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甸甸的回望

当年从都市下乡到农村以后，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扮演”的角色是多侧面的。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的。就是说，在贫下中农面前，我们是受教育者，要改造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然而，农村并不都是贫下中农，也有“地富反坏右”，在这些“阶级敌人”面前，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就没有区分了，都是专敌人政的“无产阶级力量”。若要说还有点儿什么不同的地方，那就是知识青年比贫下中农有文化，能写批判稿，能出黑板报，能刷大标语，因此一到要与“敌人”斗的时候，冲在前头的往往不是贫下中农，而是“朝气蓬勃”的知识青年。然而，这一“冲”，便必然会留下了一些终生难忘的痛楚和深深的内疚……
        那个年代的事情，现在说起来是多么的不可理喻。比如，毛主席发表最新批示了，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在欢庆的时候，就必须把“地富反坏右”看管起来，以防他们“乱说乱动”。再比如，上面布置下来要批个什么“思想”或什么“主义”，那也必须“上挂下联”，把当地的“地富反坏右”当作“活靶子”等等。如此这般弄“顺”了，连生产队里出了点什么屁大的事儿，也都“上行下效”，非得把根子挖到眼眉前那几个“可怜”的“阶级敌人”身上不可——否则，怎么叫“有无产阶级觉悟”，怎么叫“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呢？
        我下乡的那个连队，有两个“阶级敌人”，一个是姓李的“地主”，不过一点“富有”的迹象也没有，无论穿、吃和贫下中农都差不多。他年约50岁，身体很结实，很会干活，每天上工前十分八分钟，他准保已经蹲在连部门前那块空地的一角，默默地抽着自己卷的旱烟。他平时话很少，可在人不多的时候，且又是比较相熟的人，也还是有一些话的，而且大都说得比较在行。另一个是姓梁的“国民党文职人员”，年纪不小，约莫有60来岁，小个子，干巴瘦，说话一口京腔，俗称“老梁头”。他原来不在我们农场，“珍宝島事件”发生后，为了防止这些“阶级敌人”和“苏修帝国主义”“里应外合”，便把他们从边境地区的落脚点撤到了我们这个“内地农场”，我们连队于是分到了这位“国民党”。这个小老头，不像那个“地主”寡言，他文化不低，家里可能还有收音机和书籍之类的东西，知道的事情不少，常主动和知青搭茬，探讨对一些地理、历史等和政治关系不大的问题的看法，当然措词很谨慎，也很有分寸。他有一个女儿，不知为什么才十几岁，在连队小学读书。教书的大多数都是知青，由于这孩子聪明好学，又有礼貌，平时穿着也干净利落，在孩子中很出众，因此老师们都很喜欢她，也能感觉出她的“家教”不错。在平时，这两个“敌人”和大家差不多，一样上工收工，至多有收尾的活让他俩多干一会儿，或者厕所满了的时候由他俩“包干”了；只是到了有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比如开批判会啦什么的，他俩就得在一旁蹶着——担当起“阶级敌人”的“角色”了。我们下乡的时候是上世纪60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正在峰头上，“大形势”迫使我们必须绷紧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可实在说，时间长了，我们知识青年对这两个敌人并没有多少反感，因为他俩“老老实实”，从没出格的地方，不像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有刻骨仇恨的人。那个“地主”不仅活干得好，干活的家什也收拾得利索，我曾问他借过一把镰刀，那镰刀割起庄稼来特别好使，后来竟没有“舍”得还他，他也很和气地没有催要。而那“国民党”，由于满嘴文化味，倒也喜欢听他聊。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他俩的“戒备”心理则是从来没有放松过——他们是敌人，我是人民——这个界线是丝毫不能模糊的——多么矛盾的混合体啊！一方面，从感情上可以接受他们；另一方面，从理念上又必须排斥他们。可他们到底是不是敌人呢？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但在那个年代，我们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因为坏人就是坏人，而且是组织上定的，能怀疑吗？怀疑了不就是立场问题了吗？——如今想起这些，真觉得不可思议！
