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十八个月
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崔伟星 时间:2023-11-13 点击:
看到这张当年我们意气风发去固镇插队的老照片，仿佛又让我回到了当初。
我是1974届华山中学毕业生，我是自觉自愿淌入上山下乡这条河的。1975年3月5日，我们扛着红旗、唱着战歌，意气风发地来到安徽省固镇县仲兴公社丁庙大队张北生产队，开始了插队生涯。1976年9月5日因故离乡返沪，竟然正好是18个月。然而，我却创造了两项“记录”：第一，我是我们这批知青中插队时间最短的；第二，我也是一次性待在农村时间最长的，因为在丁庙的整整一年半里，我没有回过一次家。
我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秉承实业救国理念的父亲，虽然在建国后饱受历次运动的困扰，依然将他的理想与希望，寄托在作为家中独子的我身上。而我的大姐，是1967届中学生，已在1969年插队在安徽省固镇县任桥公社。根据当时的政策，我是可以留在上海的，并已收到了上海电线二厂的通知书。但是青春的激情、理想的情怀，一次次地点燃起我胸中的火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伟人的激扬文字是我们的青春的宣言。我义无反顾地要求去农村、去最艰苦落后的乡村插队。
轩然大波在家中掀起，父亲伤心至极，从学校取回我的决心书坚决扣住，以令人窒息的无言来对付我这“不雕朽木”。母亲眼泪不断，无法理解我这“不孝之子”的行为。特别是她曾经去过固镇姐姐插队的地方，亲眼目睹了那里的落后与贫穷，“烂泥房子，窗也无没格，一只只黑洞洞眼，里厢墨赤里黑，日子苦是苦煞”，实在不明白我为何还要重蹈姐姐的前辙。年轻人有逆反心理，父母的反对，反而增添了我的决心，以为这都是习惯势力、落后势力。天将降大任于我，冲破习惯势力、落后势力的包围是我走向成功的第一步。针对母亲最担心“你吃不了苦的”威吓，我毅然一周不食荤菜，决心用事实证明“我是吃得起苦的”。
就这样，抗争以我的“胜利”而告结束，我顺利地迁出了户口，顺利地来到丁庙，开始了“教育农民、改造农村”，进而“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的豪迈征程。
随着时间的延续，我逐步抛弃了当初那些不切实际，充满理想色彩的想法，沉下身子与社员打成一片，竟然经历了许多人生的第一次经历：
第一次抽烟。丁庙种烟叶，社员也都有抽烟的习惯，不但男人抽，女人一旦结婚生孩子后，也就百无禁忌了。社员抽烟又买不起香烟，除非需要办事来客，一般土气些的抽烟袋，“洋气”些的自己卷烟。我人生吸的第一支烟是队长给我的，记得是在开队委会时，他裁好纸，卷了一支喇叭烟递给我，“小崔，你尝尝”。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既然来农村了，就要和农民打成一片，就要有和他们一样的生活习惯。于是，点着烟猛吸一口，结果呛得咳了好一会，但心里乐滋滋的，好像自己又爬过了一道坎。
第一次喝醉酒。如果说吸第一支烟是来自善意的友情，那么我的第一回醉酒，像是陷于“卑鄙”的阴谋。那时队里有派性，人也有私心，“心怀鬼胎”的会计、记工员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做些手脚，徇私舞弊。当时张北的会计是属于另一派的，平时我们都比较客气，也没啥私人来往，这天他“反常”了。我到他家里算工分对账，他殷勤地拿来白干酒，弄一点花生米，不停地倒酒给我喝。此前我可是从来没有沾过酒，这下子就碰上了60度的老白干，几杯下去我就彻底醉了。当我醒来时，帐全部已被会计“算清”了。至于是否真的是“阴谋”，其实我至今依然未“酒醒”。
