特别新潮，这是否反映了您对山海经的认识的不断深化？
刘宗迪：在与《山海经》有关的写作上，我试图两条腿走路，兼顾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学术论著方面，《失落的天书》《众神的山川》两本大部头是我计划中的《山海经》研究三部曲中的前两部，第三部准备研究《山海经》中的物质文化和文化交流问题。如果说第二部书把《山海经》的版图收缩到山东，我希望能在下一部书中，重新把它放回到更广阔的东北亚乃至欧亚交流的视野中。
《山海经》是一座华夏上古历史文化记忆的宝库，凭我自己是无法穷尽的，我希望自己的研究可以斩除长期以来覆盖于通往这座宝库的道路上的层层荆棘，然后把宝库的门打开一条缝，让人一窥这座宝库中的无尽宝藏，至于登堂入室，尽览宝藏，尚待后来者。
责任编辑：日升
古书《山海经》，近些年为什么这么火？或许人们觉得它是“怪物志”，就像鲁迅先生在《阿长与〈山海经〉》中所写，书里“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让幼时的他渴慕不已。
在学者刘宗迪（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眼里，《山海经》不仅是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学典籍，而且还是一部时间之书。它所呈现的四海八荒的空间格局和殊方异物的博物知识，是战国秦汉之际知识界赖以想象异域、构建世界的唯一的知识来源，而那些仅从地理学角度无法解释的内容，从天文学和时间范畴来理解，就会迎刃而解。
用现代科学知识“解码”古代宝书，让我们跟随《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及神话的重建》（以下简称：《众神的山川》），进入那个众神守护大地、星空与山峦交辉的“前华夏”世界。
记者 栾吟之
这是一份上古
“自然资源调查报告”
读书周刊：所有曾经翻阅过《山经》的读者，印象最深的可能都是书中触目可见的怪兽异鸟。但您的解释很让我信服。比如“柢山之鯥，鱼类而陵居，其状如牛，蛇尾有翼，身生羽毛，一身而兼具鱼、牛、蛇、鸟之形体……”您说柢山上的鯥只不过是穿山甲，因为上古时期博物学初创，尚未建立像现代生物分类学这样的语言体系与描述方式，更没有博物绘画术和照相术，按照当时的描述方式，形形色色的动物都被当成怪物。难怪读者会评价，您的一系列《山海经》相关著作“为怪物卸妆，为神话祛魅”。
刘宗迪：《山海经》是一部非常古老的书，也许是中国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一部书。但它长久以来被当作怪物志、妖怪谱、神话书，这些根深蒂固的成见障蔽了人们的眼目，阻挡了通往《山海经》世界的道路。想要真正找到进入那个古老世界的道路，必须扫除各种成见。
其实，《山海经》本身就是一幅“山中藏宝图”，也是一幅古人留下的时光地图。一旦读懂了它，不仅能按图索骥发现古人藏宝的地点，还能在这幅时光地图的引领下穿越时光，回到那个神秘的“前华夏”世界。所以，与其说我是给这本书“祛魅”，不如说我给这本书“复魅”，把涂抹在其上的那些无中生有的误解和浮夸去掉，恢复其真正的魅力。
读书周刊：我们要把《山海经》拆分为《山经》和《海经》分开解读吗？
刘宗迪：是的。《山海经》包括《山经》和《海经》两部分，两者虽有关联，但无论是内容、体例还是成书过程，都大不相同，它们原本是各自独立的两部书，因此要分开来谈。简单地讲，《山经》是一部自然地理博物志，而《海经》则是一部四海方国民族志，前者讲的主要是自然地理，后者则主要是人文地理。
读书周刊：那么先说相对易懂的《山经》，您是第一个给各种山川和怪物“拉清单”的人。
刘宗迪：为了全面理解这部书，一个办法就是列表、拉清单，一旦把书中记述的各类内容、事物列出一个完整的清单，书的性质就一目了然了。《山经》26篇，分别按照特定走向，依次记述了将近500座山峦、200多条河流，以及生活、蕴藏于这些山、川中的数百种兽类、鸟类、鱼类、蛇类动物和植物、矿物等，头绪分明、脉络清晰，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自然资源调查报告。
《山经》的作者是最早的自然探险家，他在崇山峻岭、深谷密林中独自探险，所到之处，猛兽潜藏、毒蛇出没、怪鸟来往，但他保持着冷静，以科学家一样敏锐、细致的观察力和会计师一样条理分明的记录能力，系统地梳理出一份山川自然资源的地理博物志。
