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要死要活”走下去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高渊 时间:2023-09-01 点击:
■首席记者 高渊
要想做好一件事，就要有“要死要活”的劲头。“要死”就是要下死功夫；“要活”就是要把死的材料灵活运用。“要死”是方法，“要活”是目的，活了就成功了
曹可凡：江苏无锡人，1963年7月27日生于上海，1991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获硕士学位。1987年开始业余参与主持电视节目，1995年任东方电视台专职主持人，1997年获全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现任上海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同济大学客座教授。
36年前，上海电视台举办大学生主持人大赛，24岁的上海二医大学生曹可凡就此走上荧屏。1993年，东方电视台开播，30岁的曹可凡兼职加盟。两年后，他辞去二医大的教职，正式成为专业主持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曹可凡是上海电视的一个符号，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电视事业的纯真年代和黄金年代，他的主持生涯也随着电视的发展经历了多次重要转型。
一场马拉松的访谈
高渊：今年是你主持的《可凡倾听》20周年，在国内电视谈话类节目中，这么长寿也算现象级了吧？
曹可凡：确实是凤毛麟角。20年前之所以想做这档节目，直接原因是当时一批文化老人相继逝去，像吴祖光、施蛰存、英若诚等都结伴走了。那年还伴随着非典疫情和美伊战争，我心情很沉重，就想尽量记录点东西，留给后人。
于是我写了份策划书，交给我的上司滕俊杰。他很支持我的想法，但不认可我取的栏目名《与大师对话》。他觉得，“大师”很难定义，有些人众望所归，也有些人可能会引发争议，而且“大师”肯定越做越少，如果做了几年做完了，这个节目是不是就要关门了？
高渊：怎么想到的《可凡倾听》？
曹可凡：节目名字我纠结了好久，后来是我的好朋友、华东师大的王群教授灵光一闪，想出了“可凡倾听”。
在当时中国电视圈中，用主持人的名字来命名栏目的还不多见，但这能体现主持人的标识地位，有利于推广。更重要的是，相比于“对话”，“倾听”更能体现“以嘉宾为主”的制作理念，这档节目不是让观众听曹可凡喋喋不休的，我的职责是引出嘉宾更多的精彩故事和人生感悟。我们后来发现，这算是搭准了谈话类节目的主脉。
高渊：名字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内容，第一炮打响了吗？
曹可凡：差点打了“哑炮”。当时台领导拍板决定开设《可凡倾听》时，距离开播不到一个月。我心里很紧张，就只能从最熟悉的文化老人开始做。漫画家丁聪成了我的首选，他社会知名度高，为人和善，而且视我为“忘年交”。
我拨通他的电话，叫了声“小丁爷叔”，老人虽然刚做了胰腺切除手术，但经不住我一番好言相劝，就同意采访了。我马上赶到北京，走进他家“山海居”，发现他明显消瘦，精神却还好，见了我就说：“我过去除了蔬菜不吃，从来不挑食，只要是肉都吃。现在生了胰腺炎，肉不大能吃了，人倒是瘦了。”
见他言谈幽默，我喜出望外，摄制组马上布置好灯光、摄像机。开始采访才发现，老人语速很慢，而且不管问他什么，他都要从头说起。夫人沈峻被他称为“家长”，是个急性子，就打断他说：“丁聪简单点，不要啰啰嗦嗦！”老人不得不停下来，满脸无辜地对我说：“本来讲得蛮好的，现在只有再从头讲起，半当中讲，我讲不来的。”
高渊：那天的采访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曹可凡：那时候我缺乏采访经验，事先准备的问题很多很杂，弄得“小丁爷叔”气喘吁吁。等到采访结束，才发现竟然持续了5个小时。好在老人并不生气，还笑嘻嘻地跟我说：“既然弄得晚了，索性就留下来吃饭吧。”
我心存愧疚，连忙谢绝。老人凑到我耳边低声说：“‘家长’有规定，如果留客人吃饭，允许我喝一口老酒，吃几块瘦肉，你就算帮帮我忙。”听罢此言，我顿时眼眶湿润。