第一次骑马。1976年春天，从内蒙古军马场下放了一批军马，我们生产队也分到了2匹，成了稀罕的宝物。平时只在电影里看过扬鞭跃马的镜头，此刻有机会“身临其境”，那是多么潇洒的事呀。于是凭借知青的特殊身份，我终于软磨硬抗地骗得了骑马的机会。我高兴地跨上马背，一松缰绳，两腿一蹬，“驾”的一声，军马放开四蹄奔驰在淮北大地。风呼呼地在耳边吹过，大关杨一棵棵向后飞去，我豪情万丈，不由放声高歌了起来。可是不一会就不对劲了，尾椎骨与屁股先是麻木，再是刺疼，一会完全不能沾马背了。我不自觉地拉紧了缰绳，微颤颤地抬高臀部，龇牙咧嘴地回到了牲口棚。下来都不能走路了，光板子军马把我屁股都磨烂了，我第一次骑马的豪情全没了。
第一次补衣服。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此话在家时理解不深，出了门就知道了重要性。在农村干活最费的是裤子和鞋子，使铁锨，蹬铁锹，没几天就裤膝烂了，鞋子破了，于是缝补就成了常活。下去没多久，我的裤子就磨烂了，于是抽个空我也学起了补衣服。穿针当然不在话下，剪一块布也很利索，缝上去可就太难了。不但针脚粗，线歪扭，缝了半天拿起来一看，坏了，前后片缝在一起了，真是哭笑不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功”呀，幸好小薛把我的裤子接了过去，没几下就补好了，后来她还教会了我套被子，否则真要盖棉絮了。
第一次住牛棚。1976年8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整个国家为之震惊。丁庙也不例外，许多社员家中也搭起了防震棚。为了及时预报地震的发生，保护集体和社员人身财产安全，从上到下“土洋结合”、群策群力，采取各种方式做地震预报。据说动物对地震的敏感度高于人类，大队也土法上马，安排我们知青观察牛羊牲畜的反应，张北队派我到牛棚值班。我身负重任住进了牛棚，两眼叮着老牛的反应，决心绝不错过一个微小的细节，将集体和社员的安危置于第一重要。盛夏的牛棚里闷热难闻，花生米大小的牛虻和“嗡嗡”的苍蝇四处乱飞，老牛慢吞吞地咀嚼着草料，不时甩动几下尾巴，驱赶身上的虫蝇。它吃饱了，蠕动起胃慢慢反刍，“哗”的一大泡尿水从身下飞泄而出，溅在地面像一条污浊的河流。紧接着，“啪”地一大堆牛粪落地，顿时骚臭味扑鼻而来，令人窒息反胃欲吐。我实在憋不住了，冲出牛屋大口喘气，真不想再踏进牛屋半步，可是心里惦记着地震预警，一咬牙又回到牛屋，“安危系我身，责任大于天”，我敢不尽责吗？
还有许多第一次，就不再一一细数了，都长留在我记忆中。
1976年9月初，一封家信彻底打乱了我在丁庙的生活，妈妈查出了重病。得到消息，我顿觉五内俱焚。18个月，我同妈妈刚刚分别18个月呀，在我离开时，妈妈虽然忧心忡忡，却还是健康的，精神矍铄地撑起整个家。如今，妈妈却突然地倒下了，难道是因为我的缘故，让妈妈伤心过度而染上沉疴？我不敢再想下去。18个月了，我竟然如此心硬，不回上海，不回家探望一下妈妈。我是怕见到妈妈责备的目光，是怕妈妈看到我而伤心，还是怕自己脆弱，见到了妈妈，会没有勇气再回丁庙？反正一切，都是源自于我的自私与无能，为了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竟然深深地伤了父母双亲的心。此刻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跑到背人处让眼泪尽情流淌。我不能再多逗留一分钟了，我的心飞到了上海、飞到了妈妈身边。我决心要用我的孝心与良知，来陪伴妈妈战胜病魔。
第二天一早，我匆匆离开了丁庙，离开了18个月来为之流汗、为之奋斗，曾期望度过一生的贫瘠的土地和善良的乡亲。当时我信誓旦旦地表示，一旦妈妈康复，我将立即回来。
就这样阴差阳错，我结束了18个月的插队生活。但它在我青春经历、人生道路上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永不消退。
作者简介：崔伟星，上海市华山中学1974届毕业，1975年2月到安徽省宿县专区固镇县仲兴公社丁庙大队张北生产队插队。1976年9月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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