山川是自然资源宝库，古人更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所以无论古今中外，国家都重视对自然资源的调查与开发。在《山经》成书的上古时期，一定不乏此类国土物产志或山川博物志，但这种文献属于官方文书，只是写给相关部门的官员看的，而不是给一般人阅读的。这些档案或账本藏于官府，不会流传于民间，由于改朝换代、古国覆亡，此类文献大都随之散失，《山经》可能是唯一有幸流传下来的。
读书周刊：《海经》也是一部类似的“调查报告”吗？
刘宗迪：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海经》包括《海外经》和《大荒经》两部分，它们都是“看图说话”，是对古地图中画面内容的描述和解释，这幅地图非常古老，当出现于商代晚期。西周、东周时期，这幅地图大概也是一直藏在秘府，一般人看不到，到了战国时期，王纲解纽，官府图籍散布民间，这幅图才被当时的学者看到，为了便于抄录、传播，有人将图画转写为文字。因为图画不利于复制、传播，所以只有文字传了下来。这部书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古史地理信息，对于上古历史地理研究非常重要。
读书周刊：既然在您看来《山海经》这么有价值，那为什么后来的地理学家都不太重视它？
刘宗迪：首先是因为书中充斥着众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神灵物怪、海外异人，内容光怪陆离，驳杂夸诞，所以人们都把它当成海外怪谈来看，没当成正经书。其次，就算有人认识到这部书的地理学价值，但由于对它的地理记述方式、地理范围等问题缺乏科学的认识，因此也无法正确估价这本书的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史料价值。
神话背后的
原始天文学和地理学
读书周刊：您的概括很有意思——《山海经》构建了一个以上帝为中心、以天地山川群神为主体、以祭祀为表达形式、以地理景观为依托的原始宗教地理学体系，与这种体系相伴的许多原始神话，或许正是我们了解我们的先民的一把钥匙吧？
刘宗迪：《山海经》记载的众多上帝栖居之地和众神司掌之山，都是上古宗教祭祀的圣地，是古人祀神祭天的地方。这些场所被古人选作圣地，自然源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独特景观。圣地一旦被选定，就被赋予了神圣性，这种神圣性借由祭坛、神庙、碑石等人工建造的方式被标识，与周围广袤的山川大地区别开来，作为世世代代朝圣、祭拜的场所。
圣地的意义诉诸神话，流传于世的许多传说从圣地、神庙、遗墟等神圣景观生发出来。《山海经》记载的一系列上帝之迹（帝之下都、帝之密都、帝之搏兽之丘、帝之平圃、帝之囿畤）、群神之名（英招、陆吾、长乘、江疑、耆童、蓐收、红光），以及黄帝采玉于峚山、炎帝之女死后化为精卫、钟山之子化为鵕鸟等传说，所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些以圣地、地名和传说形式存在的神话。
神话的原始形态正是这些散落于神圣景观中的地名和传说，它们跟随自然环境生发和流传，而不是从开天辟地开始说起、按部就班展开的创世叙事。
读书周刊：《山海经》里的“神仙”“上帝”究竟是怎么来的？
刘宗迪：现实世界中不存在什么“神仙”和“上帝”，宇宙星辰、天地万物、风雨雷电都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和自然运动的现象。但古人不会这么看待世界，他们对星空大地、霹雳闪电和洪水暴雨肯定满怀敬畏和恐惧，他们想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但又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因此想象着有造物主操纵或鬼神作怪，于是就有了对于神的信仰，也就有了神话。追本溯源，所有民族、宗教崇拜的神最初都是自然现象，都源于对自然现象的想象和人格化。