        离开农场20余年后的一个夏天，我重访了那片黑土地。回到连队，在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房舍和街道间穿行着、寻觅着。在一排土房前，有几个妇女在选苞米种。没等我走近，一个30来岁的妇女站了起来，看着我，她显然是认出了我，我也一下子认出了她——那个已经长大了的“国民党”的女儿。我忙走近她，不由自主地第一句话就是：“你父亲怎么样了？”她微微地低下了头，轻声说：“死了。”紧接着，她又说：“我父亲早就平反了，也落实了政策，按规定我还可以回北京，可我已经成家，有了孩子，回去也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她眼圈红了，显然又想起了过去那些漫长而又沉重的岁月。我无言以对。我知道，尽管当时知青老师喜欢她，可她心里的那份暗淡是谁也抹不去的，她聪明，因而也敏感，感觉得出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如今，她父亲的“问题”是了结了，可父辈那曾经有过的“问题”对这位孤女及其后代所造成的影响恐怕还要长久地持续下去……
        我又打听那位“地主”。连里的人说，他也早平反了，回山东老家安度晚年去了。听到这，我似有了却了一些轻松感。
       如果说在连里的两年多时间里，在对待两个“阶级敌人”的心态上，留下了些许痛楚的话，那么，后来在调到团部宣传股工作期间，在与一位有所谓“历史问题”的文艺工作者打交道的过程中，留下的便是深深的内疚了。
       他和我们连里那个“国民党”一样，也是从边境地区的一个劳改农场“撤”过来的。他从北京的一个文艺单位发配到北大荒“劳改”，是因为他解放前还不满20岁的时候曾在国民党的一个文艺团体里混过几个月。尽管后来弄清楚，那是生活所迫，为了混口饭吃，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他那几个月都干了些啥“说得清”吗？
      事情是团里要搞文艺汇演引起的。那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重视文化工作，加上知青又多，所以文化生活还是比较活跃的。团领导指示要搞出一台质量高一些的文艺节目。要有好节目，就要有好本子、好导演。有人建议，一连有个老文艺工作者是行家，何不请他来帮帮忙。实在是怕搞不出好节目，老宋被从地里找来了。他不到50岁，着一身退了色的蓝布衣裤，戴一顶也是蓝色的旧布帽子，显得很朴实。他很卖力，似乎很珍惜这来自不易的机会。他在我们宣传股的一张办公桌上一连趴了十几天，苦苦地构思写作，终于拿出了一个5幕歌剧本子《北大荒之歌》。看得出，完稿的时候他很兴奋，可他尽量不让这情感表露出来。半个月后，歌剧排练就绪。正逢团里召开学大寨会议和举办理论学习班，于是决定公开彩排。说心里话，我和团机关有些青年一样，多少有些怀疑：这么一个历史上有问题的人，能写出什么好节目来？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态，我们走进了俱乐部。随着音乐声起，剧情慢慢展开：1958 年从部队转业的老北大荒人和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在唤醒沉睡千年的一片荒原的战斗中，紧密团结，不畏艰苦，终于筑起了一条万米堤坝，使荒原一改旧貌，变成了富有的粮仓……看得出，这是以1970年冬季全团万人会战兴修水利为素材创作的。我参加了那场战斗，熟悉那段生活。随着剧情，我不知怎么搞的，渐渐地解除了“思想武装”，还情不自禁地进入了“角色”。特别是剧的结尾，农场领导高举着丰收喜报，要到北京去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报喜时，舞台上丰收歌、丰收舞、丰收锣鼓喧天响，形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说心里话，这确实表达出了我们当时“战天斗地、其乐无穷”的豪情。当幕布徐徐拉拢的时候，我和不少观众一起鼓起掌来。
        回到宿舍，有知青战友问我：“看出问题了没有？”我这才“醒过腔来”，想起了被遗忘的“思想武装”，忙掩饰说：“让我想想。”这时，另一个知青战友匆匆破门而入，带来了“最新消息”：“还是理论班的那些青年有眼光，他们说这个剧没有写阶级斗争！”一听这话，宿舍里好几个知青战友这才恍然大悟，七嘴八舌地说：可不是吗，剧里只有开荒生产，没有表现阶级斗争这个重大主题；还有，谁是一号人物，谁衬托谁；音乐有没有问题……
        经过这么一番争论，“阶级斗争”和神圣的“三突出”原则战胜了一切，那个剧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而老宋呢？像刚出土的幼苗突遭暴风雨的袭击，简直被打闷了。他重又回到了他所在的一连，操起了务农的家什……
       后来我调到省城工作。不知怎的，一碰到农场来的人，总要打听老宋的情况。那回老宋回连队后，心情不好，家里不慎又失了火，什么也没抢出来，老宋就抱出了一摞剧本，那里面会不会有《北大荒之歌》呢？后来，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彻底平反了，回到了北京。听说还出版了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专著，是有关演员的舞台创造艺术……每当听到有关他的好消息，我都为他高兴，同时，也在心里默默地请他原谅，请他不要记挂当年由于我们的无知和幼稚而给他的心灵造成的伤痛……
       可在请他不要记挂的时候，我自己却怎么也忘不了那“内疚”的一幕；也常常能感觉到因对待连里两个“阶级敌人”而留在心里的那隐隐的“痛楚”。
       好在经历都是财富。它们不会“白过”，它们时时在你心里出现，让你比照着行进在以后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