因为后期剪辑需要花很多时间，就没放在第一期播出。但那次采访是弥足珍贵的，后来我再去探望他，他已经叫不出我的名字了。
约到人是真本事
高渊：20年里，想必也遇到了不少比较难弄的受访者吧？
曹可凡：文化老人大都很有个性，像丁聪、程十发、黄永玉等以前就跟我熟识，都愿意帮忙。但有些老人跟我不熟，就难免要花些功夫了。
我初次拜访大画家叶浅予的时候，几乎要被老先生撵出家门。叶公自称“倔翁”，脾气倔是出了名的。而且他对媒体人的态度不大友好，据说因为当年跟一家媒体有点过节。那次我去拜访，身边有一位叶公的忘年交陪同，可当他听说我是来采访的主持人时，顿时没了好脸色，大喝一声：“对不起，我不欢迎！”吓得我通体透凉、满脸通红，不知该如何是好。
幸亏我有相熟的前辈画家帮忙，当叶公得知我是程十发、贺友直、戴敦邦的好友，再加上我还带着他的同窗挚友石伽先生的亲笔信，他的表情立刻慈祥了许多。
高渊：老先生们的帮忙属于“他助”，但要约到重量级的嘉宾，更多时候还是要靠“自助”？
曹可凡：确实，只靠“他助”没有“自助”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多年前我去北京，想采访文物专家王世襄，托了好几个朋友，但还是被他拒绝了。倒不是对我有意见，他就是不喜欢接受采访。过了几天我去黄苗子、郁风夫妇家，正好说到这事，黄苗子当场打电话给王世襄，说：“曹先生是我的朋友，也是丁聪的朋友，采访会很快的。”
王世襄让我接电话，他问我：“你想要采访什么？”我心头一急，马上说：“世人都说玩物丧志，可是您玩了一辈子，却实现了玩物立志，这是怎么做到的？”电话那头传来一句话：“今天下午两点到我家来！”
高渊：还有比王世襄更难约的人吗？
曹可凡：还真有好几位。比如2006年苏州博物馆新馆开馆，我听说设计大师贝聿铭要亲临现场，跟馆方沟通后，就带着摄制组赶了过去。没想到贝先生坚持不接受采访，我虽然无奈但又不想放弃，就天天跟着贝先生，保持四五米距离，绝不打扰。
跟了三四天，贝先生身边有一位高个子年轻人走到我面前，很礼貌地问我，天天这么跟着到底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是上海来的电视主持人，想为贝先生做个专访。那个年轻人面无表情地想了想说，明天下午贝先生在博物馆有个参观活动，你们就在他必经之路的休息室里等着。
第二天，果然就在说好的时间，年轻人引着贝先生走进休息室，他随后就出去把门关上了。贝先生一看房间里的灯光、摄像机，先是一愣，但他毕竟见过大世面，既然这样也就坐下跟我聊了起来。到采访结束，贝先生微笑着握手道别，等我们收拾好设备出门，看到走廊拐角贝先生正用英语很严肃地批评那个年轻人，大意是你怎么可以不经我同意，就为我安排采访。
高渊：那个采访我有印象，你跟贝聿铭全程是用上海话对话的。
曹可凡：因为一上来气氛有点尴尬，我就提议说上海话，贝先生连声说好，他小时候在上海生活了好几年，上海话比普通话说得好。
那次访谈虽然时间有限，但那年贝聿铭正好90岁，很有意义。更有意思的是，作家金宇澄后来跟我说，他就是看了这个访谈，产生了用沪语写一部小说的念头，《繁花》就此开始酝酿。
“菩萨心”与“挑战力”
高渊：你曾经说过，主持人要有“菩萨心”，我的理解是要与人为善。对主持人来说，这有多重要？
曹可凡：我一直认为，主持人成败的关键，是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菩萨心”。一个人无论拥有怎样高超的表达技巧和思维逻辑，只有心怀爱、善良与真诚，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主持人。
有些主持人喜欢以刻薄尖锐的方式，用咄咄逼人的口吻，将对方逼到墙角。好像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自身的才华。其实这种简单粗暴的提问方式，只会让采访对象厌恶，最终遭观众抛弃。而真正有人文情怀的主持人，则是舍“锐”取“温”，用最大善意和热忱，走入受访者心灵。
央视主持人敬一丹说过一件事，她去采访小煤窑的矿难，有人推荐采访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当时她提着瓦罐去给父亲送饭，父亲却没能走出来。从效果看，这当然极具悲情色彩，但敬一丹不愿为“泪点”而丧失新闻工作者的操守，拒绝了这个采访。