《山海经》中提出有力的证据：太阳神叫“羲和”，“羲和”的本义就是阳光，“羲和生十日”指用甲、乙、丙、丁等十天干记旬的历法制度；月亮之母“常羲”生十二月，指以十二个月相变化周期为一年；星星之母叫“登北氏”，就是指北斗星，因为北斗星一直悬挂于北方夜空，所以古人称它为登北氏，它生了两个女儿叫“宵明”和“烛光”，也是两颗星星的名字；“羲和”“常羲”“登北氏”都是“帝俊”的妻子，帝俊是《山海经》中的至上神，是古人想象出来的宇宙主宰，也就是“上帝”。因为自然现象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古人想象出很多自然神，但这么多神没有统一的领导就会乱套，所以又想象出一个至上神“上帝”。
深入研究和了解神话、宗教，不仅不会让人陷入宗教信仰，反倒会让人摆脱宗教信仰，用科学的、历史的目光看待一切崇拜和信仰，把它们归结为自然、历史现象。
读书周刊：现代人了解上古先民的天文观和地理想象，意义何在？
刘宗迪：如今，天文学和地理学都成为专门的学科，一般人好像不必太关心。其实，天文学和地理学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知识，天文学告诉我们时间，地理学告诉我们空间，时间和空间是我们须臾不可或缺的知识，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离不开时间与空间，因此也离不开天文学和地理学。可以说，离开这两门学科给这个世界确立的时间和空间秩序，不仅我们会在世界上寸步难行，生活陷入混乱，精神也会方寸大乱，陷入混沌，整个世界瞬间就会崩溃，那就是神话中所说的天崩地裂。
《山海经》记载的丰富的原始天文学和地理学内容，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这两门知识最初的样子。在此意义上说，《山海经》具有哲学、认识论的价值。
从山东地理
到黄河流域的族群迁徙
读书周刊：您为什么说《众神的山川》是“投向古史学界的一块石头”？
刘宗迪：历史地理学界一般把《尚书·禹贡》视为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学经典，并基于《禹贡》认识中国上古地理版图。实际上，《山海经》的成书远远早于《禹贡》。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都是基于《禹贡》所记述的战国时期中国的地域范围理解《山海经》，把《山海经》当成对整个中国的地理记述。我的《众神的山川》一书的主要工作，就是推翻这一成见，证明《山海经》的地域范围远远小于人们的想象，它记述的主要是上古山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理。认识到这一点，上古史的一些重要事件、重要地点，比如夏墟、殷都朝歌、牧野之战的战场何在、上古黄河下游河道的走向等，都需要重新认识。
就拿上古黄河下游河道的走向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黄河贯穿中原地区，古人谈地理时往往以黄河为参照（如河南、河北、河内等），黄河的走向对于认识古书中的地理记载特别重要。但古代黄河经常改道，上古史料不全，所以历史地理学家特别重视研究上古黄河河道的走向。
《山海经》中经常提到的河水就是黄河，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即《〈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根据这些记载重建了一条其他书中从来没有出现的黄河下游河道，这条河道沿着太行山东麓在河北平原向东北流，在今天天津附近流入渤海。然而，对于黄河入海口，《大荒北经》有明确的记载，书中说在北齐之国附近有一座先槛大逢之山，“河、济所入，海北注焉”。河就是黄河，济就是济水，这里说得很明白，黄河是在齐国附近、跟济水并流入海的，这只能在山东北部、渤海西北的黄河入海口，今天的黄河入海口也在这个地方。
这条记载足以说明，《山海经》的黄河是在山东入海，而不可能在天津入海，因此也不能流经河北平原。谭其骧先生之所以把黄河的河道说得那样靠北，正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山海经》记载的地域范围是以山东为主。
读书周刊：您如何解释《山海经》中出现了那么多山东之外的地名？比如洛水、伊水、渭水、泾水等，这些地名显然不在山东。