高渊：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可凡倾听》中的你，总是跟嘉宾谈笑风生。有些人就会觉得，如果过于温柔地对待嘉宾，会不会难以激发深层回应和思考？
曹可凡：我的访谈总体氛围确实比较好，但并不都是一团和气。其实，我经常对嘉宾提出质疑，当然前提是善意的。
比如采访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时，我当面对她说，在越剧圈里，有些人对她颇有意见，觉得她特别“革命”，甚至有点“霸道”，问她有没有听到过。她笑笑说：“我既不霸名，也不霸位，什么都不霸。过分率直是有的，可能尊重人家不够吧。人家要我圆滑一些，说你外圆内方不好吗？我说我圆不了，绝对圆不了。”
听她这么一说，我不禁跟她开玩笑：“你姓袁，做人却一点儿也不圆。”老太太连连点头称是。
高渊：有没有对嘉宾提出过更深入的质疑？
曹可凡：我曾对作家王蒙提出商榷，现在回想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时年届七旬的王蒙发表了新小说《青狐》，再度引发关注。在访谈中，我对他的新作提出了几点“不满足”。比如，他的小说主题相对单一，基本围绕反官僚，有重复倾向；小说在人物或器物的描述上，缺乏工笔画那样的细致入微。
面对我这个后生小子的咄咄逼人，王蒙多少有些意外，但他依然从容。对于主题单一，他毫不避讳：“这个是很可能的，一个人不管写了多少东西，实际上反映的还是自己灵魂里最关切的那一点。”对细节的描写，他也表示“有可能”，但解释说每一篇小说都有不同的特点，有的会重视器物的描写，有的更侧重于心态的变化，总之是“有粗有细”。我们的对话坦诚而真实，这是人物访谈中最需要的东西。
高渊：《可凡倾听》做了20年，你有没有一以贯之的原则或者理念？
曹可凡：这倒是确实有，归纳起来就是8个字，叫作“雅人俗做，俗人雅做”。这么多年我采访了上千位嘉宾，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大师、学者，他们一生醉心于事业，谈起专业头头是道，但对其他方面的事情，多少显得有些木讷，他们的访谈往往不易听，更不好懂。这时候，我们就要在“俗”上面做文章，避免过多谈论艰涩难懂的专业话题，要多讲一些生动有趣的小故事，让观众去感受他们的独特魅力。
而在采访文体明星时，我注意到他们大多是从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就会在访谈中营造人文色彩浓郁的氛围，引导他们谈谈人生感悟。这就是尽量把明星访谈做得雅致一些，哪怕会因为含蓄损失一些收视率，那也是栏目格调的体现。这些年有过很多谈话节目，大家都在讲故事，有的人讲得刺激，有的人讲得露骨，有的人讲得含蓄，各有各的格调。
人生比戏剧更有戏剧性
高渊：可能对很多观众来说，提到“曹可凡”三个字，首先想到的还是你主持的文艺晚会。当晚会的司仪型主持人，是不是你电视生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转型？
曹可凡：那是1988年的春天，那天我照例坐23路公交车去电视台录节目。我当时在电视台做两档节目，一档是我们十个获奖大学生轮流做的《我们大学生》，另一档是一个几分钟的垫片《诗与画》，用来凑其他节目时间的。
在公交车上，有个中年人拍了拍我肩膀，说：“你是曹可凡吗？”当时因为做节目的关系，马路上经常被人认出来，我没在意，就说是的。他又问我：“你会不会主持文艺晚会？”我说会的。他再问我：“你以前主持过晚会吗？”我说没有。他追问：“那你怎么说会的？”我说我在学校里主持过晚会，所以肯定会的。
没过几天，那人打电话给我，让我去电视台文艺部面试。我才知道那位是郑大里，上海电视台很有实力的导演，他的父亲是早年中国影坛著名演员、导演郑君里。去了吓一跳，这台晚会竟然是“上海国际电视节会歌评选晚会”，最终评选出的是经久不衰的《歌声与微笑》，而且现场直播。
高渊：那次转型顺利吗，有没有出现后来“可凡倾听”首访丁聪那样的状况？
曹可凡：那次的状况更严重，把现场的人都吓了一大跳。
晚会在普陀体育馆举行，舞台是临时搭出来的。那次场面很大，舞台搭了足足有2米高。站上台彩排时，我的脑袋是空的，巨大的追光打在脸上，视线一片模糊，往下偷偷瞟一眼，更是双腿发抖。导演一句“往后退”，我头也不回就倒退，“咣当”一下从台上掉了下来，摔在地上一动不动。