刘宗迪：今天这些地名当然都在山东之外，实际上，正是有见于这些分布于中国各地的地名，人们才相信《山海经》讲的是中国地理。但是，地名是会迁徙的，地名跟着族群走，当住在一个地方的人们迁徙到其他地方，他们也会把故土的地名搬到新的家园，北美、澳洲的很多地名就是欧洲移民从欧洲老家带过去的。历史上有两次重要的巨变，导致《山海经》的地名从山东移植到其他地方，一是周人灭商，尤其是周公东征，导致原本居住于山东地区的大量东方古国或主动或被迫迁徙到了西方、南方，人们在搬家时，也把山东故土的地名搬到了新的家园。二是秦始皇统一中国，要对新开辟的疆域起名字，地名不能随便起，要有所依据，秦始皇那时候能看到的唯一一部古地理书，就是《山海经》，但秦始皇认为它讲的是整个中国的地理，因此就用《山海经》中的地名命名新开辟的郡县，于是把很多地名搬到了中国的四面八方。
读书周刊：《大荒经》中还记载了很多在山东之外的民族，比如肃慎、东胡、北狄、犬戎等，这些北方民族又与山东有何关系？
刘宗迪：山东人能搬家到其他地方，其他地方的人也可以搬到山东来。商周时期，大量北方民族进入中原，直到春秋时期，黄河下游地区还有众多的北狄、东夷和戎人活动，《大荒经》中记载的这些北方民族，就是商代进驻山东半岛的东北民族，东北民族通过庙岛群岛和渤海西岸，很容易迁徙到山东。
实际上，只有认识到《山海经》讲的是山东地理，才能正确认识上古时期的族群迁徙状况，也才能对上古交通有更为全面的认识。比如说，《大荒经》中记录的大人国里的人，姓釐，釐姓也就是莱姓，莱姓就是商周时期居住在山东半岛的莱夷，今天的蓬莱、莱州、莱阳、莱西乃至莱芜等就是古代莱夷留下来的地名。《大荒经》说大人国姓莱，说明莱夷身材高大，莱夷可能是来自北方的一个身材高大的族群。近年来，山东大学的考古学家发掘章丘焦家大汶口遗址，就发现了很多身材高大的遗骨，证明上古山东确实存在一个身材高大的民族。胶东人身高在全国最高，因为他们是大人国的后裔。
找到那把钥匙
找到万事万物的原理
读书周刊：您研究《山海经》时，没有料到它会成为热门大IP吧？
刘宗迪：我是从1998年在北师大跟钟敬文先生读博时才正式开始研究《山海经》的，那时候它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热。
我以前读过《山海经》，虽然读不懂，但对书中那些稀奇古怪的内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本科是学理科的，看待世界、包括看待一本书的目光大概跟纯粹文史出身的人有所不同，文史学者重阐释，善于将一个文本纳入已知的理论或知识体系中进行阐释，赋予其意义，而理科学者更重考据，相信万事万物都有个原理。看待一个文本要首先搞清这个文本自身的生成和结构，我相信古人不会瞎编乱造，书中那些稀奇古怪的内容肯定有其意义，一旦我们找到进入这个世界的钥匙，那些乍看起来稀奇古怪、莫可究诘的东西都会迎刃而解。
那时我读到著名科幻作家、天文学家郑文光先生写的《中国天文学源流》，书中提到《山海经》中记载的几座日月出入之山是古人用来观测太阳出入方位的原始天文坐标系，这一观点让我茅塞顿开，意识到可以从天文学和时间范畴来理解《山海经》。这一发现让我马上决定以《山海经》为博士论文题目。正好我的导师钟敬文先生也是《山海经》的终身粉，他老人家在年轻时代就立志研究《山海经》，从文化史的角度写了好几篇论文。他听说我要研究《山海经》，当然高兴了，从此我就掉进这个“坑”里了。当时，钟先生跟我说，《山海经》够我研究一辈子，我还不太相信，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一辈子都研究不完。
读书周刊：您这几年依次写了《失落的天书》《山海经的世界》《众神的山川》等著作，有的特别学术，有的表达方式又特别新潮，这是否反映了您对山海经的认识的不断深化？
刘宗迪：在与《山海经》有关的写作上，我试图两条腿走路，兼顾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学术论著方面，《失落的天书》《众神的山川》两本大部头是我计划中的《山海经》研究三部曲中的前两部，第三部准备研究《山海经》中的物质文化和文化交流问题。如果说第二部书把《山海经》的版图收缩到山东，我希望能在下一部书中，重新把它放回到更广阔的东北亚乃至欧亚交流的视野中。
《山海经》是一座华夏上古历史文化记忆的宝库，凭我自己是无法穷尽的，我希望自己的研究可以斩除长期以来覆盖于通往这座宝库的道路上的层层荆棘，然后把宝库的门打开一条缝，让人一窥这座宝库中的无尽宝藏，至于登堂入室，尽览宝藏，尚待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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