现场所有人都吓坏了，赶紧冲过来，万一摔坏了就是重大事故。他们慢慢扶我起来，我在身上东摸摸西摸摸，居然站起来了，稍微歇一会就继续排练。就在这样紧张的状态下，我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大型晚会主持。
在那之后，无论是圈内人还是圈外人，都知道这个每天晚上摇头晃脑念诗说画的小胖子，居然还能主持文艺晚会。
高渊：其实对你来说，人生中最重要的转型是从学医到当主持人？
曹可凡：那也是充满了戏剧性。我生在1963年7月，1981年参加高考，目标是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等考试成绩出来，距离二医大的最低分数线差了9分，但还好，我填报的第二志愿华东纺织工学院分院和第三志愿上海立信会计学校都能进。当时我已经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结果，很快就收到了华纺的录取通知书。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体检的时候太紧张，没能通过。
我就想直接工作了，但父亲坚决反对，只能复读一年，第二年终于考上了二医大。现在回头看，这一年复读的经历，恰恰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分水岭。正因晚了一年上大学，后来才有机会以“大学五年级学生”的身份，参加上海电视台1987年举办的大学生主持人大赛。如果上一年就考上了二医大，那么1987年时我六年级，已经分配到医院实习了；假如考进华纺，本科只需要读4年，1985年就毕业工作了；假如进的是立信，专科只需要读3年，1984年我就工作了。
所以很多时候，人生比戏剧更有戏剧性。
期待开好四扇窗
高渊：在你现在这个年纪，是否也要考虑，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曹可凡：很多年前，我采访过文坛老人施蛰存先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一生打开了文学创作、外文翻译、古文研究和金石之学四扇窗。我也想效仿老先生，开好我自己的四扇窗。
第一扇窗是主持。这扇窗已经开了30多年，我也从一个学医的青年人，慢慢成长为一名成熟的主持人。学医让我以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精神对待生命，而对一名主持人来说，也需要这种精神对待每一次出镜。
第二扇窗是演戏。这是一件有趣但又辛苦的事，我对待演戏并不是玩票，这几年演了不少配角。主持那条路我算基本走通了，演戏这条路能不能走通，我还不知道。
第三扇窗是带学生。我收的第一个“徒弟”是王冠，当时台领导希望我物色一个年轻主持人，重点培养一下。后来又陆续收了体育频道的刘鹏、台球女将潘晓婷、上海电台的李龙强、主持人雷小雪和沈寺良等人。电视主持艺术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它需要不断地传承发展，我作为一名还算成功的攀登者，怎能不把山顶的风景告诉后人？
第四扇窗是写作。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写东西。我经常会写点散文发表在报纸上，稿子多了就会出书，像《画外话》《悲欢自酬》等，最近还有一本新的集子《我要唱到永远》即将出版。第二种是跟王群教授合作编写主持理论书籍，其中《节目主持人语言艺术》的销量出乎意料地好。还有一种是我做的节目的文字版，像《可凡倾听》每年都会出一本书。
高渊：你的职业生涯经历了多次转型，如果用一句话归纳，其中的真谛是什么？
曹可凡：要想做好一件事，就要有“要死要活”的劲头。
“要死”就是要下死功夫，这是做好事情的前提。我最早主持《诗与画》，一次介绍一首诗、一幅画，也就几分钟时间，看着挺容易。但当时是一个月30期节目一次录完，而且没有提词器，要背这么多东西非常折磨人。最近主持经典文本围读节目《斯文江南》，则是阅读量极大，每期要看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的书稿，然后我精炼到6张纸，其中心血无数。
“要活”就是要把死的材料灵活运用，把节目做活，把现场气氛带活，把书写活，把戏演活，把新媒体传播用活。“要死”是方法，“要活”是目的，活了就成功了。
责任编辑：日升